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吉米·弗拉蒂亚诺和约瑟夫·伯纳诺这样的黑帮分子，以各自的方式代表了有组织犯罪的中坚力量，这些有组织犯罪包括带有恐怖色彩的谋杀和其他各种暴力行径。但在我开始把注意力投向黑手党之前，我曾报道过一些软性犯罪的骗子和无赖们。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最好把他们单独归为一类--"白领犯罪"，以免让黑手党们听了不高兴。他们的受害者也许被骗走了辛苦劳作积攒起来的终身积蓄，但还不至于被打断膝盖骨或是"与鱼共眠"（被扔到海里喂鱼）。 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我曾大量报道过各种骗局，所以很多人以为调查性新闻才是我的主业。是的，我时常因为中东局势报道、采访华盛顿的政治领袖们和像伊扎克·帕尔曼、弗拉基米尔·霍洛维兹这样的文化名人而获得赞誉。但是，这些任务很少能像我之前做的调查性新闻那样激起观众发自肺腑的回应。这就是我工作的真实情形，从更大范围说，也是《60分钟》的真实情形。 这不是我们在1968年秋动手做节目时内心所想的。到我们登堂亮相时，唐·海华特公开表示，因为长期深受印刷媒体的影响，他为《60分钟》定的模型是《生活》杂志。我们和《生活》杂志一样，倾向图片化、讲究紧凑剪辑，派摄制组到世界各地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采访，同时，也积极寻求生动的特写和富有趣味性的故事，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两者间取得平衡，而这就是《生活》杂志的成功之道。这个公式在最初几年里是引领我们前行的指路灯。 促使我们投身调查性新闻领域的是"水门事件"。1973年，我们和其他许多记者一样，也卷入了这场冲击白宫的洪流中，在随后一年，我们对这桩最后毁了尼克松任期的丑闻作了一些揭露性报道。那只是这个事件带来的部分影响--丑闻对美国新闻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水门事件"引发了一轮对调查性报道的狂热，随后，这阵流感扩散到美国所有的新闻编辑部，我们也没能"幸免于难"。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特殊的挑战，因为当时占主流的观点认为：电视不适合做调查性新闻。人们认为，摄像机是个招人注目的玩意儿，电视记者没法采用在揭露腐败和其他违法事件中经常使用的那些隐性技巧。（无须提醒大家，最好地报道了"水门事件"的正是进行隐性采访的印刷媒体记者们，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华盛顿邮报》的鲍伯·伍德沃特和卡尔·伯恩斯坦。）于是，我们开始着手证明：我们在《60分钟》不仅能做这样的报道，而且能和印刷媒体的弟兄们做得一样好。 从1976年冬到1978年春的两年间，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调查性新闻，其中一些报道震动了我们的观众，他们愤怒于这些卑鄙的人和事，并对我们将其曝光表示了感谢。 我们曾在芝加哥做过一个揭露公共医疗补助项目中腐败行为的报道。我们和一个无党派改革团体--较佳政府协会TheBetterGovernmentAssociation，简称BGA。--编者注进行紧密合作。据BGA和来自其他渠道的信息称，芝加哥地区的几个临床实验室在采购交易中提供数额不菲的回扣。在BGA的协助下，我们虚构了一家医疗诊所，邀请一些有嫌疑的实验室来商谈使用他们提供的医疗补助服务。我们在墙上的一面单面镜一种可以透视的镜子，在镜子的一侧，看上去跟正常的镜子一样，但在另一侧却可以看穿镜子的另一面。--译者注后面藏了一架摄像机，而我躲在紧挨着的房间里的一处隐蔽地方监听对话，我们很快就收集到关于回扣的关键性证据。1976年2月，《莫斯大街诊所》节目播出，不久，芝加哥地区有9家实验室被宣布禁止参与公共医疗补助项目，另外11家被勒令整顿。 我们在芝加哥揭露的另一起腐败事件的主角是一位名叫菲利普·巴拉什的会计师，他在贿赂城建监察员以回避违反建筑法规的勾当中充当中间人。我们是从《芝加哥时报》的调查记者帕姆·泽克曼嘴里得知这条线索的，她当时正和我们在BGA的朋友一道做调查。泽克曼和BGA的一名监察员也编造了一家类似我们假诊所的机构，记得大概叫"米拉奇酒馆"。他们伪装成经营酒馆的夫妇俩，很快就成为巴拉什的客户，他教他们掌握贿赂的微妙技巧。他的咨询服务不只限制于贿赂，他还指点他们如何通过隐瞒收入的40%来逃税。 对我来说，在租下的宾馆套间里采访菲利普·巴拉什时，这次行动的高潮时刻到了。我问了几个关键性问题，他都一一抵赖，我接着从隔壁房间叫来了泽克曼和她那位实际是BGA监察员的"丈夫"。巴拉什意识到自己已进了圈套，只得勉强承认自己曾教唆他们如何贿赂市税收监管员。我换上了对他表示同情的语调（一种更微妙的伎俩），说他没理由口风这么紧，因为我明白，像经营米拉奇酒馆这样以现金支付为主的酒馆的小生意人，经常会从自己的会计师那里得到隐瞒收入这方面的指点。我该顺便提一下，尽管我们CBS的摄影机安静地开动着，不过我们租下的这间私人宾馆套间确实令人有一种与世界隔离的强烈感觉。当巴拉什也赞同报税做假是个"常识"之后，我悄然把话题引向贿赂。 华莱士：我知道这是个常识，而且，显然，你不过是这么做的人中的一个。那就是我们想--我的意思是，看，这里只有你和我-- 巴拉什：是啊。 华莱士：--不光你这么做，每个人都这么做。 巴拉什：我想，每个人不同程度地都在这么做。 华莱士：你是说，如果他们想把每一个做过这种事的税务会计师都关进监狱的话-- 巴拉什：他们通通得进监狱。 这里只有你和我！可怜的菲利普·巴拉什，他忘了我们的采访是被拍摄下来的。我们几周后播出了这档节目，他的论调"每个人都这么做"（包括他）除了在"你我之间"，还让几百万观众在那晚的《60分钟》节目里听到了。这句话后来成了主要的证据，联邦法庭随后传讯了巴拉什和其他5位被"米拉奇酒馆"雇佣的会计师。 在加利福尼亚，发生在一家叫穆瑞塔温泉疗养所的事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该疗养院许诺能为癌症和其他绝症患者提供"神奇的疗法"。我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得知，经营这家疗养院的人叫RJ路德，他设法吸引一些家境富裕的患者来接受所谓的疗程，然后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向疗养院捐赠大笔钱财。根据"用诈骗手段抓住诈骗犯"的原则，负责这次报道的制片人玛丽昂·戈尔丁和她的同事--摄影师格雷格·库克、音效师詹姆斯·凯美瑞以虚假的身份住进了穆瑞塔。凯美瑞扮成家境富裕的投资顾问，最近刚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库克扮成凯美瑞的侄儿，为叔叔的病情忧心忡忡，为了替他随身带着的摄影器械找个理由，他说他的职业是摄影师，当然，真相也差不远。至于戈尔丁，她假扮成病人的秘书。为了突出病人的身家不菲，我们的《60分钟》三人组还租了一辆劳斯莱斯豪华轿车开到疗养所。 在穆瑞塔待了一周左右，我们的三名"卧底"收集了足够证据证明这家疗养院完全是个诈骗机构，目的就是为了从富裕的患者那里骗取捐赠，因为这些患者大多重病而老迈。戈尔丁、库克和凯美瑞揣着隐藏着的相机和麦克风收集到多数证据。到了该我出场的时候了，我揣着火药与路德当面对质，从虚假的诊断书（事实上身体健康的凯美瑞，被医生诊断得的不是白血病而是肺部空洞，需要治疗）到假药--事实上不过是安慰剂罢了。但是，在我当面指责他干的是诈骗勾当时，他一脸虔诚地否认了。 当我们追查路德的老底时，才知道早在穆瑞塔之前，他就和发生在其他州的多起诈骗事件相关。我们从一部法国先锋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得到灵感，把这期节目的片名取为《今年在穆瑞塔》，节目于1978年1月播出，几个月后，路德在佛罗里达州被控告以土地投资为名，从一位患有白血病的老妇人处诈骗了25000美元。后来，"穆瑞塔"温泉疗养所因高达3700万美元的债务宣布破产。 采访RJ路德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告诉他那几个坐着劳斯莱斯的富人们实际是《60分钟》的记者时，他向我炫耀他的学历证书。他吹嘘自己是经济学和哲学的双料博士，为了让我相信这一点，他还给我看了他在"圣田纳西州大学"和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三一基督学院"拿到的学位证书。对其中任何一所大学，我都闻所未闻，对此我很有把握；我们随后做了调查，发现路德的学位证书是从"野鸡大学"邮购来的。自然，我们在《今年在穆瑞塔》里把他的虚假文凭也报道进去，节目播出之后，读者的来信风涌而至，我们才知道--原来，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假文凭。我们被勾起了好奇心，接着继续下一个调查报道--《文凭这回事》。 我们很快发现，不管从东海岸还是到西海岸，炮制假文凭都是一个生意兴隆的行当。我们看了密密麻麻的地图之后，决定把调查的重点放到位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大学，我们通过宣传手册追查到这所大学，资料里把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大学描述为"人类知识殿堂的守护神"。我们的下一步是提供一个配得上那所"学术堡垒"的学生。我们安排了《60分钟》的摄影师韦德·宾汉姆去见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大学的校长--欧内斯特·辛克莱尔。 50岁出头的宾汉姆年轻时上过一年的大学。但是，辛克莱尔向宾汉姆保证，他30年做摄影师的经历可算作读一个商科硕士所需的学分。宾汉姆支付了2150美元的学费，尽管他从没去上过课，从没读过一本教科书，也从没参加一次考试，但他拿到了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大学的文凭。宾汉姆"毕业"后不久，我和摄制组拜访了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大学，"校园"坐落于好莱坞里的一幢建筑物里，楼下是一家假发店。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我们踏进欧内斯特·辛克莱尔的办公室时，他脸上的表情。尽管他那时正在打电话，但他马上意识到了我们的到来。 辛克莱尔：（还在对着话筒聊）嘿，等一下。嘿，《60分钟》的人在我这里呢。你相信吗？ 华莱士：你好？ 辛克莱尔：《60分钟》到我这里了！记住，别挂电话！ 华莱士：很高兴见到您。 辛克莱尔：（还在和电话里聊着）让我想想，再告诉你他的名字。让我想想……嘿，他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家伙。天哪！你叫--你姓什么？ 华莱士：华莱士。迈克·华莱士。 辛克莱尔：是迈克·华莱士！ 这种热情洋溢的招呼方式是典型的辛克莱尔风格，后来的经历证明--他是我这辈子碰到过最富有魅力的恶棍之一。他的个人魅力主要来自于他那种古怪的生气勃勃，当我盘问他时，辛克莱尔愉快地承认，他从事的假文凭业务是个很来钱的行当。我接着恭维他，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大学的宣传小册看起来光鲜漂亮，里头展示的教职人员班底给人印象颇为深刻。我于是问起名单上的这些人，从"教育学院院长马里奥·尤加特"开始。 华莱士：他人在这里吗？ 辛克莱尔：他不在这里。 华莱士：行政助理罗萨尔巴·利亚诺呢？ 辛克莱尔：我们一般和她电话联系，她还活着，身体健康，她现在人在纽约的一家服装店里。 华莱士：难道她已经不再是你的行政助理了？ 辛克莱尔：不再是了。我知道我是--是的，她从来没到过我们学校。 华莱士：特瑞尔·哈维，他还是你们的法学院院长吗？ 辛克莱尔：我可以，我大概可以说--他可能还是，可能已经不是了。 尽管，辛克莱尔的油嘴滑舌很能逗人开心，但他招供的内容足以让他自己陷入麻烦中，他本该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对法律上的麻烦并不陌生。他曾因邮件欺诈罪分别在三个州被捕入狱，当我们的《文凭这回事》节目在1978年4月播出几天后，他再次被捕，再次以同样的罪名被指控。自始至终，辛克莱尔都保持着迷人的风度，他后来在监狱里给我写了封信，告诉我他决心从此洗心革面，并感谢我让他走上了正道。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们逐渐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调查新闻风格，给《60分钟》注入了一种全新大胆的活力和特质。在这段时期，有人编了这么一段话--"如果你在周一清晨进办公室时，看到《60分钟》的摄制组在等你，你知道，接下去的一周将会十分难熬。"这段评论很快成为被我们欣然接受的标志性真言。在我们的拥戴者眼里，《60分钟》是电视界的"扒粪者"继承人，在20世纪初，正是一群富有活力的改革者们满怀道德热情、不懈努力地进行揭露性报道，使得新闻的技巧得到了长足的提高。 当然，我们也招来了很多批评者。大部分批评集中指责我们为挖到想要的猛料而采用欺骗手段。到20世纪80年代初，外来的批评越来越多，以至于几乎每次播出节目，我们所用的技巧都受到质疑。后来，我们决定以开放论坛的播出方式来直面对我们的指责，1981年11月，我们在新一季的播出中作了完全针对我们所受指控的一期《60分钟》特别节目。 我们邀请了三位著名的报纸记者做节目嘉宾：来自《圣彼得斯堡时报》、脾气火暴的资深编辑尤金·帕特森（他之前曾效力于《亚特兰大宪法报》和《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的辛迪加专栏作家艾伦·戈德曼；《新闻日报》的鲍伯·格里尼，他曾获得过普利策调查新闻奖。海华特也罕见地出现在镜头前为《60分钟》辩护，当然，此外还有一脸谦卑的我。 为了刺激一下我们的讨论小组，我们先回看了几期最火的调查节目的部分片段，其中包括《莫斯大街诊所》、《今年在穆瑞塔》。多数批评意见由帕特森和戈德曼提出，火力集中在我们使用隐藏摄像机和其他不太正大光明的技巧，他们反复用"伏击式采访"、"诱捕"这两个词汇抨击我们。我和海华特当然不认同这些评价，尤其是"诱捕"。我们提出，比如在"诊所"的故事里，尽管那两个自称是芝加哥那家子乌虚有诊所的合伙经理实际上是较佳政府协会的成员，但是他们不曾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暗示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不管如何，是来自这些实验室的拜访者主动提出给予回扣，我们所做的只是记录下这一切罢了。 那晚，让我的屁股坐在最热的位子上是最合适的。因为，不可否认，不论节目是好是坏，我是和《60分钟》调查性新闻报道联系最密切的出镜记者，与我合作的制片人们都特别乐意探索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领域。读者们，请允许我花点时间特别向其中两位脱帽致敬：巴里·兰多先生和玛丽昂·戈尔丁女士。兰多制作了芝加哥故事系列--"回扣诊所"、"米拉奇酒馆"和其他同种风格的报道，后来他被派驻到法国，成为我在中东地区和其他海外报道的主要制片人。而我和戈尔丁合作过许多节目，包括"穆瑞塔温泉疗养所"和"欧内斯特·辛克莱尔的文凭作坊"。 尽管我不认同在《60分钟》特别节目（这档节目是戈尔丁的主意）中受到的指控，但也不认为我们是无可挑剔的。在我看来，我们的最大问题是过于狂热。有过几次，我们在调查中被兴奋冲昏了头，有种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心理，煽动的是情绪而不是为了正义。在1980年的某天，我们制作组的另一名成员诺曼·戈林（他做过一些一流的调查性报道）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对方说有个新闻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戈林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他的第一反应如下："好，但那是不是全美级的丑闻呢？必须是全美级的丑闻才行。这是我这些天唯一被允许做的工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对节目做了一些削减，减少了惯用的技巧，也减少了报道的篇幅。我说"我们"，指的是《60分钟》的所有记者们。虽然，我比其他出镜记者更多地参与调查性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避而远之。他们都参与过这样或那样的调查性报道，尽管有所减少，但我们后来还是会时不时接这样的任务，为我们"可敬"的无赖画廊里增加一些新的肖像画。 2003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恶棍们》的书选取了其中的21幅肖像画，编写人是一个叫艾·杰克曼的自由编辑，《恶棍们》精选了（副标题的确有点过于夸张）"史上最成功的电视节目中关于骗子、无赖们生动的画像"。书里的第一章是我在1978年做的RJ路德和他的穆瑞塔温泉疗养所的报道故事，接下去是我们随后20年间做的其他报道和每位记者讲述的不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