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立竞：1993年，《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大奖时，你曾说过，在心理上，应该彻底去掉那种名人的感觉，因为怀着这种心态是很难拍出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的。你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吗？这种状态和感受去得掉吗？ 陈凯歌：没错，这话我非常同意。你要想去掉还是能去掉的，你得把这事儿看成其他都是锦上添花。有谁给你雪中送炭的，没有的，那雪中送炭的暖和你自己的只能是你自己，再加上你自己的亲人，比如说我跟陈红，那能够雪中送炭的只有她，对吧？ 易立竞：你曾经说在悉尼做后期时、声音时每天能工作14个小时，你生活的乐趣是什么？就是电影吗？ 陈凯歌：你要处在我的位置上，你就知道了。电影是一个跟打仗差不多的事儿，突发情况很多，你说你处理不处理？你说我现在就不处理了，我可能还没能做到那么超然。 易立竞：你是个工作狂吗？ 陈凯歌：我不是，因为我一点都不热爱工作。工作得有一个目的，是这个目的推动你，而不是工作推动你。你与其说我是工作狂，不如说我是为特定的目标而工作的，你比如说这人老在忙乎，他自己不知道在忙乎什么呢，这叫工作狂，他是为工作而发狂，而我不是。 易立竞：生活中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陈凯歌：这个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自己呢，你觉得你跟我聊天聊了几个小时了，你觉得我严肃吗？ 易立竞：我觉得你骨子里像一个孩子，很纯粹。 陈凯歌：那多好，那这是对我很大的夸奖。（笑） 易立竞：你的工作人员，你肯定听过他们对你的评价吧？ 陈凯歌：他们对我的评价不一样的，也是因为他们对我的了解不一样，有的深入一点，可能会得出跟你差不多的结论，有的不太深入的，那只看到我工作时候的那一面。大家在一起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让大家没有那个怠懈之心呢，你要让大家感觉到他们在做一件有创造性的，有意义的事儿，同时是一件好玩的事儿，这个时候大家才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做。如果你让大家觉得这事儿跟他们都没关系，这就没劲了。 易立竞：你做电影的时候觉得是好玩了吗？ 陈凯歌：要看你怎么说好玩，其实是大风大浪的。 易立竞：你曾在写《黄土地》导演阐述里写道希望这个影片能做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那种感觉听起来是很有气魄的。 陈凯歌：那都是年轻时候的狂妄，要做到那点儿谈何容易，年轻的时候不是意气风发，那怎么行，那是一种生理现象。现在要说的话，那只能说惭愧是吧？你其实做不到。 我只是那个嚼草嚼得比较细的牛而已 易立竞：你在《少年凯歌》中描述了“文革”中，14岁的你在父亲受到批斗时也曾上前推过他一把，对“那一推”你一直无法释怀。现在，提起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往事，你还不能原谅自己或者释怀吗？ 陈凯歌：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儿，所以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了，但是我感觉，对于“文革”这样的事儿一直没有一个电影作品能够去好好地表现一下，看看我们中国人在那个时间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我自己觉得“文革”就是毛主席给全中国人民出了一道考题，考人心，也考你的人性，这里头答卷的结果参差不齐，所以不好说。这件事你说释怀了也可以说是释怀了，因为一个个人能对历史怎么样呢？但是我一直觉得很遗憾，就是到现在我还没能拍出一个有关“文革”的电影。 易立竞：你和你父亲后来谈论过这件事情吗？你向父亲忏悔过吗？ 陈凯歌：（沉默）有一个词叫“默契”，大家默契了也就罢了，你说父子之间公开谈论这些事儿也挺没劲的，大家要有个默契，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对吧。 易立竞：你曾反复说过：“文革”的经历是我全部人生体验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一生的创作其实就是在表现这种体验。现在，你的心绪还是这样吗？ 陈凯歌：这个是改不了的，因为你在那段生活里头，经历了你最难忘的这些事儿，然后呢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所以它多多少少的间接的直接的都会影响你。 易立竞：你热爱电影吗？你最初喜欢的似乎是文学，而且还想过考北大？ 陈凯歌：你看我这样还算不热爱吗？考北大那是做梦，是考不了的，你凭什么考北大啊？又要考数理化，又要考中文，我是考也不可能考得上的。我们都是“文革”开始时候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你凭什么考北大？所以没有这种奢望，没有这种梦想。 易立竞：你是子承父业做了导演（打断）…… 陈凯歌：谁说我是子承父业，怎么能说我是子承父业呢？就因为我父亲是导演，我也做了导演，因此就是子承父业？我觉得一点都不是。 我的背景跟常人没有两样，好像你父亲就是导演，所以你深得家传似的。其实我父亲没有教我什么电影的事，与其说他教了我电影上的事，不如说他教我怎么做人而已。我只是那个嚼草嚼得比较细的牛而已。说不好听点，我的少年也可以说是当牛做马。16岁到云南的森林里面去砍树，偌大的一片林子大家说这砍得完吗？可是居然我们把它砍完了。砍完之后我们有两种感受，第一种感受是非常非常的骄傲，看着长满老茧的16岁的双手，心里面一种油然而生的骄傲感，感觉自己长大了，这是第一种感受。第二种感受痛苦万分。为什么痛苦？我们有什么权利把这些树砍了？ 易立竞：你考电影学院跟以前的生活和成长环境没有什么关系吗？ 陈凯歌：因为我没学过数理化，我只能考电影学院。很实际的，考数理化的学校我都考不了，没学过，我怎么考。 我父亲1964年全年在山西四青，他跟艺术都不沾边，我上哪儿跟艺术沾边去？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家对面是谢添导演，这边是我父亲，大家往来走动，上边带点人气，我至多能说在这个院里头我们得到了一些别的小孩子得不到的东西，但是我不能说我那时候种了艺术的种子，没有艺术的种子。 易立竞：你两个儿子对电影这方面显露出什么兴趣或者爱好了吗？ 陈凯歌：没什么端倪，我觉得小孩就是小孩，小孩就让他玩吧。那个规划前途的事多数都是失败的。 易立竞：你曾经被规划过吗？ 陈凯歌：没有，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没子承父业，我要是被规划了，我那才叫子承父业。 易立竞：你认为影像与文字哪个能让你把自己的情感宣泄得最为畅快？ 陈凯歌：也不是说你要做电影或者做文学只是要倾泄你的情感，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具体的形式，我觉得各有各的魅力吧。你要从文字的角度看呢，字里行间它可以有情怀有气象的，大作家都是有气象的。你不能说你这一篇小说你究竟得到了什么，我觉得好的作品最后都是有加法的，就是说你得到的比你读到的要多。 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大家是厌烦文字的，离不开文字又想甩掉文字，都是通过最简洁的方式去接触文字，对于比较深的东西呢，大家都是一来是因为忙，二来是因为没有耐心，很难去体会这个字里行间的这种深邃的东西。影像就更直接一些，它可以马上就做出判断，喜欢或者不喜欢等等。现在大家很难静下心来看一本书，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书不好看，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读的人跟写的人都一样，都是很急的，写得也很急，都说有些武侠小说吸引人，我翻了翻觉得都没什么太好。 易立竞：做影像的时候不急吗？ 陈凯歌：我反正不急。你的标准不一样，我可能是古代工匠的方式，只是为了作品好，而不去考虑成本问题。现在大家做事第一考虑的就是成本，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不是说时间就是金钱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是有点格格不入的。 易立竞：写《少年凯歌》这本书和拍摄电影哪个更从容一些呢？ 陈凯歌：当然是写东西更从容了，写东西你的成本除了时间以外，其他的成本都很低啊，对不对，你一张纸一枝笔就可以纵情了。我不会用电脑，我也不相信电脑，我也没试过，从小学习书法，就知道书写是有乐趣的，你现在按一个键盘有什么乐趣呀？一定没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