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杂种》里有一句台词，至少贯穿了早期"第六代"的作品："你丫别装逼"。长时间处在一个假大空的"意识形态"之中，这种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要求教导年轻人要"纯洁"、"有理想"，年轻人作出相应的反叛是十分自然的。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比如《北京杂种》里，日常生活中的年轻人满嘴脏话，神情傲慢不屑，女孩毛毛的男友在找不到毛毛之后，居然将毛毛的一个女朋友强奸了，仿佛他们唯恐自己不堕落，否则就是在"装逼"。在《头发乱了》当中，女主角叶彤的生日聚会上，有人说了实话：他们因为不愿意表现得"装"，所以就都绷着了，都不放松。这些模模糊糊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像是"密电码"，阐释着从"文革"中过来的第一代人与过去告别的心路历程。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针对主流社会的反叛同时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它并不是扎根于某种具体的现实生活。至80年代末期，中国在分配经济上仍然可以用"大锅饭"来形容，那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时代。尤其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并不直接面对住房、就业等问题的压力，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享受着某种庇护和特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之后逐渐打破，这之后，一个利益分化的世俗社会迅速形成，人们越来越多地限制在自己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当中，陷入为求生存的狭窄环境。对于本地青年来说，来自生存与精神方面的压力则会更大，原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弱势地位，会暴露得更加突出。 贾樟柯的"小武"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一个小偷，这个问题不得而知，也不需要交代，那是一个难言之隐，并非背叛也并非光彩，不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小武的"发小"、与小武一起当小偷的小勇，如今已经成为当地"著名企业家"，他就羞于承认自己的这段经历，乃至在他结婚时，不想邀请曾经同甘共苦的小武参加婚礼。明知不受欢迎，小武还是根据当地风俗准备了一份"礼钱"，但是却遭到拒绝，被退了回来。这对于小武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从小武的受挫和沮丧当中，人们清晰地辨认得出这位小偷同样有着他的自尊，想要得到别人的尊敬和承认，想漂漂亮亮地做人，但是他的现有处境使得这个最朴素的愿望，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想。他这种卑微的自尊、被排斥在外的酸痛，是自甘边缘的大城市青年难以想象的。 与歌女梅梅的相处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当他带着被退回来的100元礼钱去歌厅，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男性本能而寻求发泄，相反，他更需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需要两个孤独的人之间一种心灵上的互相慰藉，他给梅梅买热水袋，他们靠在一起坐在床上，梅梅给他唱歌，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年轻恋人，但是双方都深知这种关系不可能长久，因为没有维持这种关系的任何现实基础。从人物谱系上来说，这个叫做"小武"的青年，比较接近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中的那种"小人物"，敏感、自尊、羞涩，在现实中感到苦闷无聊，看不到前途和希望。无论如何，贾樟柯的这部长篇处女作对于此类影片具有一个开启的作用。 《小武》这部影片非常突出的是对于汾阳这个县城的环境描写。县城的街道上贴满各式各样广告招贴，五颜六色，包括发廊、歌厅、台球桌、录像厅的节目表等路边娱乐设施，那种拙劣的模仿，那样的粗俗与简陋，与其说它们提示着这个地区的"发展"，分享着这个世界"现代化"的成果，不如说它们实际上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关系，而稍微往里走一点，不管是光线不足的破旧商店，还是斑驳失修的胡同院落、坑坑洼洼的小道，都在提示着这是一个彻底被遗忘了的地方，人们所说的任何漂亮的辞藻或者光鲜的未来前景，离这里都非常遥远。在这个意义上，《小武》拥有一个对于"现代化"一半是讽刺、一半是苦涩的批判立场，幻灭感十分强烈。 《任逍遥》的片名，来自台湾电视剧《笑傲江湖》主题曲，由台湾演员任贤齐演唱，也是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斌斌所爱。在这部影片中与在其他影片中一样，贾樟柯用了多首流行歌曲，它们大多是人们耳熟能详，甚至是大街上唱烂了的，这几乎成了贾樟柯电影的某种标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至少有四部"第六代"起步的影片都涉及了摇滚乐：《北京杂种》、《头发乱了》、《长大成人》和《周末情人》。在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来说，摇滚乐是一个舶来品，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是与国际接轨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唱摇滚乐就像"国际歌"。而流行歌曲，则是在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那些在胡同口突然响起的曲调，有一种与之相伴随的生活氛围。在日常生活沉闷无聊的"散文世界"，仿佛只有流行歌曲中的破烂旋律才会令人振作起来。 这部影片中赵涛扮演的女主人公巧巧与她的男朋友乔三说山西方言，而两个少年主人公都说普通话，他们是山西大同失业工人子弟。大同这个地方，本来是重要的国有能源工业基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曾经聚在这里，但是在今天早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雄风。几乎所有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中的下一代，因为教育环境等原因，大多处于十分恶化的境遇。影片中小季本人在国企改革中刚刚下岗，斌斌考大学未果在家待业，两人成了街头闲逛青年，指望发财却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指望"泡妞"却受着重重阻碍，结果是两人铤而走险，试图抢劫银行未遂。 除了流行歌曲，运用电视新闻作为背景也是贾樟柯电影中的常见手段。但是，当陷于逆境中的人们了解到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比如关于法轮功、关于WTO、关于中美飞机相撞、关于中国申请2008年举办奥运会成功等等，只会让人感到更加隔绝和气闷、更加无力与无聊。包括那些影视作品，如这部影片中的反复出现的动画片《西游记》和主人公提到的美国影片，对于身处绝境的人们来说，是在他们承受现实的重负之后，还要承受幻想的压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后者未必比前者更加轻松。抢劫银行的哥俩正是看了美国电影才想到这个主意。他们的拙劣的装扮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像"，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在电影中或流行歌曲中吟唱的人物。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戴着锁链的人们，更加需要那些虚幻的花朵。影片中的巧巧在梳妆镜上画过一只蝴蝶，蝴蝶的说法来自中国古代哲人庄子的疑惑---他做梦梦见了蝴蝶，但是他不能确定到底是自己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自己。这个富有哲理的隐喻到了巧巧及其男友乔三的嘴里，庄子的蝴蝶则演绎成了"想干什么就是什么"，那是一个极少运用过自由的人所能想象的。 在自己的家乡被拒斥，这种情况在换了一个地点之后，肯定不会马上改善，而是会重复上演。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青年在来到城市之后，只是将他们原来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再度复制，直接平移过去---他们原来没有自己的现实，现在还是没有；他们原来没有自己的立足点，现在仍然如此。某种深刻现实危机在贾樟柯2005年的《世界》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故事发生的场所是在"世界公园"，那是一个完全虚构的地方，按照一种拙劣的模仿，它复制了诸如埃及的金字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伦敦的塔桥、大本钟，甚至并不知道自己有多滑稽可笑。一群穿着薄薄纱裙的姑娘就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她们浓妆艳抹，轻歌曼舞，帮助制造异国风情，提供那种华贵和华美的想象。她们甚至连拥有一张自己真实的面孔都不可能。赵小桃是其中的一位，她形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快成了鬼了"。 一旦换上自己的服装，她们的"现实"就彻底变了模样，繁华褪尽，从"仙女"降到了窘迫的人间。赵小桃的男友、公园的保安成太生利用职务之便，用步话机了解赵小桃从公园哪个大门离开。得知赵小桃是会见自己原来的男友之后，立刻提出要与赵小桃同房，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占有欲。赵小桃却不愿意，理由听上去有点古怪：她感觉自己孤立无援，除了自己处女的身份，她就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了。结果成太生在占有她之后，还是与别的女人好上了。成太生是这样表白自己的："别相信我，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某种外在的脆弱，已经转化、内化为这些人自己的性格，在世界中感到无法把握自己，在自己身上也感到同样无力。成太生表达自己来到北京的当晚"就发誓在这地盘上一定要混出名堂"，但是眼下已经看不出他当初的雄心壮志了。 "二姑娘"是一个刚刚来到此地的男青年，这个古怪的名字与他出生的故事有关。很快他学会改用普通话，并且在自己的耳垂上装了一副耳钉，那是他追捧香港歌星谢霆锋的体现，但是能够模仿的仅仅是表面。他对头顶上飞过去的飞机困惑不解，问赵小桃："飞机上都坐着什么人呢？"赵小桃回答："谁知道？反正我也没有坐过飞机。"最终因为夜间加班出了事故，二姑娘没有来得及坐上飞机、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临死前留了一张账单，记下自己欠别人的钱从三、五元到几十元不等。而几乎每一个来到城里的本地青年，都怀着成太生那样的高升的梦想，但是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赵小桃与成太生最后也双双死于煤气中毒，更准确地说是死于对这个世界的绝望。 贾樟柯属于那种导演，他将自己掌握的某些立场及元素，在不同的电影中不同程度地释放。在描写本地青年时，贾樟柯一直是在一种与国际有关的语境下进行工作，除了那些作为背景的电视新闻，在别的地方也不时地穿插一些能够引起人有关国际联想的细节，比如《小武》中的那位成功的企业家小勇，他目前的身份标志之一是出过国，去了一趟"朝鲜"；《任逍遥》中斌斌的女友考上大学，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而在《世界》类似的事情则更进一步：赵小桃的前男友拿到了去蒙古国的护照，正在准备前往乌兰巴托，而与成太生勾搭上的那个女人也正等着去巴黎与丈夫会面。这表明与世界接轨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接轨并没有实际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将这种接轨说成是加深了本地人们的危机也未尝不可。贾樟柯通过电影中的人物命运，对于这种接轨表达了一种嘲讽的、悲苦的立场。很难说这种立场代表了当下中国人一种普遍的看法，但是对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提出某种质疑，正是非常有意义的。 前面已经表达过，贾樟柯是一个对于空间十分敏感的导演，除了不同地点的空间，还应该包括现实与幻想的不同空间，贾樟柯的影片正是架构在这种既是不同现实之间、也是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双重空间的张力及冲突之上，他的年轻的主人公经受着来自现实与幻想的双重折磨，而这同样体现在大多数表现本地青年的那些影片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