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是资本主义历史上非常糟糕的一年。经济开始萧条，某些领域的萎靡不振甚至持续了26年之久！自由企业制度的问题之一源于它分散的决策。个人和私营企业各自算计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依此行事，因此很难知道这些市场行为放在一起将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人管事。虽然价格和利率可以传递信息，但是这些特定的价格和利率也是由决策决定，所以决策背后的成因必须得到解释。一切顺风顺水时，很少人有动力去探寻市场行为的意义。只有出了漏子，人们需要解释时，才会有人这么做。1873年这个挑战就更大了。 生产效率超过了有效需求。换言之，市场供应的商品数量多于人们打算购买的商品数量。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青春期，麻烦就像夏季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那样聚集在一起。人们称之为不景气，这个名词形象地传达了事态发展很快会自我纠正的含义。但是这一次，自我纠偏并没有实现。维也纳股票市场的崩溃和纽约大银行的破产标志着20年经济动荡的开始。除了制造商的库存过剩，还有美洲、阿根廷和俄罗斯的大丰收。低廉的粮食价格彻底摧毁了欧洲成千上万的农民，因为他们仍旧遵循着传统的耕作方法。就连法国和英国的农业都陷落了。 1873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当时，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低迷也对南非、澳大利亚和西印度群岛的经济造成了困扰。长期经济发展累积的消极影响打倒了大多数的西方经济体。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产量不断增加，但是价格却停滞不前。大多数实业家竭力保持低工资，无意间却减少了商品的潜在购买者。节俭是美德的保守态度也是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贵族伦理仍主导着欧洲社会，雅趣之人瞧不起普通民众的消费，尤其是如果百姓的购买行为对他们构成威胁，模糊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界限，他们更是会嗤之以鼻。现在，我们只会解释说，贸易过剩造成了商品的供过于求，但是我们错了。这里面还有文化落后的原因。 19世纪70年代，白银价格剧烈波动，同时使用金银作为货币的尴尬愈发明显。英国始终坚持单一的价值来源，用黄金结算，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美国也开始有样学样地这样做。现在，每一个国家的货币——马克、法郎、英镑和美元——与黄金都有固定的兑换率。如果一位德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了200马克，他或她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笔投资相当于多少美元。金本位是看不见的工头、保姆、狱卒和预言家。它影响了从进出口到工资价格的一切。如果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黄金就会离开这个国家，国内的购买力就会下降，进而影响商品销售。制造商为了赢回顾客，不得不降低成本。而他们往往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达到这个目的。 在电报、国际商业新闻和改良的海洋运输的帮助下，金本位支持了全球贸易新一轮的集约化。人们越发有信心，他们的货币可以在其他国家公平兑换；他们开始投资海外，特别是在美国投资，因为美国是目前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有机会获得高额资本回报的地方。阿根廷和埃及也因无止境地寻找最佳投资而获益。1873年大萧条开始之前，曾让德国人振奋的投机买卖已经停止。不过事实证明，压抑的创业活力的前进势头比大萧条的阻碍更加强烈。到1880年，德国经济再次崛起。但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是艰辛的几十年。 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开始抱怨这一新形式的专制，他们差点破坏了新政权。他们蒙受了19世纪90年代低价带来的痛苦，指责金本位的固定兑换率是这次灾难的元凶。他们公布了人民公敌的名单，首先是英国的金融精英，其次是通常所说的国际银行家。这些农民在民主党的旗手中找到了支持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1896年，布莱恩与农民代表一起出席了民主党会议，他用一段对股市大亨的戏剧化劝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你们不应该把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直到秋季总统大选，共和党战胜了这些变节的民粹主义者之前，形势一直都很危急。 虽然我们很少这样想，但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确实历经了一次统一。51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不一样，普法战争只是八个月的嬉耍喧闹——在1861~1865年的四年间，对生命、财产以及追求和平都造成了可怕的损失。1870年，最后一个南部州才重新归入联邦，而北方则准备终止对加入南部邦联各州的重建。视线转向西部，1871年，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拨款法案》，这部法律使美洲印第安人成了国家的守卫，并且取代了以前所有有关印第安人的条约。美国内战把加州整合进这个国家的工作；阿波马托克斯投降（指美国内战结束）四年后，中央太平洋公司（Central Pacific）承建的铁路与联合太平洋公司（Union Pacific）承建的东部的铁路终于贯通了。一枚金钉子在犹他州的海角点连接了这两条越州铁路。横贯大陆的铁路连接了美国的东西海岸，经过了所有人烟稀少的定居点。胜利的北方准备用国家愿景向南部和西部施加影响。 内战之前，美国利用1848年结束美墨战争的条约，在1803年收购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空地上大肆铺设铁轨。与此同时，城镇人口开始激增。1800~1890年，美国人口总数增长了12倍，城市人口惊人地增长了87倍。古斯塔夫斯·富兰克林（Gustavus Franklin）发明了冷藏车厢，迅速建立了整个大陆的经济联系。现在，密西西比河以西放养的牛可以运到奥马哈、堪萨斯城和芝加哥进行屠宰，然后再把肉运往人口稠密的东部城市。现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每个人都吃得起肉，冷藏弥补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缺失的环节。 19世纪下半叶，经济繁荣虽不稳定，但还是为工资、公共卫生和食品价格等方面带来了积极的改善。美国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范例。人口与土地的有利比例，没有封建的过去，拥有工业必需的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有家庭农场走出来的勤劳自律的年轻人，这些都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 19世纪20年代，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杜撰了一个词组，“万能的金钱”。一个世纪以后，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发表了著名的讲话：“美国人民的要紧事就是做买卖。”深埋于平凡观察里的洞见不容忽视。19世纪，竞争的价值观和职业选择还非常少有。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父亲很富有，他慨叹这个国家的人总爱问他干什么工作，他不喜欢总被打听隐私，所以起航回了欧洲。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参与者累积的私人决策对整个经济都施加了强制的影响。高效的经营者否认垄断控制的保护，迫使低效的经营者模仿他们，或是让他们放弃对资源的积极管理。资本主义活动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人、地区和家庭。一个人错过了赚钱机会，另一个人就会看见其间的潜在收益。这是一项最优评估，它还必须权衡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财富也为贪污受贿创造了大量的机会，比如，美国越州铁路的建设者就曾向政客行贿。 19世纪初，美国人口不及400万，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北美大陆的大西洋大陆架上。他们共同的历史非常短暂。1776年，德国与美国一样，都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但是追溯到9世纪的查理曼大帝时代，德国这些不同的地区仍有重叠的历史。美国人喜欢新事物，德国人却害怕新事物。美国包容不同宗教，德国却因基督教信仰的分歧进行过痛苦的战争。德国人接受独裁政治，美国人却为政治体制的软弱而欢欣鼓舞。不过，德国在没有“特殊”优势的情况下，经济记录却几乎与美国相当。 资本主义参与者可交换性的原则逐渐破坏了继承财富的优势。一个败家子为其他习惯赚钱胜过花钱的人创造了机会。与贵族统治不同，资本主义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子孙的美德、审慎或冒险精神来实现经济增长。美国人接受并推崇资本主义的规则。德国人则不太相信这些优点。整个19世纪，德国的工程师和制造商一直在与上流社会对新贵的蔑视进行着抗争，而新贵这个词在美国几乎没什么意义。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一旦足够多的关键角色启动了发展的进程，非人为的力量就会维持资本主义的动力。虽然美国人保留着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他们更容易承担风险，但是德国人严谨的韧性也为他们国家经济的成功发展作出了贡献。 像英国这样的经济发展的先驱者虽然具备明显的优势，但是也存在某些竞争对手可能利用的独特劣势。英国在开拓性的纺织业投下了重资，可成功却使它的企业家阶级变得谨小慎微。英国的投资者只能去别处寻找机会。美国和德国才因此得益。他们大可进入新行业建立资金池，寻找有前途的新投资。整个19世纪，国家建设对美国和德国来说都很重要，它促进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拥有适合耕作的广袤大地，而且进取精神无处不在。而德国的新兴工业家阶级也准备对这个容克贵族建立的国家从经济上进行整合。这两个国家都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对于铁路建设和重工业来说至关重要。它们的人民也善于仿制和改进英国的发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化学、电力和汽车制造方面很快就有所创新。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超越英国似乎有多种决定因素。英国经济没有衰退；只是如同早期的荷兰一样，它虽然保持着不错的生产能力，但是失去了相对的优势地位。不过法国为什么没有踏上飞毯仍是个谜团。 19世纪，无情的资本主义革命仍在快步向前。事业的规模和范围渗透了每一片大地。20世纪开始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称作是“铁笼子”。如果人们真的想要先辈们那样的生活，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只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那样活着。在铁笼子之内，产品和服务不断增加。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在延长，改善的公共卫生条件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人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想鱼和熊掌兼得：一边享受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硕果，同时也不会失去往昔的生活方式。 19世纪末，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匮乏则刚开始向丰裕低头。有了这个缓冲，资本主义世界随时准备证明习惯的长期后果是多么的浪费、贪婪和冷漠。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但这也让资本主义的攻击性超过了地球表面，到达了维系生命的大气层。如果不想要杀鸡取卵似的经济繁荣，我们只有建立约束，才能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