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立竞：你的《黄土地》成为第五代电影导演的成功标志，《黄土地》也确立了你最初的电影语言和电影风格。此后你的电影越来越复杂，你的电影观念跟你个人对世事的认识有很深的关系吗？ 陈凯歌：我承认我在思想上比别人复杂一点，这是受的教育决定的，我从小真的是念好多书，所以想的比别人多一点，不过我并不觉得电影应该如此，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电影应该有深入，更应该有浅出。 易立竞：你后期的电影越来越走向沉重和压抑跟你个人性格和生活本身有关系吗？ 陈凯歌：有人说巴金先生是感伤主义的文学大师，他对我们是有很大影响的，你看过《少年凯歌》你能明白的。因为如果你在你很幼小的时候，你看到的很多事情都是跟苦难有关的，它对你一定是有影响。我的作品不可能超越我的生活经历，明明陈凯歌吃过很多苦，突然他变成了一个很轻浮地快乐着的人，做不到的。 易立竞：它把你心里以前那种沉积的东西、压抑的东西发泄出来了？ 陈凯歌：不是这样的，有一个词我们很少提及了现在，就是“良知”。“文革”对不对？“文革”对中国人所造成的损害有多大，到你们这一代，你们已经根本不知道“文革”是什么了，但是你别忘了那“文革”的创痛对很多人来说仍然存在的。我们其实有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电影告诉大家，那是不对的。这个是责任，倘若你真的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而对这个苦难完全没有态度，我觉得你不是人。你没有资格说我是一个做艺术的人，或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霸王别姬》这样的作品中间当然有很大的责任在里头，那个责任的力量在里头，就是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个电影告诉大家那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已经变成了凡事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没有真伪，没有善恶，其实不是这样的。 易立竞：1987年你应美国亚洲文化交流基金会及纽约大学邀请，赴美访问。 陈凯歌：其实是做客座教授，但是我当时也不会说英文，只能通过翻译来说一点中国电影的事儿。我们那时候哪有英文教育，完全是自学成才，后来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学习英文。我有一个方法，每天晚上看电视节目，特别是新闻节目，这个对语言训练来说是很有好处的。当时在美国待了差不多3年的样子，1991年回来的。 易立竞：在美国的那一段经历对你很重要吗？ 陈凯歌：我其实就是在那儿活着，把这些所有的目的都放下，很踏踏实实地活着，这样你就能够很平和地去看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易立竞：为什么会想到去那儿活着呢？ 陈凯歌：因为国家刚开放嘛，总是想看看外边的世界，我对纽约特别好奇，这么一个大都市，到底是什么样的。小时候老听说纽约的黑人怎么在那儿受苦啊，特别是在曼哈顿的哈莱姆地区黑人怎么样受苦啊，想去看看。去了之后我觉得，倒没见着受苦，反正去哈莱姆每次都很紧张。因为那儿的黑人确实是不友好的，就像这位爷一样（指刚才争执过的黑人），是真的。 易立竞：去美国之前您刚拍完《孩子王》，事业应该是处于一个上升阶段。 陈凯歌：去纽约也不能算是一个中断，因为你总是要看看外面是怎么回事，就像我有些朋友是画家，他们就是想去国外看看油画的真迹到底是什么样的。 易立竞：2000年，你曾入主好莱坞拍摄了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影片《温柔的杀我》，你对好莱坞怎么看？好莱坞给了你什么？ 陈凯歌：电影是在英国拍的，不是在美国拍的。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制片厂给你剧本，然后你想拍你就可以拍了。总的来说我是很反感好莱坞的，非常反感。那个阶段去了之后，我意识到大家都对好莱坞有误解。它确实是个神话，从经济的角度看，它是创造了一个工业奇迹，没有错，但是那也是一个最没有创造力的工业，这个创造力只能是技术方面的，但是对于人没有发现，美国电影可以说是培养了最简单的美国观众，美国观众又是技术以外的东西。我认为电影始终有一个任务，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发现，你对你自己能有多少了解，你对你自己能够知道多少等等。 易立竞：有人说《温柔的杀我》并没有体现出你的风格和思想。 陈凯歌：很难的，所以我说它就纯粹是一个工业。那是一个不太好的片子，因为这个让我意识到绝不能轻易接受一个别人提供给你的剧本。 易立竞：你有过好莱坞的梦吗？ 陈凯歌：我只是想试试而已，谈不上有什么梦想，因为我自己觉得你还是得拍你自己文化里面的东西，你拍不了别的文化里的东西。 易立竞：在第五代导演中，你是跟好莱坞最贴近的一位，并且你的思维也是最西化的一个。但是你自己也说，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是持特别尖锐的审视态度的，而我们中国却始终缺乏这种审视的态度，不动脑筋模仿，还特别沉迷。你怎么调节自己让自己处于最适宜的状态？ 陈凯歌：好莱坞就是一个配方，都得按照配方来，非常程式化。我从来就没有适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