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政治 ThePoliticsofClimateChange导论 00导论 这是一部有关噩梦、灾变--和梦想--的书。它还是一部有关每日之事、惯常之物这些让我们的生活连成一线、忙忙碌碌的事务的书。它是讨论SUV--运动型多用途车的，也是讨论四驱越野车的。这是一项马拉松式的研究，探讨的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管白天黑夜地开着SUV？因为这些车的驾驶者必定已知道，他们正在加深一场与世界气候有关的浩劫。粗略一想就知道，还有什么比他们正在为破坏人类文明的根基助纣为虐而更让人烦恼的呢？ 要是话说得还不明白，我得赶快补充说，SUV只是一个比喻。假如诸位允许我这样比喻的话，那我们都是SUV的司机，因为我们很少有人能把挡位挂到足够领悟我们面临的威胁的程度。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整天忙忙碌碌的生活与抽象的，甚至有点预言色彩的气候紊乱的未来之间，简直就有着天壤之别。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人必定都听过"气候变化"这个词，至少都知道一点它的意思。它指的是这一事实，即现代工业所制造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正在引起地球的气候变暖，这对于未来而言有着潜在的灾难性后果。但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拿出什么实际行动来改变他们的日常习惯，哪怕这些习惯是气候变化为我们所积聚的危险的源头。 气候变化并不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悄然来临的。相反，讨论气候变化及其后果的书早已经是汗牛充栋。对地球气候变暖的严重担忧，四分之一个世纪甚至更早以前就有人表示过了，但影响甚微。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议题突然跃升到了讨论和争议的前台，并不是在这个或那个国家而已，而是遍及全世界。然而，作为群居的人类，我们只是在回应我们和后代面临的威胁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全球变暖是一个有别于其他任何问题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影响范围，而且是因为它主要是一个关乎未来的问题。许多人说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像参加一场战争那样动员起来，但在这个情形中，又没有什么可资辨认和挑战的敌人。我们正在面对的是这样一些危险，它们既无影又无踪，但潜在的后果又是灾难性的。 不管别人告诉我们威胁有多大，正视这些威胁总是很难的，因为它们让人感觉不是太真实--同时，生活还得照旧下去，生活的一切快乐和压力也得照旧下去。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必须处理我所说的"吉登斯悖论"。它表明，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 吉登斯悖论影响到当前对气候变化的反应的几乎所有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许多公民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的议题的原因。有关态度调查表明，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了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 社会心理学家所谓的"未来贴现"进一步加剧了吉登斯悖论--更准确地讲，你可以说未来贴现是吉登斯悖论的次生概念。与它带给当前的现实性相比，人们发现它很难给未来带去同等水平的现实性。因此，现在获得的一点点报酬，通常会被当作和一段时间之后获得的更大的报酬相等值。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风险。为什么许多年轻人喜欢吸烟，尽管他们也知道烟盒上印着的"吸烟有害健康"？至少部分原因是这样的，即对于年轻人来说，预想到40岁时真正的危险开始降临并足以致命的情景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一系列有可能使行动瘫痪或阻碍行动的因素中，吉登斯悖论处于核心位置。回过头再想想SUV。在美国，有许多人驾驶SUV，这部分是因为在乔治·布什（GeorgeWBush）总统本文有时又译成"小布什"，以示与其父亲老布什总统相区别。--译者注治下政府没有任何打算去向"耗油王"汽车征收其他国家已经开征的税收。大型的汽车生产商，不仅在美国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在其他地方，继续不停地将它们投放市场并由此收获了一份既得的利益。它们的销售自然有一定的合理性。SUV在路途艰难的地带有它的优势。城市中使用它们的人往往是出于派头的考量，但原因也在于它们在交通事故中比小型车提供的保护更好。并不是所有的SUV驾驶者都是派头十足的男人。女人有时也驾驶它们，原因在于它们带来了更大的安全感。 人们依然驾驶SUV也出于其他理由。在科学家当中有着这样一种高度的共识，即气候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危险的，引起气候变化的是人类活动。不过，也有一小部分科学家--即所谓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反对这些论断，而且他们在媒体上也吸引了不少眼球。如果有人建议我们的驾驶员改变他的肆意浪费方式，他总是会说："不是还没有证实么，是不？"还有人也许会说："我才不会改呢，除非别人也这么做。"他甚至会指出别的汽车才是更大的耗油王，例如宾利和法拉利。当然还有人会这样反应："我什么也不是，就我一个人，做不做没什么差别。"有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等我有时间了再说吧。"由于谁也不应该低估习惯的顽力，因此我认为，即使是最资深的、最坚定的环保主义者--连一部车都没有--也在与这一事实作斗争，即在未来浩劫的阴影笼罩下，照样有人过着鼠目寸光的生活。 SUV的例子就是全世界的写照：要让言语变成行动，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政治家们已经觉醒过来，认识到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许多国家最近也出台了各种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政策。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一道门槛已经被跨过了：大多数政治领导人现在已熟知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险，以及应对这些危险的必要性。不过，这还只能算是第一波--将该议题纳入政治议程。第二波必须包括将它深植于我们的制度和公民的日常关切之中。在这方面，出于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原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国际社会坐在了同一条船上，至少原则上是如此。旨在限制全球变暖的谈判已在联合国组织的各种会议上开始，最初是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1997年移到了京都，2007年则转往巴厘岛，目的都是想减少二氧化碳的全球排放。会议还在继续，但迄今为止具体收获还不多。 本书大部分内容集中讨论工业化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正是这些国家首先向大气层注入了大部分排放物，它们必须承担起在最近一段时间控制这些排放物的第一位责任。它们必须带头降低排放，走向一种低碳经济并实施一系列足以把这些变化整合进去的社会改革。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些，其他国家谁也做不到。 我想要做出这样一个让人吃惊的论断，即在当前时期，我们还没有气候变化的政治。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一套如要我们控制全球变暖的雄心壮志变成现实就必须做到的政治创新。这是一种奇怪而不可饶恕的缺失，我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弥补这一缺失。我的方法立足于现实主义。有许多人说，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难度太大的问题，在传统政治的范围内解决不了。在这点上我同意他们的说法，因为我们既有的政治思维方式确实需要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但是，我们还必须在已有的制度下活动，按照尊重代议制民主的方式行事。 国家将会是一个至为重要的活动者，因为它手头掌握的力量太多太多，不管你是谈论国内政策还是谈论国际政策。谁也没有办法强迫国家去签署国际的协议，而且即使它们选择这样做了，执行协议的任何内容也主要还是一个个国家的责任。只有在碳价格处于某个需求层次，且戴上了必须在政治上制定出来并予以执行的决定这顶桂冠之后，排放交易市场才能运转起来。技术进步对于我们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机会来说将是十分关键的，但国家的支持才是让它落到实处的必备条件。现存的一个重要的超民族实体，即欧盟，它就严重依赖于它的成员国做出的决定，因为它对它们的掌控是十分有限的。 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市场有着比仅仅在排放交易领域大得多的作用。在许多场合，市场力量能够制造出其他机构或架构无法做到的结果。原则上，一个价格只要它在没有贬损其他商品的价值的情况下能够加诸一件环境商品之上，它就能确定下来，因为接下来的竞争将会创造出更高的效率，而不管这件商品是否被交换。然而，积极的国家干预又再次有人提倡。因经济过程所蒙受的环境成本形成了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性"，--那些引致这些成本的人并没有为之埋单。公共政策的目的应该是确保只要有可能，这类成本就要内部化--亦即，将它们推向市场。 当然，"国家"是由不同层面构成的，包括地区的、城市的和地方的政府。在全球化的时代，它活动于政治学家叫做多层治理的语境之内，触角往上伸及国际舞台，往下伸及地区、城市和地方。强调国家对于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性，并不是说要反转自上而下的政府。相反，这样做的最强烈的动机似乎却是提振有远见的个人的行动，以及公民社会的能量。国家必须和许多其他机构与实体一道行动，就像它们如要有影响力就必须和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一道行动一样。 不提及绿色运动，你就无法讨论气候变化的政治，因为这场运动许多年来已经在环境政治上有了第一位的影响力。在推动气候变化的议题进入政治议程方面，它已经有了一种强大的号召力。"走向绿色"差不多已经成为戮力限制气候变化的同义词。不过，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绿色运动脱胎于工业主义在早期保守主义者心中唤起的敌对情绪。尤其是在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所走过的现代发展历程中，绿党把自己塑造成一股反传统政治的力量。这两种立场都特别无助于实现将环境关切整合进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之中的任务。总之，我们必须对绿色政治哲学来个去伪存真。 想找到任何一种试图在一定意义上"回到自然"的方法，都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我极力主张的观点。保守主义也许有一定的同情价值，但它在对抗全球变暖时本质上将是毫无作为的。事实上，它甚至有可能妨碍我们的努力。作为科技进步的结果，我们好久以前就已经冲破了用来把我们与自然界分开的樊篱。倘若我们严肃地对待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这类东西，而不是更少。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放弃了绿色运动的一个核心概念--即那条警示原则："不要干扰大自然。"而且，为了阻止气候变化，不管人们爱怎么说，我们都不想去"拯救地球"，因为地球的存在不依我们的所作所为而定。我们的目标就是保护--如果有可能的话，改善--人类在地球上的体面的生活方式。 "绿色"一词使用得太广泛了，我根本就摆脱不了它。但现在用它来阐发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反倒会帮倒忙。在后面的论述中，我将避免使用这一术语。 有一系列问题等待我们去提出和解答。这里我只是简单地列举了几个。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将回应所有的问题，无疑地，这些回答令人满意的程度是有差别的。 为应对全球变暖，必须将一种长远的视野引入政治。必须有某种进一步的计划。"计划"一词并无某些特殊的取悦于人的含义，因为它容易唤起极权主义或者无能的想象。国家计划已失宠，原因一是它有压制性，二是它已失灵。如果我们有回到这样一种努力的打算，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 接下来的议题转到讨论风险和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的政治是与风险和如何管理风险密切相关的，这个概念在本书的每页上都会出现。我们无法知道未来：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习惯于说，如果我们可以，它就不是未来了。对抗气候变化所需要的长远思虑必须反观不确定性这一背景。给未来事件确定一个概率往往是可行的，但还是有许多现有的知识触及不深、大面积不确定性潜藏其中的语境。面对这一系列问题，需要何种政治战略呢？ 要想有能力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参与进来。现在他们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吉登斯悖论如何才能够解开？应该让民众比现在更有恐惧感么？是的，但不能由此推断说，恐惧是让民众做出反应的最好推手。况且，还有其他必须面对的风险，它们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风险交织在一起--例如流行病、国际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等。 在民主国家，政府更迭频繁。而且，在实际生活语境中，许许多多的议题争抢风头，包括眼前那些琐碎的问题，它们在当今也许看起来最为重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气候变化政策的连续性如何得以保持？应当指出，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或左或右的议题。不宜过多谈论"新的偏红的绿色"。必须打造某种类型的跨党派框架以推进放眼长远的政治，但怎么办呢？对抗气候变化是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呢？那些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走在前面的国家，例如必须这样做的发达国家，还可能面临竞争的问题。它们的产业会因必须与其他地方制造的更便宜的商品竞争而受阻，因为其他地方没有环境税和管制约束。这个问题到底会有多严重呢？当然了，许多商业企业及其雇主集团已将此作为一旦气候变化动议受到关注就拖政府后腿的理由。 最后，围绕技术问题也有许多难题。投资于可再生能源资源对于对抗气候变化来说是十分关键的。但是，这些资源不会自动地开发出来，也不会单靠市场力量起作用就获得激励。国家必须予以补贴，以使这些资源可以和化石燃料进行竞争，并在石油和天然气所经受的价格波动面前保持对它们的投资。技术变革在可见的未来只能是有限的。政府应该如何决定支持哪种技术？它们如何面对这一事实，即大多数根本性的技术创新--例如互联网--往往谁也预见不到？ 为推出一种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新的概念是必需的，我将在本书中介绍绝大部分。其一是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概念。只要气候变化受到关切，国家必须像一种催化剂、一名协调员那样行动起来--它必须鼓励和支持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推动政策向前走。但是，它不能仅仅当一名协调员，因为它还必须保障实现确切的结果--最主要的是不断减少碳排放。保障型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有能力产生出确切的结果，这一结果不仅它自己的国民可以信赖，而且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同样可以信赖。 另两个基础的概念是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politicalandeconomicconvergence)。第一个指的是气候变化政策多大程度上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和其他价值观、政治目标重叠在一起。气候变化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变得具有创新性和充满活力，以及它是否可以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关键的决定因素就是政治敛合。例如，减轻对汽车（所有的汽车）的依赖，发展公共交通，提升建筑环境的质量，所有这些都和减少碳排放的目标敛合到了一起。还有许多更深层的敛合。在发达国家，我们不再能够将进步和经济增长相等同。富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增长就不再与福利的宽标准高度相关。将这样一种福利观念放在首位也许会与气候变化目标紧密耦合在一起。经济增长导致排放增加。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增长不是提升而是降低了福利，那么制造一个增长的拜物教为的又是什么呢？我将尽力表明，应付气候变化为推进一系列其他政治目标带来了机遇。同时，这些目标又为推动气候变化议程提供了机会。 经济敛合关注的是为抗击全球变暖而推进的经济和技术创新，同时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采用这些创新的人打造竞争的优势。前面我提到过，减排目标也许会与商业竞争力相冲突，但这种关系有可能扭转吗？我们也许正迅速走向这样一个场景，在其中，忽视环境目标的企业在竞争力方面实际上得不偿失，或者很快就会得不偿失。经济敛合的程度越高，我们在限制气候变化方面的成功率越大。关键是要政治家和商业领袖抓住、挖掘到手的机遇，就像许多人现在正打算做的那样。就眼前看来，政治和经济敛合最重要的领域是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的重合带，这方面做得很不够。通过应对后者，我们最有希望能够在前者上达成一致。 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我增加了一个发展要务（developmentimperative）的概念。穷国只为全球变暖做出过几近微不足道的排放，它们必须获得发展的机会，哪怕这个过程会在一个十分紧要的时期增加排放。发展是要务，并不只是出于道德的理由。气候变化的后果将使全球不平等已经造成的巨大张力愈发紧张，其影响是遍及全球的。通过技术转让和其他手段，发展中国家或许有可能避免全体重走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但世界上多少有点发达的地区之间的交易必须要罢手。 和气候变化一样，能源问题突然间也走到了最前台，成了许多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背后的原因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工业化国家的能源需求已经造成了正在引起全球变暖的大部分排放。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其巨大的人口规模是既定的）的快速经济增长，正在造成可用能源资源的进一步紧张，同时提高了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水平。应对气候变化必须与能源安全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这句话近段时间以来已经是老生常谈，但让我吃惊的是许多文章对这二者的联系把握得太肤浅了。 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将会耗尽石油和天然气这些我们的文明目前还离不开的能源资源呢？近来有关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供给何时达到最高峰的讨论是相当密集的，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时候将会消费掉过半的石油和天然气？如果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供给的最高峰事实上正在来临，那么问题就严重了。当然，我们的SUV驾驶者这时也就处在风口浪尖。2008年，汽车的销售开始下滑，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气候变化，而是因为石油价格，在石油供给的担忧面前，石油价格一路攀升。现代社会之关注石油，不仅因严重依赖这种能源，而且因石油的影子能够在许许多多的制造业商品中找到，它关系到民众的生活。商店里大约有90%的商品都不同程度涉及石油的消费。 我们当前正生活在这样一种文明中：在我们把未来的风险看清楚之后，这种文明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毫不奇怪，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末日文学的兴起，它们的主题说的都是浩劫的可能性。其他的文明已成过眼烟云，为什么我们的文明就神圣不可侵犯呢？ 但风险就是风险--危险的另一面总是机遇。有许多政策错误时下正在产生。大多数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药方都是消极的。它们谈的是储藏、削减、压缩、节省。它们中有许多是重要的。例如，驾驶更经济的汽车，减少坐飞机的次数，压缩国内的能源账单，多步行，少洗澡，等等。在减排方面，所有这些小的行动加在一起，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然而，由于存在吉登斯悖论，任何建立在剥夺基础上的方法都是死胡同。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积极的低碳未来的模式--它还必须和当前日常的、每日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目前是没有这样的模式的，我们必须为它铺出一条路。它不会是一种绿色眼界的，而是受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思维推动。它不能是一种乌托邦，但乌托邦的色彩是少不了的，因为这种色彩为我们树立了奋斗的理想。理想主义和坚定信念，二者都是必需的。例如，致力于低排放的生活方式改变就有着直接的经济意义。假如这种改变有助于创造出比当前可以找到的更干净的工作，或者更好的工作，它就具备了直接的、实用的价值。 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当中的积极活跃的领导对于追求这样的目标来说也是必要的。推出新的双边行动和协作形式也是必要的，其间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化通讯的全套优势。政府在目标之外应该有更好的雄心勃勃的导向。例如，可以利用竞争手段来发展新的观念和技术，也许还可以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提高公众的认知水平，大力奖赏那些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或机构。 我不想让人听起来像一个盲目乐观者。恰恰相反--某些政策必定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其中许多不会受人欢迎，甚至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强大的利益往往横亘在改革的路上，我们必须越过它们。我所强调的是，即使面对艰难险阻，如果处理得当，我们也能--事实上差不多总在这样做--将阻力转化成新的机遇。我们可以期望而且应该花最大力气推高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技术创新浪潮。没有这类创新，就不可能明白我们如何才能够打破我们对石油、天然气、煤炭这些主要的环境污染源的依赖。回到可再生能源资源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种回归必须是全方位的。然而，研究表明，技术变革需要花多年时间才能渗透整个经济和社会。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即使有了我们所需要的、事实上必须有的突破，它也将是一段漫漫征程。 代价是高昂的。如果我们找得到路，那边就有另一个世界在等着我们。在那个世界，不仅气候变化已经被降伏，而且石油也失去了它决定世界政治形态的能力。 总结一下我在本书中讨论的核心主题，我将给政策制定者提出如下建议： 1全力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并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去做到这一切。例如，培养一支企业家领军队伍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将会充分挖掘现行环境政策的经济优势。与我所说的气候变化斗士精诚合作--就像有人恰如其分地说过的，要是马丁·路德·金高呼"我有一个噩梦"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1929～1968），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毕生为黑人争取权利而奋斗，1968年遭暗杀。1963年8月28日，他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IHaveaDream）的著名演讲。--译者注，他就激不起人们的行动。恐惧和忧虑并不一定是好的鞭策，尤其是当人们认识到风险是无形的，或者当人们以为危险离得很远的时候。而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就像公众正在经历的，只是他们所抱忧虑中的一个而已。 2首先注意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同时认识到这样做所面临的巨大难题。间接的手段有时最能发挥作用。例如，与警告气候变化的危险相比，公众对驾驶效能更高的车可能反应更为积极。不要过多纠缠于目标问题。在这点上，有什么样的气候变化政策才是最重要的。计划先行，但要记住短期是开启长期的钥匙。目标设定可以成为不作为的借口，而作为则不需要。不要过分信赖碳市场。这样说不仅指它们在目前的成功率很难估计，而且指它们能够轻易变成一个政治托词。即使不这样，它们听起来也不痛不痒。碳税之路可行，但引入碳税不能零敲碎打。对财政制度进行全面审计是必要的。 3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全球变暖领域。这样做的诱惑力也许很大，尤其是在一个政府或党派处于压力之下的时候。如果可能，要与主要的反对党达成协议，以确保气候变化政策的连续性。提高所有政府部门对气候变化的关切，并致力于在不同的政治领域制造出协调一致。引入进步的环境政策之后接着又依据别的地方做出的决定而推翻它们，这是不好的。不可忽视社会公正的议题。穷人更有可能受到那些影响气候的变化的后果的冲击，除非有政策特意针对这些冲击。 4建立详细的、鞭及长远的风险评估程序，因为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面是复杂的。我们必须建构这样一种未来：可再生资源在其中构成了能源消费的主体。事实上，这将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转型，其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复杂而多样。要与其他国家、地区、城市展开密集而持续的合作，只要有可能就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合作。要在政策当中加上一点乌托邦思维的味道。为什么？因为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在按照我们的方式打造一种社会形态，它最终会与我们今日所生活的社会截然不同。我们必须打有准备之仗。 在本书最后三章，我将笔触更多地伸到了国际层面。由于排放已经到了空中，因此不管我们从此刻开始会不会取得成功，我们都必须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某些后果，并尽我们所能去适应它们。"适应"并不意味着只是在变化发生时才去应对。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早做准备--适应必须是抢先行动的。它必须依赖和我们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合拍的智力资源。我们现在就必须全身心准备面对危险（而且抓住机遇）。所有的国家都会受到影响，但穷国遭受的影响将比发达国家更严重。富国有义务帮助它们。 能源安全的文献和气候变化的文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相称。关于能源安全的分析集中在全球政治的典型特征即张力、利益和分歧等问题上。相反，在讨论气候变化时，地缘政治在减排谈判已开始的背景下看起来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这种平衡需要找补回来。正因为我们还没有一门成熟的气候变化政治学，我们也就没有一门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学。现实世界中，拿什么样的制度、机制或国际关系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达成限制碳排放的国际协议的努力，已深受地缘政治考量的影响，但这些考量很少公之于众。大多数讨论集中在谈判的细节，或者地缘政治在气候变化面前的失灵。目前缺少的是对影响政治领导人做出决定的地缘政治因素予以分析。 正如国内政治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反应一样，有效的反应也必须是多边的--它必须让各国齐心协力，甚至包括那些其他方面利益与之相左的国家。欧盟是一个内部的多边组织，并且已经在促进这样一种反应方面走在了前头。我是一位坚定的亲欧盟者，我希望它的努力取得成功。然而，这很难。只有在欧盟各成员国实现我在本书中分析的结构变革之后，欧盟的规划才会起作用。由于我已说明的原因，我不相信巴厘岛会议之后的国际磋商能够产生出更多的具体成果，尽管我希望我是错的。 必须开拓其他形式的协作来为这些磋商加一把火。例如，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应当开辟出直接的多边合作途径，以便缔造出共同的政策，共享技术进步的成果。从权力关系来说，世界气候的未来某种程度上只掌握在两个国家的手中--美国和中国，因为它们加在一起占了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极高比例。二者都在无止境地满世界寻找能源供给以支撑它们的经济。它们是加入一场资源争夺，还是学会合作？美国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有必要来个彻底转变，如今奥巴马总统已承诺这样做了。 "是的，我们可以！"他在谈到美国改弦易辙的能力时如是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他的前任也曾说过几乎一样的话，尽管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前任领导人乔治·布什认为，美国是如此强大，以致它想要欺负哪个国家就可以欺负哪个国家。"不，你不可以！"这就是回答，也是大梦之后的初醒。美国要想领导世界，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协作，只有通过对自身权力的局限性有充分了解。小布什说过但从来没有付诸行动的谦逊态度，应该成为美国在重返多边主义世界时发挥作用的基础。 当然，世界经济下滑对所有这一切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在2008年的金融市场危机爆发之初，这个国家往回撤了撤。惯性滑行的解除管制时期结束了。然而，状态的回归绝不意味着退回过去。在这条道上我们是找不到出路的。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为政府、为基于市场的机制找到新的角色。 此书写作时，金融市场还阴云笼罩，但它在对抗全球变暖的过程中，在恰当立法的背景下，还是有其重要作用的。就像在所有的气候变化政策领域中一样，这样的立法应当是赋权的而不是禁止的，应当提升新的治理和基于市场的伙伴关系。复杂的金融工具一夜间失宠，人们抱怨它们造成了市场的崩溃。但我们还需要它们，因为假如管制得当，它们有时实际上还是长期投资的关键因素，并不是一种反长期投资的力量。例如，为了让保险覆盖极端天气事件，可能需要集中许多人的智慧，即使全球变暖的步伐有多快已既定。私人保险公司可能需要提供大多数必需的资金，因为国家在已经肩负其他许多职责的情况下，只能当一名最后的担保者了。 解除管制时代的结束，意味着政府将会在设计衰退之后的经济重建方面扮演主导的角色。提高对契合于低碳未来的新的企业和技术的投资的机会是存在的。关键是要为接下来的20年甚至更久建立起一套正确的结构。 关于制定一种旨在把衰退中的复苏与大规模投资于可再生能源资源结合起来的"气候变化新政"的可能性，有许多人已经谈到了。我赞同这个想法，但落实这个想法必须小心翼翼，并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更持久的补救方法上。此外，还有一条艰难的路必须走出去。与石油价格急剧回落密切相关的失业率上升，再次助长了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如果低价格简单地传导给了消费者，这种低价格也许有助于复苏，但也会再次助长消费者的坏习惯。我们的有车族将会重新开上SUV，没有什么理由把它处理掉了。但石油价格必定再次大幅上扬，只要世界露出摆脱衰退的迹象。这一切的最坏的结果是在复苏发生前气候变化被简单地推后应对，对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防止。 这不是一部讨论气候变化的书，但它是讨论气候变化的政治的。在开篇第一章，我只是极简单地描述了一下有关全球变暖的争论。许多详细的讨论读者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例如，可参看：RobertHenson,TheRoughGuidetoClimateChange(London:RoughGuides,2008);AndrewDesslerandEdwardParson,TheScienceandPoliticsofClimate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DavidKingandGabrielleWalker,TheHotTopic(London:Bloomsbury,2008);ElizabethKolbert,FieldNotesfromaCatastrophe(London:Bloomsbury,2006)。事实上，我将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能源安全，以弥补这二者往往不放到一起讨论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