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立竞：2004年以前，有10多年你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公映，想过放弃吗？ 王小帅：还好吧。当时电影在国内公不公映不是我个人能解决的，因为当时国内的电影大环境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大的市场化的强烈要求。从2003年开始，中国电影才正式市场化了。2004年以前不是我一个人面临那样的状态，大家在这之前就算进入市场，票房都还不是很好，冯小刚做贺岁片的时候才开始把市场做起来的。 易立竞：现在对“地下导演”这个词有什么感受？ 王小帅：没什么感受了，其实就现在的社会来讲，“地下导演”已经是慢慢的模糊的一个概念了。 易立竞：在电影创作手段上，现在和2004年以前的自由度，或者说分寸感是否会不一样？ 王小帅：不同感是有的。但我觉得在我处于“地下电影”状态的时候，我也没说因为我是“地下电影”，就肆意的自由，还是有分寸、有控制的，只要创作的东西是你内心深处最想表达的东西就行了，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不会因为地下的，你就肆无忌惮地做，也不会因为地上的你就不敢做，我觉得一切的原因都源于你是一个创作者，所以我拍所谓当时的“地下电影”的时候，不是说因为地下就有充分的条件，没有，我觉得一切都源于电影本身，所以对我来说没有区别。 易立竞：2004年以前拍的《二弟》、《冬春的日子》、《扁担·姑娘》等，是不是个性化的东西更多一些，《青红》、《左右》更大众化一些？ 王小帅：我觉得也不是。如果不是电影的整体环境、政策改变的话，就算第一次拍电影就拍了《青红》，《青红》也许也是一个“地下电影”，所以它们没有区别。像《十七岁单车》等都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东西，只不过它们罩了一层“地下电影”的外衣，显得让人觉得不好接受。对我来说，创作的初衷不会因为地上或地下而变化，所有的变化是因为大的环境变化而变化，使得我们有了地上和地下的区别。比如原来有个篮球场，规定不让我进篮球场，所以我就站在篮球场的外面做电影。现在，我并没有改变我的位置，我还继续站在原来那个篮球场外面，只不过现在的场地扩大了，这样就把我包进去了。所以说现在整个的电影的环境改变了，宽容度增加了，场地大了。 《左右》的英文名叫In Love We Trust，我在柏林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得比较多的就是相信电影、相信爱。我说，电影和爱是一个词，我觉得都应该相信，我们虽然感觉到电影很艰难，我们的电影没有人看，我们还坚持着在做，做我们认为对的电影，做我们认为好的电影，也因此不少人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当我们相信电影的时候，我们也要带动中国的观众来相信电影，相信我们的电影。另外也希望国内的片商、影院也能够腾出空间来，给电影开更大的窗口，这样对国内喜欢中国电影的老百姓也开了方便之门。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究竟怎么了？中国电影在国外那么火爆，国内票房却这么惨淡，观众也去看一眼，我们也把市场做起来，这样的话，无论对大家的文化生活，还是对我们拍电影的，都是双赢的事情。 易立竞：你是个执著的人？ 王小帅：应该是有点傻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