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注定要取而代之的人所发动的优势性进攻来看，我觉察到林登·约翰逊在任上已是日薄西山了。我在1968年报道理查德·尼克松成功竞选美国总统，是我在CBS做综合新闻记者的最后一项重大任务。《60分钟》在那年9月开播，这是我做得最好的一档节目，也是作为一名记者所能想象到最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份工作。 我从1967年初秋开始报道尼克松的竞选活动，在当时公众的心目中，一种占上风的观点是认为他声名已毁、政治上过了气。毫无疑问，他在公众形象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担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时，尼克松就是博学之士和漫画家爱取笑的对象，他们经常把他描绘成一个乖僻的机会主义者，叫他"狡猾的迪克"。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条生性残忍的走狗，在伪善的陈词滥调后面隐藏着邪恶的本性。更糟糕的是，他还背负着失败者的耻辱--原因之一是他在1960年总统大选中以微弱劣势输给了肯尼迪，接着在1962年加州州长竞选中惨败。败北之后，他召开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带几分酸楚的挖苦，他告诉出席的记者们："想想看你们将会失去些什么。你们再也没机会对尼克松拳打脚踢了。" 当然，后来证明这个预言说得为时过早，5年之后，他为入主白宫开始了第二轮进攻。当时，我基于某种理由预感--尼克松的政治前途并不像华盛顿那些著名的政治新闻记者以为的那么黯淡，我开始重点关注他的竞选活动。至少，我也很想知道，这次他卷土重来到底能走多远。那年秋天流传着一种关于"新尼克松"的说法。伦·加门特是鼓吹"新生论"最卖力的人，他在尼克松参政前是其华盛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到那时，加门特已是尼克松新成立的竞选班子里的关键人物。为了对他的竞选有更多了解，我和伦在1967年9月的某天共进午餐。那天碰巧是犹太人的赎罪日。于是，我和加门特这两个堕落的犹太人在餐桌上分食了禁饼，而我们那些更虔诚的同胞们正在举行一系列传统的祷告、禁食仪式。 "你看着的是一个终身的民主党支持者。"那天，他这么跟我说，"两年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支持理查德·尼克松的人。但现在他已经变了。放逐在外的岁月把他锻造成一个更好、更体贴、更富有同情心的人。但你用不着把我的话当回事。你自己来判断吧。我唯一的要求是，你得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我们。" 我向加门特保证，我会尽一切努力以开放的心态来完成使命。同时，我也提醒他，我和其他华盛顿的媒体同行不同--我在"狡猾的迪克"时期没接触过尼克松本人，所以对报道他的东山再起，不会受偏见的影响。 其实，根本没必要这么郑重其事，因为当时几乎没人关注尼克松。媒体对他参选兴趣寥寥，我是少数几个不嫌麻烦去报道他的记者。1967年初秋，多数主流媒体看好被公认领先的共和党提名人、颇具人气的密歇根州长乔治·罗姆尼乔治·罗姆尼（1907～1995），美国商人、政治家。曾任美国汽车公司主席、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密歇根州州长。1968年曾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后败给理查德·尼克松。--译者注 。 那正是尼克松所期望的。他宁愿在竞选初期被我们这些媒体忽视。当一位助手有些担忧地向他提及罗姆尼的媒体曝光率时，尼克松回答："好，我希望看到他被媒体大量曝光。因为这一点，我们会把他甩在后头。" 为了形成鲜明对比，尼克松在这个秋天的多数时间里刻意低调，使得他的竞选几乎像是一个秘密行动。当竞选之车挂上了高速档、人们开始转向支持有获胜可能的候选人时，气氛变得安静和松懈下来，获得竞选资格在随后几个月里就变得不是这么重要了。我特别想起在11月某日一段前往俄勒冈州的长途飞行之旅（该州在第二年春的初选成为测探民意的关键性一役），当时，我是唯一一位随行的记者。从纽约起飞后不久，尼克松就邀请我和他共坐，在接下去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们轻松随意地聊着竞选和其他各种话题，包括他如果成为总统要做的事。我和他时不时地聊上一会儿，慢慢地，我对这个人及其候选资格形成了一些评价。 我必须承认，这些评价多数是正面的。我于1967年认识的尼克松，不像我过去听到和读到的那么阴险、冷酷或是像其他的一些负面说法。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因为他当时真经历了一些根本性改变，化身为所谓的"新尼克松"，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关心这个。但如果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人格，那它没有我们通常在政客们身上找到的那种热情沸腾的特质。尼克松总是态度谦恭，有时也算诚恳，但较为僵硬、拘束。若是谈到个人魅力或者感召力，他远不如他当时的对手休伯特·汉弗莱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任期的副总统，1968年曾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败给尼克松。--译者注 和尼尔森·洛克菲勒尼尔森·洛克菲勒（1908～1979），41届美国副总统、49届纽约州州长、慈善家和商人。--译者注 ，这两位都是天生外向的性格，一踏进屋子，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就能照亮整个屋子。 然而，尼克松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的洞察力深刻、对历史具有广博和成熟的见解、对入主白宫面临的挑战怀有见地深刻的预见，这都给我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没理由去怀疑他的真诚或者质疑他的人格。 我也折服于他的政治头脑。他显然完全有能力击败对手--可怜的乔治·罗姆尼，此时已被媒体对他每日生活的聚焦和评论搞得狼狈不堪，这是每场竞选的早期领先者都无法摆脱的命运。从1967年年底的最后几周到1968年的前两个月，罗姆尼接二连三地失误，更多时候，当他想竭力摆脱窘境，反而把局面弄得更糟。他的竞选失去了动力，以至于老共和党人、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罗德斯评价说："看乔治·罗姆尼竞选总统，就像看一只鸭子想爱上足球。" 这时，躲在暗处的尼克松开始出场了，竞选到了第一个重要关口--新汉普郡的初选，他已把罗姆尼远远地甩在后面。此外，其他的民意调查显示，尼克松在其他几个于晚春时举行初选的州也将以大比分胜出。尽管乔治·罗姆尼对该如何竞选总统所知甚少，但他知道何时该放弃。在新汉普郡选民登记的两周前，这位州长忽然宣布退出，而不是继续忍受被尼克松痛击之苦。 忽然间，理查德·尼克松，这位臭名昭著的失败者、公认的过气人物在拳击场上已经没有来自共和党的敌手了。当然，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他还得面对另外两名共和党州长，纽约州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和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挑战，但到他们宣布参选，已为时过晚，对尼克松构不成威胁了。 尼克松在新汉普郡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后大约一周，伦·加门特带着一个提议来找我："老板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到国外去和我们一起工作。" 我当时目瞪口呆。我从未想过在这个方向上有所发展，"我去做些什么？"我问。 "我不太清楚。"加门特说，"你知道我们的组织结构现在还不太完善。但我猜，会让你当新闻和公共关系秘书，或者类似这样的职位。" 我得承认，我认真考虑过要不要接受这个提议。我当时相信，尼克松要获得本党的提名已经不是问题，要赢得12月的总统选举也是大有可能。如果一切顺利，我有可能成为入主白宫团队的一员。想到能参与到一任新总统的事业中去，这对我很有诱惑力。我和妻子商量了很久，也咨询了一些我信得过的密友和同事们。 最后我得出结论：这个机会不适合我。我给尼克松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对我的邀请，但说我不打算接受--因为，我认为自己的秉性不适合担任任何一名政治家的发言人或辩护人。我还写到，要我"文过饰非"是件难事。后来，尼克松政府深陷"水门事件"，那时我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决定是多么明智，或者说是侥幸。"水门事件"在1973年春发生，每当想到自己本可能是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时就不寒而栗。 从1968年春的初选到当年夏季，我继续报道尼克松的竞选活动。8月初，共和党人在迈阿密沙滩上汇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尼克松不得不对付来自洛克菲勒和里根的挑战。尽管他们俩在分化尼克松的支持者们身上费尽心思，多少拉长了提名过程，但我依然深信，他们俩不可能把竞选资格从老将手里抢过来。坐在尼克松人气日旺的马车前座上，我看到了这位候选人和他的班子在广泛团结全美各个信仰团体的中右翼上是多么老练和周到。所以，当人们吃惊于尼克松第一轮投票就轻松获得提名资格时，我不会感到意外。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结束，我就离开了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报道。唐·海华特首创电视新闻杂志的想法得到领导的许可，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和我的好朋友哈里·雷斯纳共同主持。我需要忏悔的是，当海华特第一次把他的想法和我说时，我无动于衷，差点拒绝了他。在那个时候，电视新闻杂志是个不容易想象的概念，当时，电视新闻被清楚干脆地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白天和晚上的新闻报道，另一种是纪录片，两者泾渭分明。海华特的意图是，把这两种形式揉成一个主题多元的大杂烩，我认为他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即使行得通，在我看来，他的新节目至多只能撑满一季，不超过两季。（看，这就是我可怜的预见能力。） 尽管如此，我不想对海华特说"不"，毕竟他被誉为电视新闻史上最有创造力的制片人之一。在电视发展的早期，他就是一名先锋人物，在CBS，他创造出电视晚间新闻节目，并在成型过程中丰富了这个电视产品。而且，如果海华特想为推销某样东西大声吆喝，那么要拒绝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他把他传福音般的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很快就被说服了，同意成为他新电视节目实验品的一部分--他称之为《60分钟》。 在共和党召开全美代表大会那一周的某个时刻，我告诉加门特和几个尼克松的代理人，我将另有任命了。显然，候选人本人没有得到这个信息。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夜，尼克松在礼堂里发表他接受使命的演说，我和其他记者站在乐队指挥台的附近。当他经过时，他在人群中找寻他熟悉的脸，向我们中那些之前就和他在一起的人--他称之为"在新汉普郡大雪之前"--点头致意。当他的目光扫到我的时候，他说："嗨，迈克，我下周将会在加里福尼亚看到你。我们将一起计划之后的竞选活动。" "不。尼克松先生，我想你已经知道了。过了今晚，我将离开对竞选活动的报道，去做一个新的电视系列节目。" 他愣了一下，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一样。显然他不能理解，作为最早把他东山再起当回事的记者之一，我为什么会在他取得转折性胜利后和他说再见。他看起来像是感觉被羞辱了，好像我对他在大选中能否击败民主党候选人上投了不信任的一票，所以决定不再继续报道他了。他停了一会儿，用一种责怪的目光盯着我看。 "我们会赢的，迈克。"他预言道，"等我们进军华盛顿之后，我们打算做一些伟大的旅行。" 我当时不明白，这般奇怪的、不符合逻辑的结论来自何方。毕竟，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都认为有义务时不时为了某种原因访问其他国家，我想尼克松也不例外。噢，那是什么呢？我会为这些类似来自旅行社的诱惑所心动吗？但是，几年之后，当尼克松成为第一个踏上社会主义国家首都--北京和莫斯科的美国总统时，我才猛然醒悟--早在参选前，这些划时代的使命已经在他的秘密议程上了，那就是他在1968年那晚想向我传达的那些含义模糊的信息。 《60分钟》的第一期节目计划于9月24日播出，余下的夏季到初秋，我都在为这期及后面的节目做准备。等我和尼克松再次相遇是在10月初，我为《60分钟》节目采访他。彼时，已到他竞选活动的最后一个月了，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他远远领先来自民主党的竞争者--休伯特·汉弗莱。他在11月大选中争取到的一个对象就是我--对一个从未在大选中投票给共和党的人来说，这的确是改变巨大的一步。 那一年报道尼克松的竞选，无疑使我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毫无疑问，和总统竞选人关系过于亲近在职业上是一种危险，即使是最具质疑精神的记者，他的独立判断也会因此受影响。（尽管《伊索寓言》有类似的著名格言，但人们彼此熟悉并不是一定会滋生相互之间的轻蔑。）但相比其他因素，越战问题是把我推向尼克松阵营的主要原因。 到了1968年，美国在这场战争里已经痛苦得出现分裂了，当时我认为，只有华盛顿出现新的领导力量才能医治这种撕心裂肺的心灵创伤。当时，所有反战游行的头号目标--林登·约翰逊总统已经决定不再寻求连任，从政治的烽火线上退场下来，但以我的观点，他的这个决定并不能让民主党摆脱越战的负面影响。他们不得不继续为战争背负责任，特别是他们的候选人--汉弗莱本人一直是林登·约翰逊政策的衷心拥护者。所以，我认为，如果有一个历史清白的共和党人入主白宫，他会把我们从泥足深陷的沼泽中带出来；那一年我对尼克松参选的报道，使得我相信他具备应对这种挑战的资格。 然而，我多数朋友和CBS的同事并不认同我的观点。那年秋天，我们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认为，我被所谓的"新尼克松"形象宣传（他们斥之为胡说八道）给愚弄了。在他们看来，他还是那个"狡猾的迪克"，一个为了赢得选举什么话都会说、什么事都会做的、老到的阴谋家。10月，当我在尼克松的纽约公寓里采访他时，我想到了人们的这种反感情绪，所以，我直接就此向他发问。 华莱士：对几百万的美国选民来说，尼克松这个名字会让他们起皮疹。对他们来说，理查德·尼克松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任何形式的政治下场对他都不算为过。如果在竞选中获胜了，理查德·尼克松将如何应对这种猜忌和怀疑？ 尼克松：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回顾我22年的从政生涯，在这个国家里，确实有一些人把我当做是一种皮疹。但另一方面，我相信，我有这种领导能力能够把国家再次统一起来，我也能够获得那些对理查德·尼克松有糟糕印象的人的尊重，即使那不是爱戴。 那些时候，尊重的主题一定在他的思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采访中的另一话题上，他做了一段评论；后来发生的事，使得这段话颇有讽刺意味。下面这段就是他所说的话： 如果我赢得了这场选举，我认为我能够担负起总统的职责，并以此赢得美国民众的尊重。这或许不同于我的一些前任们所接受到的那般，但是，这足够使得我能继续下去。让我这么说吧：一些公众人物天生就是被人爱的，另一些天生就是被人讨厌的。但是，就公众人物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被爱还是被人讨厌，而是他是否受人尊重，我希望以我的行为，重建起人们对美国总统这一公职的尊重。 回顾这段看似虔诚的声明，任何人都能读出其中的讽刺意味。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理查德·尼克松非但没有重建起人们对他的尊重，还为总统这一公职蒙上了羞辱。然而，在他因"水门事件"身败名裂之前，我还是被他表现出来的领导力所迷惑了。他非但没有采取决策终止我们在越南错误的冒险行为，还让战争继续下去。他入主白宫4年之后，美国的年轻人继续在越南打仗、牺牲。回想起来，我只能得出结论--和其他几百万受骗的选民一样，在尼克松身上，我的判断严重失误。 但是，我不打算以如此不愉快的调子结束这段回忆。我仍旧不想把尼克松想象成一个背叛了曾信任过他的人的总统。我想起他在1968年在新汉普郡之夜做的一些事。 那晚，我的任务是报道尼克松在纽约总部等待选举结果。在新汉普郡发生的大新闻不是他赢得了选举，而是在该州历史上，他是第一位在初选中以如此大优势击败对手的候选人。而在几个月前，他还被当做是个历史性的失败者。那天晚上，尼克松和他妻子从后门现身，我抓住他作了一个有关选举报道的简短采访。待他回答了对初选结果的感受，我把麦克风伸向了在一旁的帕特·尼克松，她明显很紧张，严肃但是和顺地回答了两个关于初选胜利的小问题。我向她表示感谢，然后冲回CBS的演播室继续之后的现场报道。我刚播报完，就接到尼克松打来的电话。"迈克，你对待帕特很友好，我就是为了这个向你表示谢意。"他说。仅此而已，但是我看到了尼克松性格中体贴周到的一面，在这之前和之后，我再也没看到过了。 许多对尼克松怀有恶意的批评者们，常常会把对他的憎恨延伸到他妻子身上。她经常被人嘲笑为"塑料人帕特"，这个绰号的发明者，我相信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美国激进的女权运动活动家。--译者注 。但是，我不认为帕特是这样的。 当然，帕特·尼克松常常给人印象是性格冷淡、紧张、平淡，有一点点虚饰和做作（这就是绰号"塑料人帕特"的由来），但这背后另有缘故。原因之一是，她比她丈夫的性格更拘谨、更羞涩。另外，在过去的竞选中，她的家庭受到了种种攻击，这些不愉快的回忆让她感到受伤和无助，她讨厌被推到聚光灯前，害怕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然而，尽管尼克松夫人本人对喧闹的美国政治生活没有丝毫兴趣，但她还是在竞选中陪伴丈夫左右，尽可能好地扮演一个忠诚的、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丈夫的妻子形象。就我看来，她为人热情，尽管在一个又一个的公共论坛上面对围绕着她的记者和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有些紧张和过于敏感。最后一次，她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水门事件"中面对公众。要对付这么多人和这么多事，对她来说一定是种可怕的折磨，但自始自终，她都表现出一种平静的自尊和自我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