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一切发热病方面的治疗渐能掌握疗效，逢到肺炎，我绝不拖延不放手，立刻指示病家就诊于西医，免得病人失去了有利时机。那时候盘尼西林还没有发明，用的无非是“消治龙”，敷的无非是“安福消肿膏”，在治疗上有十分之五六的把握，由此也挽救了十分之五六将死的病人。所以病家非但不说我没有本领，反而很感激我。 有一次，因为呢绒大王谭敬娱（旅沪粤人）的司机患上了重症。起初，谭先生主张将他送入医院，司机坚决不从，指明要我看，只得由他自己做主。这司机患的是“阳黄疸”（即近时所谓急性流行性肝炎），病势进展快得很，患病不过三天，已经全身都呈黄色，因为小便不通（即尿毒症），又有高热，神志不清，情况很严重。他住在闸北一个小楼上，家中除了床榻之外，只有两条长凳。我早晨去看他一次，晚上再出诊一次，那时节我的出诊诊金是六元六角，我看他境况很差，一个身为司机的人，要负担一家八口，所以每次只收他二元。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妪，一声不响，只是在抹眼泪，还坐着一个穿长袍马褂、仪表非凡的老年人，他是一位古道热肠的人，每晚都亲自坐镇司机家中，看我如何为患者诊治。他原来乃广潮医院的董事，也懂得一些西医的知识，他对我说：“尿中毒到了昏迷的阶段，西医必然要插胶管放尿，否则必死无疑。”我默然不出一声，即刻叫他们去楼下购买葱一斤、白蜜半盏，将葱捣烂与蜜调和，敷在病人小腹部。葱与蜜糖有相克作用，不一会儿，病人腹中就咕咕作响，又浓又浊的小便即刻淙淙而下。在一旁的谭先生见到有这样快的效果，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尿中毒会泛滥全身，一厥而亡；喜的是不用插管，一下子就解决了小便畅通问题，他接着就猛和我拉手。我便关照司机的家人，葱与蜜糖每三小时换一次，日夜不可间断。次晨一早，我再去诊治，谭先生已依时等候着，只觉得一室臭气冲天，而病人已醒，吵着要吃粥。我说：“这个房屋太小太闷，须开半扇窗，一扇门，流通空气，以防并发肺炎。”这样的处理，黄疸也就一天好过一天。 这位呢绒大王，在旅沪广东同乡会中是一位首要分子，他把我治愈他司机的经过，广为赞誉。广东人的团结力是极大的，谭先生这样一讲之后，从此我的病人范围也就更广了；旅沪广东巨商甘月松、冯炳南、陈炳谦、简玉阶，以及谭姓宗亲逢到有病，都由那位司机开了谭先生的车来接我到病家去看病。 粤籍巨商甘月松的掌珠，是上海早年最有名的交际花。由她的介绍，我才为徐志摩的情人陆小曼诊病。陆小曼患的是严重的胃病，剧痛常常使她作西子捧心状，经我诊治后渐渐痊愈。当时座中有一位世家子弟，叫做翁瑞午，以推拿术治她的疾病。徐志摩只求医好陆小曼的病，亦乐与结交，翁便成了徐宅的常客，常为小曼推拿筋骨，且劝小曼试吸鸦片成瘾，翁替她烧烟泡，一榻横陈，殷勤侍候，徐志摩泰然不以为意。小曼偶逢拮据，翁即尽力供应无缺，更博得小曼欢心。后来徐志摩由沪飞平，在山东境内飞机遇雾撞山，机毁人亡，时为民国二十年（1931）十一月。 徐志摩遇难后，小曼即与翁瑞午同居。翁尽量满足小曼的物质生活享受欲，陆续将家藏的古玩字画出售以应。日寇时攻上海，洋场顿呈萧条景况，生计渐趋艰难，小曼请我出诊，只说“记账”两字，即不付一钱。小曼并将徐志摩所写《爱眉小札》与《志摩日记》的版权，卖给出版公司，换取金钱过活。她在此极端困难中，鸦片已经吸不起了。此时陆小曼被恶劣环境折磨得形容憔悴，精神衰颓，大非当年徐悲鸿为她写生的光景了！ 一九四九年后，两人生计全仗翁瑞午香港亲友汇款接济，翁且另外结识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因女学生尚未成年，但已相恋成孕，因此翁被判入狱。陆小曼入中国书院为画师，又不愿做翁瑞午的家属，只能将翁瑞午放弃，上海人乃戏称之为“陆放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