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通过假定去除了很多真实世界的复杂之处，从而揭示影响国会决策的主要因素。所保留的是三组行为者--国民、议员和联盟领袖--他们会做出四个独立的决定： 1.国民通过评价政策议案和政策结果来确立政策偏好。 2.国民通过评价候选人的政策立场和它们与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来在国会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 3.议员通过评估国民的潜在政策偏好和在多大可能性上国民可能将这些政策偏好纳入他们在随后的国会选举中对候选人的选择中去来在政策议案中做出选择。 4.联盟领袖通过预测议员的选举估算来采取制定他们的政策议案的策略，这反过来要求他们既预估国民的潜在政策偏好，也预估在多大可能性上国民可能将这些政策偏好纳入他们对国会候选人的选择中去。 这四个决定是接下来四章的主题。在分析这些决定之后，我重新回到中心问题：为什么国会要制定它制定的政策？我探讨了鼓励国会制定党派倾向性政策并为有组织的利益服务的那些条件。我也设定了促使国会为更为广泛、普遍或者非组织的利益服务的那些条件。 在本书的下半部分，我将分析在经济、税务以及能源政策领域的国会决策。该部分的每章都将研究几十年来的政策演化。我的目标是证明，理论是解释政策决策动态的有效工具，而且理论能够解释国会决策中的转捩点（shiftpoints）。不仅对为什么国会要追求某个行动过程，而且对为什么国会有时候会突然转向并制定为之前的弱势利益服务的项目进行解释，是理论的一种重要检验标准。例如，在本书有关能源政策的那一章中，我试图证明为什么起初国会要管制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允许前述管制在数十年内保持有效、近十年中不顾总统的反复要求而拒绝解除管制，而正当大家认为解除管制不可能的时候却最终解除了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管制。 在下结论的那一章中，我探讨了国民控制他们的政府的能力。在首先证明了政党不再为国民的控制提供一个合适的机制之后，我审查了当国民根据候选人而非政党进行投票选择时控制的潜在可能。我证明了，在适当条件下，国民是有可能让议员对他们引起的结果而不仅仅对他们所采取的立场负责的。我也解释了，改革者是如何能够造就这些条件的以及过去的改革努力是如何被误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