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一个精心构筑、首尾呼应、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是不存在的，因为当看到公主与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时，罗帐就落幕了。罗帐后面的交织在一起的两副躯体，以完美的融化姿态逐渐隐匿在视线中。在巴黎，这种融化的美就像圣心大教堂，被罗斯金（Ruskin John）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着：白云、高山、阳光，拜占庭装饰中光的弥漫。中世纪以后，人们不断地在各种经典建筑中添加装饰，甚至添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完全可以和一封鹅毛笔写的华丽情书媲美。 虽然很多城市在经历了各种变革之后，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削减了装饰，电邮替代了鹅毛笔，人造纤维替代了鲜花，实用主义变得越来越盛行，然而，巴黎却保持了它的大多数装饰。为了不让鸽子在圣母院外墙的雕塑上筑巢和排泄，他们在雕塑周围安装电网，并在塑像的手臂上连接裸露电线，甚至给鸽子做结扎手术。“鲜花”作为表达中最重要的、最有效的一种装饰，像右岸那座古老的贝伊雅(Bayard)花坊般，也被继承了下来。石柱花架上的芍药、郁金香、枫香、中国杜鹃……灿烂无边，仿佛在流年似水风露渐变中都不曾枯萎。但这一切，都比不上巴黎对爱情的装饰。不是说巴黎是个很会讲爱情故事的城市，前面说过，爱情不可能构成故事，那种大团圆结局的喜剧或者分道扬镳的悲剧不过是社会以一种异己的语言让恋人与社会妥协的方式，或者不妥协时被惩罚的方式。 爱情只是一番感受、春光乍现、意乱情迷。它是片断性的，有时候像说“胡话”：“热恋平复之后，我依然保持着通过谵妄奇想来神交我的情人的习惯—有时为了一个迟来的电话，我依旧会焦急万分，而且不管打电话的是谁，我臆想自己辨别出旧情人的声音—我是个被截肢的人，依旧能够感觉到失去腿的痛苦。”—这段法国式的著名“唠叨”出自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恋人絮语》。“我爱你。”—这个句子，不是一生的行为准则，并不具备道德、生物学或者其他什么的重金属含量，它是特定语境下的特定产物，因巴黎浓重的装饰风格，它也可以是梵蒂冈的十字架、卢浮宫的大酒罐、蓬皮杜 (Centre Pompidou）的工业设计等等。 巴黎是爱情装饰的高手，装饰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它是一种修辞学。巴黎深厚的文化传统，使这种修辞学在影像中至今发散着不朽的魅力。尤其对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城市，这种修辞学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几乎覆盖着即使是忧患丛生的日常生活的淤泥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