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立竞：在你的导演生涯中，哪个阶段让你有了质的提升或改变？ 贾樟柯：还是《站台》，《站台》给我带来的国际声誉或资金方面的便利，是翻天覆地的改变。《站台》在威尼斯首映完之后，我回北京时很多制片人就跟着飞过来的，包括法国的一些大公司，百代之类的，他们的制片人都飞过来了。 易立竞：1998年，你第一次带《小武》去柏林电影节就获奖了，第一次去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忐忑吗？ 贾樟柯：不忐忑，就好玩，我跟我的摄影师一起过去的，因为他英文、法文都特别好。我俩一路折腾，吃东西，玩儿，开心，就跟出国旅游一样，出国旅游兼看电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特开心。我们那时候初出茅庐，记得当时有个德国记者问我“社会主义的年轻导演来到资本主义的德国，你有什么感想”这种问题，我说“我没有意识到你们是资本主义啊”，谈了很多今天肯定没兴趣回答的问题，那时候愿意跟人家辩论，后来大会通知我们“你得奖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钱吗”，特别小孩那种心态，特别闹腾。 易立竞：上台领奖时怯场吗？ 贾樟柯：没有没有，我觉得电影是一个经验性很强的工作，我们拍第一个短片，拍得再烂，我们从拍摄到推广都很完整，我们自己带着去大学里跟同学交流，演讲，跟电影节做的事情其实一样，只不过那时你面对的可能是北大的学生，现在你面对的是德国观众而已，但这个心理经验都是一样的，后来也有人问我“为什么感觉你在电影节上很老练”，因为我觉得我都经历过了，只不过是舞台不一样而已。第二次就是带着《站台》参加2000年的威尼斯影展，第三次是2002年带着《任逍遥》去戛纳。 易立竞：参加这么多次国际电影节，让你觉得受益最多的是什么？ 贾樟柯：还是阅人吧，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导演，同行之间的交流，那个提升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最主要它有一个帮助，参加电影节你会有这个概念，好像人造航天飞机，你不能关起门造，你要知道现在最先进的飞机是什么。就好像数学，它不单是中国人在搞数学，美国人在搞数学，究竟现在数学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了，你应该有一个全局的认识，我觉得电影节对于我工作来说，就是让我知道我的工作背景是什么。 我从《世界》以后，开始做评审特别多，2005年我在8个电影节做评委。我觉得做评委也挺有意思，自己喜欢的电影，你给它争取到奖项，你会觉得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就是那种美学上的声音，当然过程很痛苦，10天看二十几个电影，一天看两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