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米哈伊尔·波利瓦诺夫 一九二二年，曼德施塔姆在《词的本质》一文中写道：“对于俄罗斯，脱离历史、背离了历史必然性和传承性的王国，远离自由和目的论，这一切就等同于脱离语言。两三代人的‘失语’有可能给俄罗斯带来历史性灭亡。对我们来说，脱离语言等同于脱离历史。因此完全可以说俄罗斯历史走在边缘上，走在岸边，走在悬崖上，它随时可能跌进虚无主义，即脱离语言。” 曼德施塔姆写作此文时，有人正企图搞一场骇人听闻的“失语”试验。一些作家组织纷纷登场，承担起监控文学的功能，它们不光像审查机构那样监控作品，而且还干涉文学进程本身，干涉勃洛克谓之为诗人首要使命的内容，它们剥夺了诗人的创作权力——隐蔽的自由，它们阻挠诗歌完成自己神秘的使命。 推荐给下一代人的读物已经是绥拉菲莫维奇、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布本诺夫、苏尔科夫和别泽缅斯基的作品了，它们被当作当代文学的典范。高年级的中学生们试图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可是在这些名字和俄罗斯文化传统之间却看不到任何联系。无论如何钻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他们都毫无帮助。人们认真地去尝试“脱离语言”和“历史传承性的王国”。思想道德价值，一些永恒的问题以及对它们的思考，这些内容构成了大俄罗斯文学和整个俄罗斯文化，虽然一小部分新语言已实际建立起来，然而在官方文学想让我们掌握的形象结构和思维体系中，并没有那些思想价值和永恒问题的位置。 奥威尔深刻地发现，《人权宣言》不能翻译成“新语言”，由此只能得出它是“虚假的思想”的结论，并且这几乎得到了证实。《1984》付梓十年后，那些领头的苏维埃作家在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滔滔不绝地咒骂《日瓦戈医生》，提出神圣的见解，说这是“异己”思想，尤里·日瓦戈根本不敢评判革命，除此之外，他们找不到任何词汇。 但是，由于“新语言”还没有创造出来，也不是所有的老书都遭到销毁或禁止，所以当年的中学生为自己找到了办法。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不约而同地不去读官方推荐的文学。他们为自己在当代文学中找到了古米廖夫、曼德施塔姆、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布尔加科夫，这是受本能的指引，就像羊群因为本能会离开被踩坏的牧场，迁徙到生长着鲜美青草的草原。 我们早在这些文学家的作品重新出版之前就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且这些作家的数量并不少。继共同的文学品位之后，又发现了共同的文学兴趣和精神禀赋。这些名字和诗行变成了人们可以彼此应答的暗号。人们团结一致，重新建立起与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联系。多亏这些诗人，我们回到了家园，用曼德施塔姆在《谈论但丁》中的形象说法，我们重新开始“共同把握时间”，回到了“历史必然性和传承性的王国”。 这个过程必然漫长而又艰巨，而且还一直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是自由之路上两个重要的路标，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强有力的倒退运动，要退回到从前意识形态化的、与自我意识成长相左的趋势。有一些人的作品想说出关于过去和现在的真相，它们或者遭到直截了当的中止，或者由编辑或作者本人隐去部分内容，故意进行歪曲，变成一个令人恼怒，有时甚至有害的谎言。 但是在六十年代及之后的岁月，一种公开的对抗已经显露出来。“地下出版物”大量出现。几千人没得到任何通知，主动来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葬礼上，那些人当中除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和卡维林，没有一个著名作家，但却有西尼亚夫斯基、丹尼埃尔、科尔扎文、奥库扎瓦和博戈特廖夫，他们每个人都认为作家协会的那些准则和自己没关系，对“领导们”毫不感到恐惧，他们是刚开始解放自己的知识分子。阿赫马托娃去世时，她的遗体被匆忙地偷运到列宁格勒，怕广大群众去和她告别，这种做法和当年把普希金运到圣山如出一辄，但却有几千人奔赴阿赫马托娃在尼古拉·莫尔斯基教堂的安魂弥撒。作协书记米哈尔科夫亲自跟随灵柩，而时为党员和作协成员的科佩廖夫因“在莫斯科耽搁阿赫马托娃遗体”受到警告处分（他希望所有愿意来送别的人都能在斯克里弗斯基医院的太平间见到阿赫马托娃）。甚至有人谈论起了“平行文化”或“第二种文化”，因为每个人都渐渐明白，这两种文化水火不容。 就在这一时期，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的两本书出现了。第一本《回忆录》写于六十年代初。（一九六二年二月，我读到了该书的打字稿。）一九六五年左右，这本书成为畅销的“地下出版物”。《回忆录》在国外出版，一九七〇年才经由“外国出版物”回到自己的故土。《第二本书》写于一九七〇年，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立刻就让所有人去读，两年后书在巴黎出版。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是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遗孀，她的一生艰难而又意义重大。一九一九年，她成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一九三四年曼德施塔姆被捕时，她和他一道去了切尔登和沃罗涅日。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到二日的午夜，曼德施塔姆再次被捕。那一晚是他们的永别。半年后，曼德施塔姆死于海参崴郊外的中转集中营。 此后，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惟一的生活目的就是保留曼德施塔姆的作品，保留他的诗作，他生与死的历史。她不放心自己的秘密保管，反复吟诵曼德施塔姆的诗作和散文，还有一些诗，比如写斯大林的以及其他的诗，她甚至不敢写下来。 五十年代末的莫斯科，打字机打印的曼德施塔姆三十年代诗歌集《沃罗涅日笔记本》流传开来。就在这时，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才下决心出版这些诗。当时已经出现的“地下出版”立刻接手了这件事。五年后，《回忆录》也问世了。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说，她这些年把保存曼德施塔姆的诗当作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她“竭力摆脱困境，想尽各种办法活命”。她还说：“阿赫马托娃是我这番事业的盟友。”阿赫马托娃是曼德施塔姆夫妇一生的朋友，战争期间她救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让她到塔什干跟自己一起住。在这些年间，她们旧日的情谊变得尤为亲密。阿赫马托娃曾经对她说：“您可是奥西普给我们留下的惟一的东西。” 众所周知，文学史，生平细节，与朋友和同时代人的关系，一切与此相关的都让阿赫马托娃充满热情。尽管一生中多次遭遇诋毁，她对人类记忆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的奇特品质依然感到惊讶。她并不担心自己会被遗忘，她担心的是被诽谤。她不仅仅为自己担忧，也为自己的朋友，尤其是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曼德施塔姆担忧，因为她与他们共同承受最终的文学命运（对于阿赫马托娃来说，阿克梅主义永远都是一个鲜活的重要概念）。因此在自己一生的岁月中，她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回忆一些事件、一些交往和一些人，这是她眼中构成时代面孔的内容。她在日记中时不时地速写一些场景，描述很久之前的见面，罗列一些回忆内容。阿赫马托娃把一些片段和随笔（《阿梅迪奥·莫迪里亚尼》、《日记散页》）读给朋友们听，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一成不变的形式讲述出来的（即她称作“唱片”的形式），但她几乎什么都没来得及出版和完成。我想这也许是某种纯真品质的结果。她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位置，希望讲述这一切的是别人而非她自己。 但是她一生都关注“别人”讲得是否正确、完整。她带领卢克尼茨基做古米廖夫回忆录的工作，给他讲了很多往事；她对侨民回忆录的不负责任痛心疾首，不惜余力地对他们进行口头（或日记中的）驳斥；她亲手校订斯列兹涅夫斯卡娅写她的文字；她期望维连金、戈尔施泰因、尼·司徒卢威、奈曼等朋友会记住她讲述的历史并记录下来。毫无疑问，她也猜到楚科夫斯卡娅做了笔记。 她知道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会写一部回忆录，所以她参与了进去。在塔什干共同度过的那些年间，毫无疑问，她们共同回忆曼德施塔姆，把一切细节都弄清楚了。以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个性，她不会像斯列兹涅夫斯卡娅那样接受任何直接的修改。但据奈曼说，阿赫马托娃有过类似的承认：“我有这样一个办法，我把自己的想法摆在一个人面前，但不让他发现。过一段时间后，他就会真心相信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我想阿赫马托娃对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经常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两本回忆录中的直接引语以及这些引语与此时出版的阿赫马托娃日记的比较，都能让我们确信这一点。而且，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对年长一些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更接近于阿赫马托娃的看法，而不是曼德施塔姆的，因为后者谈及他们时的态度更加宽容。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多年酝酿、思考她的第一本回忆录，在此期间，她潜心阅读曼德施塔姆写过的所有作品，回忆他所有的见解、生活事件和做法。她重新阅读了对曼德施塔姆产生影响的所有书籍——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谢·特鲁别茨基、别尔嘉耶夫、弗洛伦斯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柏格森等等。她尽可能地去体会他的思想结构，他对思想和文学的偏好及特异反应。她也效仿曼德施塔姆散文创作独特的修辞手法——结构略闲松散，近邻的段落和论述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这种由潜在的关联引发的比较却能让人产生联想，做出结论。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两本书均已成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全部创作和生平材料的注解，是无价之宝。曼德施塔姆的诗包含深刻而又独特的世界观，意义丰富（他时常吟诵：“我们是热爱意义的人”），拥有广阔的“能指键盘”，这些诗需要人阐释。和阿赫马托娃的诗一样，他的诗成就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丰富而又凝练的文化之中，还有一点相似，那就是他也从第二本诗集开始获得厚重的全人类意义，这种声响让他们在二十世纪历史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在解释曼德施塔姆的诗作时，将之与其他诗作和散文进行比较，依据曼德施塔姆本人的解释和他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来讲解，她多数情况下采纳的是内心的方式，而这也是最令人信服的方式。 阿赫马托娃去世后，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动笔写作第二本回忆录。这本应是一本写阿赫马托娃的书。她似乎在完成女友的遗愿。该书第一版的篇幅比现在的版本小四五倍，是以阿赫马托娃给她的赠书上的题词作为开始的：“给好友娜佳，希望你再次回忆起我们的过往。”但后来发生了她意料之外的事：“思考安娜·阿赫马托娃时，我不知为什么总是回忆起自己的生活，而在我写奥·曼时，我却从未想到过这些。” 加入全新的篇幅和思考后，这本书的篇幅变大了，它渐渐获得了新的面孔。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在谈话中开始将它称作写自己的书。但更为正确的说法也许是，这是一本关于时代、关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五十年的书，毫无疑问，阿赫马托娃、曼德施塔姆以及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自己的命运显然推动了关于这一时期的思考。这三个卓尔不群的人的命运和道路在很多方面恰好十分寻常，他们和大多数人共命运： 逮捕，集中营里的死亡，儿子和父亲被逮捕，赤贫，面对秘密组织和跟踪时的全然无助，这一切都是平常现象。只有一点让这些显得独特而又瞩目，那就是遭受这一切的是这份充满哀伤的回忆录的主人公，他们心灵纯洁，为人正派，是高尚精神文化的代表，拥有敏锐而又正确的荣誉感，生动而又滚烫的良心，此外还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两位诗人。 有一次在恐怖年代，曼德施塔姆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公开演讲上回答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显然是有关古米廖夫的），他说：“我是我那些朋友的朋友。无论他们是死是活，我都不离不弃。我是阿赫马托娃的同时代人。”在另一个地方，曼德施塔姆说阿克梅主义的初衷是评判诗歌。在他的世界观中，诗歌是创造历史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历史之中包含着诗歌的独特责任。无论谁都不会像阿赫马托娃和曼德施塔姆那样，如此频繁地在诗中使用“良心”一词。于是，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为我们所做的与其说是描述这个时代，不如说是对其进行评判，这完全符合她所接受的“阿克梅式的”教育。她谴责她的时代，毫无保留，义正词严。 她谴责的不仅是暴力、残忍和非人道的制度，还有所有不加解释就轻易接受并赞成这些新法则的人。她从谴责自己开始。她指出，她自己“也是一个破坏者，一个滥用自由的人”。在整本书中她不断提出问题，问社会和人民所经历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她想刨根问底。她想了解为什么人们会在某一时刻开始自愿地拒绝自己，拒绝发表个人见解的权力。这一切迅速导致所有共同价值的瓦解，导致道德沦丧和倒退。有些人许诺要造福全人类，为此去毁灭“过去的所有偏见”，即道德遗训，同时还要毁灭承载这些遗训的人，她发现，那些人现在只学会“错误”这一个词。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写道：“幸运的是，这不是错误，甚至也不是上百万的错误，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只要不刨根问底找出根源就无法停止的连锁反应。”整本回忆录中她都在探究这种“根源”。她认为这是“自我意志”和“疯狂而又致命的自由”。十九世纪善良的实证主义生发出了无宗教根基的人道主义，后者又演变成了类似“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的“公理”，这就是自我意志的最初根源。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主张：“应该讲同一件事，直到每一份苦难、每一滴眼泪都涌出来，直到把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件的原因探究清楚。”但是，“不幸在于我们继续隐瞒自己的经验，如果不付出努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她说，她在老一代人面前至今一言不发，因为不想听到他们赞叹二十年代的艺术繁荣。对于她来说，如何看待二十年代的态度是一块特殊的试金石，让她气恼的是，老一代人仍然认为二十年代是某种被忽略的文化复兴。她那段时间更经常接触的年轻人，则乐意和她一起批判二十年代。 她认为，“只有一个时刻是可以思考所发生一切的，那就是趁热打铁，趁鲜血还在流淌的时候。”《第二本书》的体裁是“桌边的交谈”（普希金的table talks）。这的确是她在切廖姆什基小厨房里，手捧一杯茶，围坐桌边的交谈。她的谈话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中的谈话者，总是兴致勃勃。她的讲述永远充盈着“一个当代女性的爱与仇”，犹如一阵清风，她让人感到我们一起参与了真实而又不间断的历史，虽然这种历史并非是我们开创的，也不是人类的双手织就的。就这样，这个侧面酷似库迈的西比拉、迪奥吉玛库迈的西比拉（Sibylla Cumana），古希腊库迈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古希腊最著名的女先知之一；迪奥吉玛（Diotima），古希腊曼提尼亚地区的女祭司，曾出现于柏拉图的对话录《会饮》，其思想据说是所谓“柏拉图式爱情”之源头。校正了世纪的脱臼，把中断了的文化传统联系了起来。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还为自己的交谈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当时的一个进步评论家是“解冻”的忠心拥护者，有一次他指出，审查制度并不妨碍他，因为他都能说出他的思考，不和审查制度发生冲突。当时确实所有人都学会了使用伊索式的语言和精巧的典故，善于阅读字里行间的潜在含义，“戴着镣铐飞奔”。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所写所说的一切，在当时会与任何一种审查相对立。“他们什么都看不明白，但在他们古怪的头脑中终究会留下一个印象，他们知道有一个不正常的老妪无所畏惧，蔑视权力。就让他们哪怕了解这一点也就足够了。他们能理解的惟一想法较之于他们的配给食品、袋装食品和用来教育干部的文学而言，几乎微不足道。在那些干部的眼中，一切都一文不值，无论生命、人、大地还是被他们即将吹灭的明灯。”这就是她关于自己的回忆录写下的一番话。 她用自己的几本书教会了人们如何直接思考并开诚布公地表达。当时所有人都忘记了该如何做。当作家的地位由作协书记处决定，允不允许出版取决于行为是否端正，她便在自己的书中，如同桌边的交谈那样，对一切进行谴责，敢作敢为。而对那些觉得她的评价有失偏颇的人，她提醒他们说：“我可是曼德施塔姆的遗孀，直到现在还有人憎恨我的丈夫，恨得如此强烈，就仿佛他还活着，还在街上踱步。” 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年。不止一代人背会了至今尚未真正出版的曼德施塔姆的诗，他们已经进入生活。人们明白了，这个“被抛弃的人，不被承认的兄弟”依然是正确的，他吟诵那些写罗马和莫斯科的晦涩诗句，写打字机里的鱼刺和闪烁的良知，写小鸽子欧律狄刻，彼得罗波里那些濒死的城市，基辅维伊。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那年，曼德施塔姆遭受逮捕，那时，千年王国轰然开始，现如今，它仿如阳光照耀下的四月的雪堆，正在渐渐融化。 那么，或许勃洛克是对的，“不该将非艺术的一切冠以艺术之名”。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将自己的回忆录比作遭遇海难的人投向大海的漂流瓶。如今，一排巨浪终于把这只漂流瓶推上了我们的海岸。 正像曼德施塔姆所期待的那样，人，毕竟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更坚强，正是有赖于此，我们才在历史中站稳了脚跟，始终没有与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语言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