侯孝贤导演电影之路 讲座日期：2007年11月5日 卓伯棠博士—— 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请到侯孝贤导演为我们做这个为期三天的大师班讲座，分享他在电影圈的创作经验。 20世纪70年代尾到80年代，台湾、香港以及内地几乎不约而同掀起一场电影艺术的革新运动——台湾新电影、香港新浪潮、内地第五代，侯导演便是当时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之一。他早期的电影很特别——讲他个人的故事开始，从个体出发，自己的生活、成长过程、喜爱的东西，等等，都是从这边引发出来的，是很私人化的电影书写。这同当时的香港电影是很不一样的，香港电影中很少有导演讲自己的故事，只有一两个，如方育平、许鞍华，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内地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更不是讲自己的，更多的是关照历史，从历史里面反映现实。这是那时候三地新电影很大的一个不同点。侯导演作者式的创作从最早的《恋恋风尘》、《童年往事》开始到近几年的《千禧曼波》、《咖啡时光》、《最好的时光》等，一路走来，都是有他自己的理念在背后延伸的。 所以如果我们掌握了侯导演（电影里面）所有的东西，再补充今天、明天、后天他（所讲但）没有在电影里面讲出来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大家提问他才讲出来的，我们便可以去完整地理解他和他的创作。当然，侯导演的电影基本上是他的全部，但除去电影大家想知道的，在这个大师班里面侯导演都可以和大家分享。现在，我就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侯导演。 侯孝贤导演—— 电影是拍出来的 各位好。其实呢，我还是一句老话——电影不是用讲的，电影是讲不通的，基本上电影实际上是要去拍的，你一直拍一直拍，你就会拍出电影来，而且会越拍越好。然后还有一个眼界，你一直看，看电影、看周遭的事物，你一直看一直看，你就会有一个眼界，所谓的鉴赏力。你有了鉴赏力，你的电影就会有一个高度，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你要通过你的眼睛才能交出这个片子。基本上这个看就是一个观察，看事物的方法。 其实我只会拍电影，并没有办法讲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通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行比较易，知比较难，所谓的知难行易，那是你在整个漫漫创作过程中才可以慢慢理解。所以我以下所要讲的东西，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下就知道这些。不是。它是在我拍了几部之后知道一点，又拍了几部之后知道一点，知道了一些，但是很快又模糊掉，随着年龄（的增长），拍了更多的片子后，才慢慢清晰起来。就像我们脑子里对城市的map（地图）一样，知识也是有地图的：意思就是你住香港住久了，脑子里就知道坐什么车到哪里，转什么车，很清楚，慢慢香港就清楚了，可能九龙也逐渐清楚起来。有这样的习惯和记忆之后，你去内地，去任何地方，在那边都可以很快用你的经验去延伸。拍电影也是这样。所以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特别的道理，是我个人的经验。就像卓老师刚刚讲的，有的人是从个人经验出发，有的学生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我没这个经验怎么办？其实任何形式的经验都可以。像有些人是从电影的共和国出来——像文学一样，有的人从文学共和国出来，有的人是写他的经验。你们假如看过内地很多当代的作家，比如说阿城、李锐、王朔……这些作家，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居住环境周边的每一户、每一人。但是假使他们要写现代，这样一个老辈作家要写现代都会的人与故事，他怎么写？都会是片段的、距离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探测到所有人的状态，你只看到了一种共通，你能不能描绘这个呢？有的人可以做到，有的人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需要在都会长期的累积，这种所谓的城市文明里面，你慢慢待久了，才会感受到都会的特色，才会有一种不同的角度，才能捕捉到。基本上，我感觉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域，这一块你要自己去发掘——怎么去发掘呢，待会儿我会讲，就像我前面讲的，它是慢慢开始的。 我基本上会给自己一个提问——我为什么会拍电影？而且我凭什么有那个能力和自信说我拍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前面做的时候你并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你慢慢就会明白。所以会回溯到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我会这样拍电影——我只好从头想起。因为要来讲这一课，不得不去想一想，不然……因为我也陆陆续续有这种讲课的经验，但基本上每次我都是讲讲讲就不知讲到哪里去了，然后回不到那个原定的题目，所以在这之前我还是给自己一个题目——就是从我自己开始。 《童年往事》——我的成长 可能你们都看过《童年往事》，都非常清楚。在1947年的时候，我父亲到台中来做事情。他本来是广东梅县的教育局长，参加省运会，碰到他同学，他同学要来台中市当市长，那是1947年的时候，他同学邀他来当主任秘书，我父亲就试试看，就过来了。他感觉台湾那个时候曾由日本统治，曾经是殖民地，刚刚光复，有许多配备，比如有自来水，所以写信回去，就把我们全家接过来了。我那时候4个月，被抱来的。现任台中市长还帮我找到过那个时候我父亲的委任状。从此我们一家迁来，1949年就回不去了。本来以为做一做事就要回去的，结果回不去了，回不去后就影响到我们的家庭。 这个影响比较严重的是我的母亲。我母亲以前在广东梅县是教小学的，她是高小毕业。那个时候的高小不像现在的小学，是程度比较高的，所以她可以教小学。她不能回去的结果就是后援全都没有了——朋友和亲戚的关系全都没有了，所以我母亲在台湾的这段时间比较郁闷，状态并不好。我母亲的状态又受我父亲状态的影响。我父亲以前是中山大学毕业，念的是教育，去汕头办报纸。以前办报纸不是像如今会有一个报馆，没有的，就是几个人，刻钢板，然后印，大概就是那种报纸，而且几个人要写一堆，所以熬夜得了肺病，后来就不能办报了，才回到广东梅县，他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到了台北，开始是因为潮湿。气管不好的人无法长期居住在台北，因为它会引起气喘。因此我父亲的气喘就时常发作，我们全家就不得不移到南部，但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了——有肺病，心脏也不好，长期住疗养院，所以他等于是两边跑，疗养院休息好了又回家，因此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往返，母亲带了一堆小孩。基本上那种情景。 从小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可以感受。我的个性又是往外跑的——为什么会呢，因为我是4月生的，第一个星座是所谓的白羊座，星座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其实是一种逃避，不想待在家里。后来我拍《童年往事》的时候，问我姐姐才知道，我母亲的颈部有个疤，很长的一条疤痕。在我们小的时候，以前的疤不会缝得很细致，是很粗的一条，而且那时也住过疗养院，那应该是个自杀的印记。母亲也跑到过海边去，往海里面跳，不是，是往海里面走。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在成长期只知道母亲的颈上有一条疤痕。那时，作为小孩子你不会去问，也没有人会主动说给你听，但是你心里会有感觉，自身会有一种状态，所以你会往外逃。这个其实就影响到后来我的电影。 他们都说我的电影结局非常悲伤，我说是苍凉。苍凉有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感觉。怎会变成这样呢？以我的个性，很热情又跟人非常容易相处，基本上对世界的眼光不可能是这样的。其实是我们在童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一个眼光，是逃不掉的，不自觉的，其实那个时候（童年）已经认识世界了。只是我们还说不清楚，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一段时间就会先隐藏起来。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像你们一样可以拿DV机拍电影的。以前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毕业的时候一班分成几组，拍一个片子。我们那个时候叫影剧科，一半戏剧，一半电影，师资也缺乏，所以我们拍了一个片子，我不记得了，有铁轨，有打架，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我是导演。然后大约二年级或是三年级的时候，排了个舞台剧，我也是导演。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我当导演。这可能跟我小时候在城隍庙长大有关系，就是一群人。从小就跟一群人在一起，大家很自然会有分工，有的人负责谈判，有的人负责打架，有的人就会……在这些跟人的关系里无形中就会有一种领导的才能，我想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学校也是这样。回到刚才所说的，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会影响到我们的电影。这部分是我的电影里很晚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