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初，通常会收到不少电影评奖函件的提醒，准备又要作一次全年检阅的工作，但电影评审工作往往以奖项为基础，目标就是要定出得失成败——至少要在不同奖项中找出第一所属。当然，奖项是对不同岗位的电影工作从业员的肯定机会，近年由鲍起静到张家辉，都充分说明实干式的努力付出，终会得到回报的全民赞赏。对于整个工业而言，有时候现象的探讨反而来得更有意思。2009年的电影工业于我而言，其实也有几点值得思考。 未见前瞻式领航例子 首先，过去十年八载，香港电影一直处于被上世纪80年代黄金制作方程式所捆绑的困局，其实仍然继续延续。由《家有喜事2009》、《大内密探零零狗》到《扑克王》等主流喜剧的经营模式，由衷而言不过大同小异，只不断在固有范畴内，寻找局部更新的方法而已。此所以《家有喜事2009》有一半以上的情节已在内地发生，又或是《扑克王》适时地把流行的德州话事啤玩意引入题材，都是类近的努力尝试。那当然是稳中求胜的策略，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为香港电影寻找更广阔的领域天空，大抵仍要作出更大步的尝试才有黎明的契机。 当然，每年数出的内地与港台联合制作大片，由年初吴宇森的《赤壁——决战天下》到年底陈德森的《十月围城》，均属行内行外、全民瞩目的“实验作”。“实验”意思固然非形式上的探索，而是大家都在不断诘问：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令香港电影在内地及本港均可同时风行？ 我承认以上为理想化的命题，而且即使不少著名的香港导演（如陈可辛），在访问中也不介意直指香港电影的存没其实已去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整个大市场早已肯定是以北向为务，再眷恋什么香港电影的主体性，相信只会沦为不切实际的学究想象，只不过我认为背后除了向内地市场示好的策略外，更重要的是探寻大家也委实摸不清成败得失的手段为何——就今年而言，谢立文的《麦兜当当》在内地扬威（甚至用上先在内地上映才回流香港的策略）；刘镇伟的《机器侠》也在内地有不俗票房，然而同在香港遇上惨痛的滑铁卢。反之最保守及创意欠奉的《大内密探零零狗》，竟然在两方均得到冷落的肯定——那么依据黄金方 程式不是最好的生存策略吗？背后究竟反映出什么问题？我的回应是其实都仍然一起瞎子摸象，可以做的就是事后孔明的解说，说到底前瞻式的领航例子至少到目前为止仍未出现。 本地独立制作 也正因为此，所以2009年香港的本地独立制作，可以说也受益其中，从而得到更多的上映机会。云翔的《永久居留》、翁子光的《明媚时光》、张经纬的《音乐人生》及何宇恒的《心魔》等，某种程度都是乘势而上的易帜作品。而张经纬更俨然成为香港文化界版的《海角七号》——同样在港、台两地赢尽口碑，当然限于纪录片的类型掣肘，在票房的收益上不可能与《海角七号》相较，但由衷揭示回归本土正视社会现实情状的殷切关怀倾向。 尤其在社会纷扰，媒体上环绕由高铁触发的世代论争无日无之的大气候中，《音乐人生》所呈现的正好是曲折地交代了第二及第四代人的爱恨纠结——甚至解读成弑父神话也绝无夸饰之辞。我被《音乐人生》所深深打动的，正是纪录片文本内的多重阅读空间能量——本来属艺术探求又或是家庭冲突的素材，在透视出香港社会发展背后的黑幕矛盾。当父辈享受社会流动的优良条件而上向流动后，一心企图把香港作为阶级流动的社会，逐步更易为阶级遗传，黄家正凸显的矛盾在于眼前面对承接阶级遗传的指令，还是改弦易辙“弑父”自立。他所呈现的更大张力，在于他的优越出身背景，用另一个角度看——他作为音乐天才的历史也是被父亲“制造”出来的，所以才出现更深刻的世代冲击。 我不认为《音乐人生》属什么惊世骇俗的超凡杰作，但它的确切切实实的提醒了我们：我们在经济高度蓬勃的背后，委实用不同的借口去掩饰了太多的阴暗角落，而不去理清潜藏的阴影部分，又怎去觅寻重新上路的方向呢？ 由《家有喜事2009》、《扑克王》到《大内密探零零狗》等主流喜剧的经营模式，依然大同小异，只不断在固有范畴内，寻找局部更新的方法而已。 汤祯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