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的英文版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9 年出版，转眼12 年过去了。这本论文集的直接起因是1990 年代初我将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修改成专著的写作与研究期间，发现上海都市文化从晚清到民国诸多方面当时都还没进入学术视野，所以我在1995 年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上组织了两个专题小组讨论，召集中国文学与历史界的资深学者（如李欧梵、毕克伟、胡志德）和学科新秀开拓新的研究课题，然后在此基础上编辑了这本论文集。该书英文版问世的当年，李欧梵的专著《上海摩登》英文版（其中包括为我的论文集撰写的上海电影文化一章的扩展版）也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随着《上海摩登》中文版在香港和内地相继出版，上海都市文化在21 世纪已经成为海内外现代中国研究的显学之一。时隔12 年，《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的中文版的出版既表明该书扎实的史料价值，也显 示该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历史、文学、电影、音乐）对当今学术思维的开拓仍有启迪作用。其实，该书在欧美大学至今仍经常被选为课堂读物，而继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之后，该书部分作者（如张真、菲尔德）也出版了与此相关的个人英文专 著。为了勾勒学术史发展的线索，我在这里不妨重温一下该书的主要观点。 在编者的序言中，我从都市文化史的角度概括了中国电影史及其书写，突出了20 世纪几十年间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学者的不同视角。我强调了此论文集的两个目标：其一，标明电影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新兴文化力量；其二，把电影研究同上海文化史（包括心态史）联系起来。除了编者的序言外，书中九篇文章分属三部分。第一部分，“电影罗曼史：茶馆、影院、观众”侧重1910—1930 年间城市电影观众所感兴趣的家庭罗曼史。张真的《茶馆、影戏、组装：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劳工之爱情〉与中国早期电影》叙述了20 年代中国传统戏剧的影响渐渐被电影手段和情节处理所取代的过程。在重构茶馆文化气氛的同时，张真指出电影出现了从戏剧的外在性（滑稽戏的表演）到情节的内在性（心理动机）的转变，由此在文本中产生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在当时的语境中需要以阶级和性别的概念来解释；而整个中国早期电影的问题，在当今也需要从全球的视角重新进行考察。贺瑞晴的文章《〈西厢记〉与20 世纪20 年代上海的古装剧》解读1927 年这部改编自传统故事的电影，显示了一种文学与戏曲间的复杂引用（文学—戏曲—话剧—电影），以及背景（上海—欧洲—好莱坞）的复杂衔接，而当时新的技术和特技则使电影创造出丰富的视觉与心理的隐含文本。贺瑞晴认为，与其说这是一部具有逃避主义和怀旧倾向的电影，不如说这种流行古装剧其实是新的电影类型，旨在摆脱影戏的粗俗，以其对民族历史的“真实”再现，来吸引中产阶级观众，从而保证中国电影能有较稳定的票房收入，使中国电影业能在好莱坞产品的强势冲击下存活下来。李欧梵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的都市氛围：电影观众、电影文化及叙事传统管见》审视了城市机制（如影院、流行杂志和城市指南）何以使看电影成为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指出，出版文化对上海观众观赏习惯的影响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要强得多。在简短比较了好莱坞和中国电影的情节模式之后，他推测长镜头的中国美学可能并非原创，而是一种“多风格的混合物”，它一方面是慢节奏和戏剧性的表演，另一方面又是新的电影技术。无论是否为“混合物”，电影文化的出现对30 年代上海的现代感知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部分“性的想象：舞女、影星、娼妓”中的文章，研究了对三类城市妇女带有性意味的报道，以及她们银幕上下形象的流传及操纵。菲尔德的《在罪恶之城出卖灵魂：1920—1949 年间印刷品、电影和政治中的上海歌女和舞女》探讨了这一时期在城市指南和相关杂志中上海公众对舞女的看法。菲尔德指出，尽管她们在很多方面都是晚清民初的“青楼知己”的现代翻版，但是舞女在当时不仅是上海文化的象征，而且与工业化城市的政治经济息息相关。张勉治的《善良、堕落、美丽：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女明星和上海公共话语》描述了中国最早的“三代”影星的出现过程，发现了一个重要差异：20 年 代对女明星的舆论呈负面性，而30 年代舆论则呈正面性，女演员是因其“本色”和职业训练而扬名的。我在《娼妓文化与都市想象：20 世纪30 年代中国电影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商》中认为，20 世纪中国的文学及电影作品中，妓女通常是城市现象的焦点。对“无法表现”的人物的公众表现，给电影开辟了非常具争议性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知识分子的道德伦理认知观往往遭到大众的及时行乐倾向的挑战。我进而指出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电影表现妓女的倾向，从20 世纪20—40 年代对其悲惨生涯的同情性描述，转变为80—90 年代对妓女生涯辉煌一面的倾心。 第三部分“身份的构造：民族主义、都市主义、泛亚洲主义”探讨了控制的问题，以及电影制片人与官方审查员所期望建构的身份。萧知纬的《南京时期的电影审查与文化重建：方言、迷信与色情》考察了国民党审查制度是怎样建构新的民族文化，以及新的民族身份是怎样以地区性（以粤语片为代表）、国际性（好莱坞的色情场面）、传统性（反映在古老的中国迷信中）为参照而形成的。所有这些类别都是很有争议性的，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组织往往达成某种交易。苏独玉在《都市之声：20 世纪30 年代的中国电影音乐》中指出，中国电影的音乐组成了一个都市化、国际化的多样化空间。她注意到了音乐在当时的音乐家及知识分子的话语中所充当的角色，以及当时的电影音乐所反映的一系列观念与模式（例如中国民歌与好莱坞歌舞片）。最后，斯蒂芬森在《“她的芳踪无处不在”：上海、李香兰与“大东亚电影圈”》中指出，在沦陷时期上海电影杂志捧红李香兰这一神秘的泛亚洲女星的策略，与从无到有的“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的推捧过程是很相似的。这是一个明星话语有助于泛亚洲政治的例子，所以李香兰现象本身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文化侵略模式。 《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的中文版的问世应该感谢主要译者苏涛博士2009 年以来孜孜不倦的努力。为了还原中文的原文资料，苏涛屡次走访图书馆查询相关档案资料，并纠正了原著的一些缺漏，其翻译工作的难度不亚于原始档案研究。尤其值得赞赏的是苏涛决定自己翻译李欧梵论上海电影的一章，而不采用现有《上海摩登》的扩展后的那章的中文翻译，由此尽可能地纠正了该书中文版相关章节中的瑕疵，让中国读者更能体会李欧梵的论证和表述。我同时感谢萧知纬、张真自己动手翻译或校对各自的文章。最后，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谭燕编辑的热情支持和耐心等待，以及她对本书图文编辑的细致工作。这本书从英文版到中文版前后12 年，看到都市文化研究的迅速发展我十分欣慰，希望此书能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上海的文化历史，在史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界开拓新的学术思路。 2011 年1 月于美国圣地亚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