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界定民主文化 文化是平常的 1958 公共汽车站就在大教堂外面。我一直在看那张古地图，看着上面画的几条从天堂流出的河，看着那个铁链图书馆 。几名神职人员不费任何口舌就进去了，可我等了一个小时，跟教堂司事说了不少好话，也没看见那些链子。马路对面那家电影院张贴着“六—五特别节目”的广告和《格列佛游记》的卡通画。公共汽车来了，车上的司机和女售票员彼此很投缘。汽车出了城，驶过一座古桥后继续向前，两旁是一座座果园、一片片绿草地及正在耕种的红土地，再往前就是布莱克山脉。我们向山上行驶，看见陡峭的原野止于灰色的石壁，再过去就是原生态的蕨类、石南和荆豆。东边的山脊上有几座灰色的诺曼式城堡，西边是山间要塞的围墙。我们继续向山上行驶，脚下的岩石起了变化。现在，这里是石灰岩，陡坡上是一排早期的炼铁作业场。不远处就是山谷中渐渐向远处延伸的农田，上面散落着一些白色的房子。在我们前面是一道较窄的山谷：轧钢厂、煤气厂、灰色的平台，还有矿井的出口。汽车停下来，司机和售票员下了车，好像还是那么投缘。他们来这里是轻车熟路了，知道所有的参观程序。实际上，类似这种形式的旅行我们都经历过。 那次乘汽车曾途经我出生与成长的地方。那地方现在依然是个农耕的山谷，但是为了能行驶通往北方的重型卡车，穿过山谷的道路被取直拓宽了。就在不远处有个农场，我祖父曾是那里的农业工人，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被迫搬出自己的小农舍，成了一名筑路工人。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十三四岁就去了农场，他的女儿都进了服务业。我父亲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十五岁就离开农场，到铁路上当了一名搬运工人，后来成了一名信号员，去世之前一直在这个山谷的小信号房里工作。我是沿着这条路去那里的乡村小学上学的。学校里有两个班，中间隔着一道布帘子——二班的学生最大的八九岁，一班最大的十四岁。我十一岁时去当地一所文法学校念书，后来上了剑桥大学。 文化是平常的：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开始。在那样的乡村地区长大，就会看见一种文化形态以及它的变化模式。我可以站在山上，看着北方的农场和教堂，或者向南看着那片烟尘滚滚、火光熊熊的高炉构成的第二次日落的图景。在那样的家庭中长大，就能看见各种思想的形成：新技能的学习、各种关系的变化、不同语言和思想的形成。我的祖父是个身材魁梧、埋头苦干的劳工，在教区的一次会上说到被赶出自己的小农舍时言词凿凿，声泪俱下。我父亲去世前不久，曾平静而愉快地谈到他在村里组织工会支部和工党小组的情况，而且毫无怨恨地谈到新政治中的“娈童”。我使用的是不同的惯用语，但是想到的还是这些东西。 文化是平常的：这是个重要事实。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形态、自身的目的及自身的意义。这些都要通过人类社会的制度、艺术和学问来进行表达。一个社会的形成过程就是寻找共同意义与方向的过程，其成长过程就是在经验、接触和发现的压力下，通过积极的辩论和修正，在自己的土地上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个不断成长的社会是一种存在，但它也在每个人的头脑中进行着塑造与再塑造。首先，一种思想的形成是对各种形态、目的和意义的缓慢学习过程，这就使研究、观察和传播有了可能。第二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在经验中进行验证，进行新的观察、比较并建立意义。文化有两个方面：已知的意义和方向，这是要引导其成员学习的；新的观察和意义，这是要提出并加以检验的。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通过程，而我们则是通过它们来认识文化的本质：文化永远同时具有传统性与创新性；它永远同时具有最普通的共同意义与最优秀的个体意义。我们运用文化这个词表达两层意思：表示一种完全的生活方式——这是普通含义；表示艺术和学问——这是发现和创新努力的特殊过程。有些作家对这个词的一种或另一种用法持保留意见；我坚持认为两种意思都有，并认为它们的连用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我提出的关于我们文化的问题既与我们的总体及共同目的有关，同时也与深层次的个人意义有关。无论是在一个社会里，还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文化都是平常的。 我知道现在有两种文化感——带着两种不同的颜色——但是我不愿意去研究。第一种是我在剑桥的一家茶馆里发现的。顺便说一下，我在剑桥没有感到压抑。我没有因为那些古老的建筑而感到沮丧，因为我来自这个世界上一个已经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国家：我喜欢漫步穿过一个都铎王朝的庭院，我没有因此而感到不自在。我并没有因为一个学府的存在而感到惊讶；我对大教堂从来就不感到陌生。我现在坐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面前的书橱设计跟铁链图书馆的大同小异。在我们家里，学习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我在牛津大学是拿奖学金的，但我并不是在崭新的梯子上攀爬的怪物。学习是平常的事；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会学习。从这些散落分布的白房子里走出去的人，成了学者、诗人或教师，这历来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能免于直接参加工作；这样的学习是要支付费用的，而这个费用太高了，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支付的。现在，我们能够共同支付，这就是一种美好、平常的生活。 大学并没有使我感到压抑，而那个茶馆则不同，它就像大学里一个比较古老、令人肃然起敬的系。这里有文化，不是我所了解的任何意义上的文化，而是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特定的、有教养的民族所具有的外在的、特别明显的符号。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有学问；他们所实践的艺术只有很少几种；但是他们有艺术，而且还展示给你看。我认为他们依然在那里，依然在展示，即使他们肯定听到了来自外界的难听的噪音，来自被他们称为“愤青”——有个标签多舒服！——的少数学者和作家。实际上没有必要表现得那么粗鲁。其实很简单，如果那也是文化，那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看见过其他人的生活。 不过，它当然不是文化，我的有些同事不喜欢茶馆，就根据字面意思把文化说成一个肮脏的词，这是不对的。如果茶馆里的人坚持认为文化是他们行为举止中的细微差别，是他们说话习惯中的微小变化，我们是不能阻止他们的，但是我们可以不予理睬。他们没有那么重要，不能把文化从它所属的地方拿走。 但是，我读过一些作家的作品，他们大概也不喜欢茶馆，在我的头脑中，他们也属于这类人。我在阅读克里夫•贝尔的《文明》这种书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不同观点，而是麻木不仁。我在想，什么样的生活才能产生这种极端的挑剔，做出这种极端的决定，把某些东西称为文化，然后像公园里的围墙那样，把它们与普通人及普通工作隔离开来？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演奏音乐，聆听音乐，朗诵诗歌，聆听诗歌朗诵，鉴赏优美的语言。自那以后，我听到过更动听的音乐和更优美的诗歌；我面临的是整个世界。但是，从最普通的经验中，我知道那里有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里有做某种事情的能力。当然，离那次乘车旅行再远一点的地方，尽管这些东西曾经在那里有过自己的一席之地，那里的旧社会组织已经支离破碎。人们不得不集中去从事一些新的工作，建立一些新的关系；顺便说一句，工作曾经筑起公园的围墙，曾经建造了围墙内那些房子，现在它终于为人们建起了整洁、体面、配置家具的住房，不过茶馆里依然是一片牢骚怪话。文化是平常的：我们经历每一次变化的时候，都要紧紧抓住这一点。我不愿意了解的另一种意义（或者叫色彩）则完全不同。英语中只有两个词是和“文化”（culture）押韵的，无独有偶的是，其中一个是“坟墓”（sepulture），另一个是“秃鹰”（vulture）。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博物馆、美术馆甚至大学称为“文化坟墓”，但是最近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文化秃鹰”（用在人身上也必须押韵）的说法，而且在类似的北大西洋行话中，我还听到“空想的社会改良家”（do-gooders ）、“高品位的人”（highbrows）和“高级道学先生”（superior prigs）这样的词。现在我已经不喜欢那个茶馆了，但是我也不喜欢这个酒吧。我知道有的人对艺术和学术毫无幽默感，我知道“真善”与“伪善”有区别。可是对这种不断扩散的行话——新无赖们的真正行话——中不断增加的含义，我是坚决不接受的，因为说实在的，一个人怎么能随心所欲、沾沾自喜地给“做好事的人”这样的词增加这种新的含义呢？一个人在谈及学术和艺术时，怎么能把自己降格到非使用这些新时髦词的地步呢？很显然，听到别人提及严肃的标准后，最初对“虚伪”或“自命不凡”（这个词本身就是双刃的）可能产生的感觉就会成为充满愧疚的痉挛。“文化”这个词在下列情况下就会大打折扣：戈林当时伸手掏枪；许多人伸手掏支票簿；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使用最新的行话。 在这些圈子里，“好”这个词的许多含义已被釜底抽薪，它的伦理内涵以及对纯技术标准的强调已经被排除在外；做好一件工作（to do a good job）比做一个空想的社会改良家（to be a do-gooder）要好。但是，任何坏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做好一件工作，这一点我们还有必要提醒吗？对技术效率所做的天花乱坠的保证并不能替代对一个人完整的正面评价。但是那些曾经写过这种评价的人，那些曾经是或希望成为作家或学者的人，现在心满意足地做起了广告，搞起了宣传，他们的大名还上了小报。这些人获得了技能，获得了委任，厚颜无耻地干起了从没有经验的普通人那里捞钱的勾当。正是这些人——这个新生的危险阶级——创造并且扩展了这些行话，其目的是想影响普通人——这些普通人是干实际工作的，他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有自己真正的标准——这些人知道并且放弃了这些领域的实际标准。市场上仍然有叫卖便宜货的老式流动小贩，他那些盒子里的金戒指和手表瞄准了乡村孩子手里的两先令六便士硬币。他认为那些受骗上当的人愚昧无知，但他们在生活，在务农，而他却在流动货架后面咳嗽。新式的流动小贩是待在有现代装潢的办公室里的，他运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只言片语来影响他心目中的大众心理。不过他也必须不断学习新东西才能前进，而我们不会受他那些行话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不去学那样的行话。文化是平常的。对学术或者艺术的兴趣是简单、快乐、自然的。希望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并且希望做好事，是人类的健康积极的本性。我们不会因为那些噪音就吓得不敢做这些事情。至于我们的文化有什么问题，现在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迄今为止，我只是试图清除那些垃圾，因为那些东西妨碍我们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到了剑桥之后，我曾经受到两个重大的影响，在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是利维斯的教诲。尽管后来我对他们有许多不同看法，但我一直很尊重他们。 马克思主义者们说过的东西很多，不过真正重要的只有三点。第一，他们说对一种文化的最终解释必须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基本生产体制。我在其他地方曾对此进行过理论探讨——它比表面上看起来困难得多——但是我仍然接受它所强调的观点。我是在边界乡村长大的，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把我引向这样一个重点：一种文化就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而艺术则是一个明显受到经济变化剧烈影响的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我对现行经济体制不满，而这并不是别人教我的，但是要用这些术语来表述对我们文化的种种疑问就说不清楚了。据说这是一种由阶级主宰的文化，在使大众处于无知状态的同时，故意限制一个地位低微的阶级的共同继承权。我所接受的限制事实是，只有那些值得帮助的穷人才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这一点现在依然十分明显。我在剑桥大学校园漫步的时候，丝毫没有因为自己被看成是值得帮助的人而感到高兴；与我的乡亲们相比，我不比他们好，也不比他们差。正因为如此，一听朋友们谈到无知的大众，我就很生气：有一类共产党人总是这样说，但他们在波兹南和布达佩斯得到了自己的答案，就像持同样想法的帝国主义者在印度、印度支那和非洲得到的答案一样。具有强大的教育、文学和社会机构的英国资产阶级文化与实际权力中心的联系十分密切。大多数劳动者都被排除在外，这样的说法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那些大门正在慢慢地打开。但是如果接下去还说劳动人民被排除在英国文化之外，那就是胡说八道了；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不断发展的种种机构，很多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文化，无论如何也不是他们想要的。英国生活方式的很大一部分，它的艺术和学术中的很大一部分，从任何可能的意义上来说，都不是资产阶级的。有些机构，有些共同意义，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商业中产阶级的唯一专利；艺术与学术是共同的英国传承，是多种不同的人创造的，其中不乏许多憎恨这个现在正自豪地享受这种传承的阶级、憎恨这个制度的人。资产阶级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包括一个有限但很实在的道德体系；这一点至少比他们之前的宫廷统治者要好。资产阶级得到的休闲给了我们许多文化价值。但这并不是说当代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从保守党人到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大家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工人阶级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我就很看重它——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我在这种生活方式中长大，因为我知道，在有些方面现在的生活不一样了。我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强调的是邻里关系、相互责任以及生活的共同改善，这些在伟大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工业机构中都有表达，实际上也是英国未来社会最好的基础。至于艺术和学术，它们都是某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传承，是（或者应当是）任何人都能享有的。所以，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死亡的文化中，说大众是无知的，那我就不得不问他们，而且我当年就这样问过：他们究竟生活在哪里？我所知道的，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正在死亡的文化，也不是什么愚昧无知的大众。 那么，我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论调为文化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是受限制的这一说法。其他的东西我都不接受，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三点我也不接受：既然文化和生产是相关的，那么倡导一种不同的生产体制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指令，它不仅指向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指向新的艺术和学术。我在参加共产党的十八个月中，写过一些东西，并或多或少发现了一些问题，而且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作家看来这些问题还比较严重：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实践上的后果。在这方面，我看到了未来，发现这行不通。只要马克思主义者还保留（其实他们不需要保留）这种指令元素，坚持认为如果你真心实意地拥护社会主义，就必须以某种既定的方式进行写作、思维和学习，那么他们对文化的解读就永远不会被人们接受。文化是共同的意义，是整个民族的产物，但也有个体的意义，是一个人全部个人和社会经验的产物。认为这些意义可以用某种方式来规定，那就是既愚蠢又傲慢了；这些意义是在生活中铸成的，而且经历着铸造与再铸造的过程，其方式也是我们预先不知道的。想提前进入未来，以某种方式假定自己就是未来，那简直愚蠢透顶。预测是另一码事，是提出某种意义，但是英国的生产方式已经社会化，关于它的文化，我们只能说，应当疏通并打开所有的表达渠道和传媒渠道，这样就能使整个实际生活产生意识和意义，虽然这样的生活我们事先不可能知道，虽然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但也只能知道其中一部分。 利维斯从来就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者，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可悲的，因为他对现代英国社会及其近代历史的了解远远不如他们。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了解艺术与经验之间的真正关系，这是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都望尘莫及的。在这个方面，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们也了解了他对英国文化问题出在哪里的说法。他的诊断是激进的，而且很快成了正统的。曾经有过一个古老的、以农耕为主、具有很高价值的传统文化的英国，但它已被一个现代的、有组织的工业化国家所取代。这个工业化国家所特有的机构故意贬低我们自然的人类反应，把艺术和文学变成了绝望的幸存者和目击者，而一个新的、机械化的粗俗不堪的东西则气势汹汹地进入了各个权力中心。教育领域成了唯一的防御阵地，因为它至少能保全某些东西，而且至少能在少数人中培育起思维和感觉的方式，使他们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并保持最良好的个人价值观。我没有必要赘述这种诊断现在波及多大范围，不过人们还在给利维斯以很少的但已足够的感谢。至于我自己，我对他的诊断印象很深，深得足以使我个人处于多年的危机之中，但我最终还是否定了它。 因为，显然，他的诊断与我的经历好像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它并没有说我父亲和祖父是无知的工资奴隶；它并没有说那个精明、忙碌的商业性文化（我接触它的时候对它还很陌生，以至于多年来我经过伦敦，看见地铁广告和晚报的时候，总感到很头痛）是我必须尽快了解的东西。有一次上课，我像往常一样提醒说，现在“邻居”这个词和莎士比亚说的不是一个意思了，但我又说——设想一下！——我认为还是原来那样，这就使我成了别人的笑料，或者使我不得不这样想。（那一年，我父亲快去世的时候，有个人到家里来给他的园子松土；另一个人装了一车枕木送来给他当柴烧；还有一个人来把枕木劈成柴火；另外有一个人——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而且从来也没有人说起过——在后门口放了一袋马铃薯；有个妇女到家里来，拿走了一篮子要洗的衣物。）不过即使这个也不难解释；我来自一个旧的传统社会，但我的未来却在瑟比顿（过了好几年我才找到这个地方，在那里好好地看了看，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象征——我没有在那里住过，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我到了那里，一切似乎都还合适。 但不是一切。一旦离开之后，我曾经想了想，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合适。有一点我知道：在国内我们都为工业革命及随后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感到高兴。的确，我们曾经生活在非常美丽的、以农耕为主的山谷地区，我们能看见石灰岩那边的山谷非常丑陋。但是那里有个极其重要的馈赠，一个我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获取的馈赠，这就是能源，因为对于靠双手干活的人来说，它就意味着一切。这个能源及其各种效应姗姗来迟，但是蒸汽的动力、汽油发动机、电力，对于这些东西和以商品与服务形式出现的大量产品，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尽快得到它们，而且非常乐意。我看见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被人们使用，我也曾见过被它们所取代的那些东西。我没有耐心去听人们讥讽的列数—你知道那些讥讽管道、贝贝奥斯汀车、阿司匹林、避孕药物、罐头食品的话。不过我要对这些伪君子们说的是：不干净的水、铲斗车、每天上下班来回步行四英里、头痛、身无分文的妇女、饥饿，还有饮食单一。我们社会中的进步不只是机械方面的、外在的，而是真正地为生活服务，可是一些描述对此不以为然，所以无论是城镇的还是乡村的劳动人民都不愿意听这类描述（我支持他们）。此外，在新的条件下，我们生活中有更多真正的可以支配的自由，有更多真正可以由个人掌握的东西，有更多真正的话语权。对我们文化的任何阐述，无论是公开地还是隐蔽地否定工业社会的价值，实际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再过一百万年，你也不能迫使我们放弃这样的能源。 所以，这件事的社会基础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一个想当作家、学者、老师的人能够对把新文化指责为粗俗的说法不闻不问吗？难道人们能够因为管道、拖拉机以及药品问题，就对黄色小报、日益增多的质次价廉的商品和胡乱折腾的小事不闻不问吗？事情有轻重缓急，如果有必要，那是可以的；但是难道反应能力降低真是能源价格降低造成的吗？表面上看是这样，我知道，但是难道我们真的只能说到这一步吗？我认为，在未来半个世纪中，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心问题是运用我们的新资源去创造一种良好的共同文化；对于造就良好的富庶经济的手段，我们早就理解了。我认为，良好的共同文化也是可以造就的，但是在能够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必须摆脱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的那些批评家们的说教——两个错误的等式、一个错误的类比、一个错误的命题。 要摒弃那个错误的命题并不难。新的能源带来了令人可恶的东西，这是一个事实：煤炭带来了粉尘，工厂造成了拥挤，通信技术带来了乱七八糟的线路。但是，如果认为丑恶是我们为发展经济力量必须支付或者拒绝支付的代价，这样的命题已经未必正确了。实际上，新能源、新生产方式、改善的交通与通信系统可以使英国再度成为一个清洁宜人的地方，而且使能源变多了，而不是变少了。新出现的任何可恶的东西，都是由于愚蠢、冷漠或不协同配合所造成的；与新能源必然会产生噪音、肮脏及破坏相比，这些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那两个错误的等式比较棘手。一个是普及教育和新商业文化之间的等式：后者是前者不可避免的产物。有人说，只要让大众介入，就必然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问题显然是很棘手的，但是我却不能接受这个等式，理由有两条。首先是信念问题：我认为一般普通人实际上并不像通常对大众的描述：品位和习惯比较低俗、不上档次。我想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众，只有把人看成大众的方法。由于产业主义的到来，旧的社会组织大量土崩瓦解，我们不断见到我们不认识的人，这就成了个人经历中的一桩难事，因为我们总想在自己的头脑里把他们归类为“其他人”。在工业城镇里，人们再次聚集到一起，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结构（我们的社会阶层中的一些名称以及“阶级”这个词本身，都起源于工业革命）。由于大众传媒的改善，尤其是新闻和娱乐多种传播模式的出现，造成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这再次导致受众被说成是无知的大众。“大众”变成了代替“群氓”的新词：那些其他人、无闻之辈、平头百姓、难以接近的群氓。把这个准则作为了解其他人的方法显然是很荒唐的，但是在新的条件下，这似乎是一个有效的准则——唯一可能的准则。当然，使用这个准则的是有钱人，因为有钱才能使用新的通信技术；有些人动辄说其他人的品位与习惯低下，而这种低下则被认为是一座桥梁。这种新的文化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准则的基础上；我不接受这个准则，我坚持认为普通人身上的这种低下素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你可以对我的观点不屑一顾，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坚持这一点。从自身的经历中，我知道有一种不同的准则，而且得到的会是截然不同的回答。 我的第二个理由是基于历史的：我认为普及教育与商业文化不是因果关系，我可以证明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我在其他地方说过，1870年的神话确实很神奇（据说随着教育法颁布后那些孩子的成长，廉价而讨厌的新报纸也出现了）。其实早在1870年前，识字的人数就足以支撑廉价的报纸了，而且在1870年教育法颁布之前，就有大量廉价、低劣的报纸在销售。这个可恶的新商业文化产生于产业主义的社会混乱之中，产生于这个混乱中的“大众”准则的成功，而不是产生于大众教育。诺斯克利夫子爵所做的烂事莫过于创造这样的神话了，因为虽然低劣文化与产业主义的社会混乱有着重要联系，说它与大众教育有联系就别有用心了。顺便说一句，诺斯克利夫革命是报业金融结构上的一场剧变，它的基础是一种新的收入——19世纪90年代新出现的大量广告——而不是因为有了廉价的大众报纸，而且在报界成功超过他的大有人在。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做这样的说明。大家都愿意相信诺斯克利夫。但是难道就没有人读过最普通的、随处可见的报业历史，连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人也没有？如果人们真的读了这段历史，那么关于大众教育和商业文化之间的错误等式就会不攻自破。大众教育产生于另一个阵营，而且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 第二个错误的等式是：许多广泛传播的大众文化中存在着明显的糟粕，而这才是对其消费者的基本生活质量、心境与情感的真实导向。有太多的好心人跟我说对此要轻描淡写，但是在证据面前，我不能接受这一点。从印刷品、影视作品中不难收集大量令人咋舌的粗俗情感和愚蠢论点。由此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同时代人的实际生活格调日趋低下。但是在我们与人们接触的时候，发现这一点得到证实了吗？当然，这里再次出现了“大众”：我们接触到的人并不粗俗，可是上帝呀，想一想布特尔、瑟比顿和阿斯顿吧！这几个地方我都没有住过，你们呢？但是几天前，我在一幢房子里见到一个旅行推销员、一个卡车司机、一个泥瓦匠、一个女售货员、一个装配工、一个信号员、一个尼龙操作工、一个家庭帮工（也许，亲爱的，她就是你所钟爱的人）。我不喜欢用这种方法来描述一个人，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和朋友。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问题，现在他们也读到，看到了；他们当中有些人持相当挑剔的态度，还有一些人则相当高兴。好吧，我阅读的东西不同，观看的娱乐节目也不同，它们为什么比以前好，我心里相当清楚。但是我能够坐在那幢房子里，编造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准则吗？你知道，不是羞耻感在阻止我；谢谢你，我已经学会如何做人。但是与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交谈，像我们那样谈论生活，谈论人生，谈论情感，这时候我能发现我们所谈的东西没有品位吗？说实在的——我当时是想有所发现；我受过的训练为我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只能说，我当时的发现和我在其他地方的发现相同：自然的美好情感、敏锐的分辨能力、对自己经历范围内的思想的明晰把握。我对此并不完全理解，不过我确实也没有感到惊讶。显然在文字和图像心理学中有一些我们谁也没有很好理解的东西。这个等式看上去很有道理，可是把它放在经验中去验证的时候——你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验证——却发现它是错误的。我知道批判与睿智的阅读方式具有保护作用：例如我父亲，他是《每日先驱报》的满意的读者，他在阅读公司的各种报告时，根据那些名称，就能清楚地了解英国工业中快速发展的所有权的合并和连锁；我有了这些内容，就比较容易地写出了两三篇学术文章；后来他又根据报纸上刊登的几篇关于工业所有权的文章中的观点，进一步确立了这样的事实。这我理解；尽管没受过全面训练，但那就是睿智。不过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那些个人生活质量很高的人，显然从报纸上素质低劣的情感和见解中得到了满足。确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依然生活在极端封闭的个人天地中，比起我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的一些个人观察却非常仔细。也许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适合这些显见事实的新等式。 现在来谈谈那个错误的类比，它也是我们必须摒弃的。在讨论文化的时候，人们称之为“格雷欣法则”。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低劣文化会驱逐高雅文化，而且据说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正在发生。如果你不能立刻看清这个类比的错误，你那个同样有效的答案也将成为历史。因为，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们身边有很多不良文化，很多很多；现在，要传播这样的文化也比较容易，因为人们接受它的闲暇时间多了。但是，把这种说法拿到你喜欢的任何领域去验证一下，看看与此同时人们对公认的好东西的消费是不是在减少。优秀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量比以前多了很多；高雅音乐的听众比以前多了很多；欣赏优秀可视艺术作品的人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多。如果根据某种所谓“格雷欣法则”，低劣的报纸会驱逐优秀的报纸，那么尽管人口有所增长，为什么《泰晤士报》的销量是1850年它作为独家垄断报纸时的三倍呢？我怀疑的只是这样的法则，而不是这些总体上的事实。我们不说“格雷欣法则”，它用正统的现代乌托邦式的梦魇让人无法入眠，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说，以便更符合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扩张的文化中，这个文化中的所有元素都在向外扩张。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有关扩张的相对速度问题；由此引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有关社会和经济答案的问题。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继续我的那本《文化与社会》的思路，尽量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谈谈我们这个正在扩张的文化的本质和状况。如果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和利维斯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我是不可能开始这本书的写作的；如果不对他们以及其他人留给我们的思想进行大的修改，我也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我为自己许下三个心愿，分别针对我刚才在湖上看见的三只天鹅。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们工人阶级运动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我所希望的是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人性来实现这些愿望。很自然，我希望的只是我自己兴趣领域的东西。我希望，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教育是平常的：教育首先是这样的过程：向社会普通成员传授这个社会的所有共同意义和修正这些意义的技能，使他们能根据自己个人和共同的经验去这样做。如果从这一点着手，我们就可以去除其余的限制，并进行必要的变革。我说的不仅仅是金钱方面的限制，虽然这种限制无疑很荒唐，必须取消。我说的还有思想方面的限制：例如，坚持认为真正能够从大学教育、文法学校教育或者任何全日制文科学习中受益的人数是非常有限的——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他们对我们说，这不是一个我们个人喜好的问题，而是人的理性问题，这是由生物学和心理学证明的冷峻严酷的事实。不过我们还是坦率一些好：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都致力于扩张，而不是搞阶级僵化），接受过相应阶段教育的人数要多得多，这个很小一部分也要大得多，难道这两个国家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英国人在理性方面的排名要落在后面？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包括它的那一小部分精英，与我们的社会体制何其相似——领导层在上，管理层居中，庞大的操作人员垫底。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教育是工作培训，或者是为了培养有用的（也就是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公民。教育是一个社会对它的共同意义的认可，对修改这些共同意义的人类技能的认可。工作是这种认可的产物：工作目的，然后是工作技能。我们正进入一个需要许多受过更高教育的专门人才的经济时代。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求进行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产生凝聚力的共同教育，防止这个社会分化成一系列专业部门，防止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公司。 我的意思不仅仅是对特种教育的入学进行重新组织，但是我欢迎并关注在这方面进行的试验。我的意思还包括要对教育的内容进行重新思考，这一点更重要。我有幸在这样一个组织里工作过，实际上是工人们修订了英国大学教育的课程。这个课程现在还是和过去一样：它的缺点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它对我们的文化严肃性将是一次检验，看我们在未来一代人中是否能够重新设计我们的课程，使之达到完全与人有关、与管理有关。我希望看到有一个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它自己的结论。我们没有必要害怕变革；古老也许与之有关，也许无关。我来自一个古老的地方；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他的家族是随同诺曼人渡海过来的，我会说：“是啊，真有意思；你喜欢这个地方吗？”古老是相对的，许多“非常古老”的英国传统，就像这个一样，都是19世纪杜撰出来的。那个重要的世纪为其自身需要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需要来做；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20世纪的教学大纲。我的意思并不是只要更多的技术；我的意思是，要给我们社会的每个成员以全面的文科教育，然后根据我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进行全面的专门培训。如果我们的专业分工出自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不是与它有明显的区别，那我们的专业化将会更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的文化正出现极化，这一点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高级文学正在扩张，这与特殊的教育机会有关，它与普通文学之间的差距可能扩大，这对于两者都是极大的伤害，而且会产生极大的后续紧张关系。我们要强调的应当是普通的公路，而不应当是阶梯，因为每个人的无知都会使我变得更渺小，而每个人的技能则是大家共同的收益。 我的第二个愿望是补充性的：要向公众提供越来越积极的艺术和成人教育。现在我们每年向所有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交响乐队、艺术委员会和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提供的经费为2000万英镑。与此同时，我们每年花在广告上的费用高达3亿6500万英镑。如果把这两个数字交换位置，我们就可以说自己在比例与价值方面有了一些认识。如果做不到，那么当局就不要奢谈什么唯物主义：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看一看吧。（但是他们并不感到羞耻：多年来，他们自己的孩子都在上学，他们却向工人阶级中的母亲们大谈所谓家庭生活道德观；这是一个类似的例子。） 关于要求增加经费，我有三个前提。首先，这不应当是一种伪装的继续消费方式，而是实实在在要做的事情。上届工党政府中有一个大臣说，在电影业我们不需要什么天才；可想而知，他只需要保持票房价值。对这种说法的简短回答是，我们不需要在工党领导层有沃德尔大街的思想家。我们需要社会的领袖，而不是这种文化经济的修补匠。 第二个前提是，显然我们必须保留和拓展大的全国性机构，但同时又必须采取措施逆转这部分文化的过于集中的状况。我们应当欢迎、鼓励并培育正在出现的地区性娱乐的趋势；因为文化是平常的，无需到伦敦去寻找它。 第三个前提是有争议的。我们不要把一种现成的文化提供给不知情的大众。应当坦率地承认，如果要把我们的文化提供给他们，就要对它进行改造：有些部分应当抛弃，有些部分则要进行彻底批判。应当这么做，因为我们的艺术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永远持续下去。我们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但是也有低劣作品，还有基于价值观的作品（如果它在英国堂而皇之地出现，是不会被人们接受的）。要把我们的艺术作品拿给新的受众，肯定要先对它们进行多方面的改变。对于这种改变，我就不害怕。我不会指望英国劳动人民支持那些虽然经过精心准备但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作品。真正的发展将是缓慢的、不平衡的，不过坦率地说，在这方面国家提供的经费应当有所增长，但不要用公众的钱来保护某种固定的、带偏见的文化。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理解什么是文化的发展，就应当知道要提供让大众接受的作品，就要细水长流；因此就不能提前确定向他们提供什么，而要让所有的渠道畅通，要准备提供各种作品，要注意给困难留下充分的余地，给创意留下充分的时间，这样就会有真正的发展，而不只是对旧规则进行更宽泛的认定。 当然，现在我们应当听听那并不陌生的反对声：不要支持那些赔本的买卖。再说一遍，这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公司。议会的运作就是赔本的，但是我们需要它，而且如果运作得好，再多损失一点，我和其他人也会心甘情愿地去承担。乔治•马蒙勋爵却问道：为什么要让我支持许多令人怀疑的艺术家？明克夫人问道：为什么要我花钱，花我的钱来培养很多不负责任、不知感恩的国家学者？亲爱的先生，亲爱的夫人，回答是，不是你们在支付。你们掂掂自己的分量——靠你们自己的力量，你们实际上什么也干不了。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一种为公众服务的公共支付方式；我们自己也要支付。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在相关的领域：一个被诸多“大众文化”机构主宰的领域。抱怨“亏本经营”的，往往是这些机构的头面人物。不过就办报而言，一些主要大众报纸是亏本的。一些独立的电视公司原本就是打算亏本经营的。我说的不是暂时补贴，而是从根本上向这些机构提供资金。报纸的经营亏本很厉害，但却从广告收入得到了补偿——这就是说专门动用了我们普通工业产品的一部分。亏本经营，然后用这种收入来补偿，是这类文化机构的本质，完全体现了我们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大众文化机构整体强势阵容的基础是：广告收入。让他们不要在亏本较少的文化机构面前洋洋得意，用共同产品的其他部分来补偿亏损吧。 那么我希望的究竟是什么呢？抽掉这块基石？不，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指出我们目前的大众文化组织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考虑其中一个组织的前途时，不能不考虑另一个组织的前途。我认为，现在的广告，有很大一部分仅仅对我们现在这种经济体制才是必要的：刺激与特定产品和公司有关的消费，往往不是真正的广而告之，因为它不是采用普通的公告形式，而是采用一些很离谱的手法。在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我和其他一些人想要的）中，这种虚假广告整个都是很离谱的东西。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的希望是，我们也许能解决那时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时候像报纸这种必要的东西是真正在亏本经营，既没有必要用超常的手段为它们定价，也没有必要把它们置于被控制或者标准化的危险中（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多样化的报业，而不是相反）。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认为，我们还不至于一点创造力也没有，只能拿出一两个毫无生气的选择：要么就继续这种疯狂的叫卖，让报纸上出现新闻与见解和市场叫卖声纠缠在一起的情况，随后带来大量新的出卖人格的奴隶和妓女；要么就是沉闷的、受一家之言控制的体制，让新闻和见解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政党所赐的礼物。现在，我们应当考虑支付我们共同的服务费用，这些服务将保证那些实际提供服务的人以适当的自由，同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护他们和我们，以对付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少数人。我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民主，那么办法还是有的。 但那是最后的问题：我们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相信民主？资本主义者不相信；他们正在巩固在议会变化之后能够继续存在的权力。许多工党策划者不相信；他们把它解释成由专家管理的社会，为的是一个被称为公众利益的抽象概念。在茶馆里的人也不相信；他们认为这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还有其他人，那些新的异见人士呢？使民主思想的自然支持者中一些人的民主思想变味，使他们蜕变为愤怒的自我流放者的，主要是那些普通的、占压倒优势的文化问题：我们的文化发生明显的分化，一方面是遥不可及、自我同情的诡辩，另一方面则是受蒙蔽的大众。这样一来，谁还相信民主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在英国工作和感受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但是他们至今还没有得到民主。变革的能量仍然像以往一样存在着，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要像他们历来所做的那样：批判禁锢这种能量的枷锁——首先在工业关系方面、公共行政方面以及教育方面；在其自身的领域中，想办法聚积和培养那股已经释放的能量。采用技术手段比较困难，但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思想深处如何接受他们所依赖的价值观，即：应当由普通大众来理政；文化和教育都是平常的；不存在什么需要拯救、俘虏或引导的大众，只有在瞬息万变、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扩张过程中的庞大人群。作家的工作具有独特意义，他们要普及这些意义。我在这种扩张中发现了这些意义，在这个旅程中，各种必要的变化都纷纷书写在这片土地上，虽然语言发生了变化，但是声音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