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1940年10月2日，秋高气爽，和风宜人。 故事发生在美国剑桥市哈佛广场 旁一座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客厅宽敞但却乱糟糟的，现在已改造成了一间办公室。 房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成人发展研究项目” ，由葛兰特公司提供资助。葛兰特公司是美国零售界的巨头，该项目由哈佛大学健康服务中心负责实施，其研究对象是一些“正常” 的年轻男性。真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正常”到底是什么含义，当时大多数研究所关注的都是些“非正常”现象。阿列·博克是葛兰特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第一位主任，他坚信“有人能比其他人更好地面对人生”，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这些“能人”身上蕴藏的潜质。我们这些将作为试验对象的人就像是实验室里的“天竺鼠”，都是哈佛大学刚念完大一的学生，共有268人。 我也是其中的一只“天竺鼠”。我们在哈佛念书，在别人眼中，我们似乎“或多或少地都拥有日后职场发展的潜力”。研究人员主要包括内科医生、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心理测试学家、社会工作者，还有一些生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化学家。 那个下午，我是个才上大二的学生，刚满19岁，第一次有过爱情的初体验（编辑老师请注意：这句话作者的本意是第一次有过性体验，我将其弱化了。请审改）。经济大萧条和小儿麻痹症让我的生活变得阴沉，否则我的生活即便说不上刺激，至少也会令人心满意足的。 当时人们都在关注二战欧洲战场的进展。在英国，张伯伦政权垮台，而由丘吉尔政府取而代之。大约350 000名英国士兵乘坐小船从敦刻尔克仓皇撤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毅然做出决定，向英国捐赠了50艘美国造四层高的驱逐舰，罗斯福总统本人也快迎来了新一轮美国总统大选，并将史无前例地第三次入主白宫。棒球明星乔·狄马乔将会创造出3成50的平均打击率，并帮助自己所在的球队赢得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冠军。当时，油价是15美分一加仑。当时，一辆豪华轿车的价格大约是1 400美元。罗纳德·里根被选中在《她不能说不》一片里出演角色，他的搭档名叫罗斯玛莉·莱恩。 葛兰特公司的社会工作者最后对我做出了这样的描述：一个典型的欧裔美国白人新教徒后代，家庭年收入为10 000美元（其中5 000美元来自父亲的收入，另外5 000美元来自母亲经营的服装店），学费由在纽约当律师的外祖父来支付。这位社会工作者对我的父母做出了以下的描述：“父亲努力、勤奋……热衷于自然风景、花鸟鱼虫、古玩收藏，热心公益”；“母亲有进取心而且勤劳肯干……有音乐才能，还有艺术细胞（我想这番评价也是我母亲乐意耳闻其详的）。她相当活泼，富有艺术气质，富有魅力而且想法前卫，（简直不像一个四十四岁的女人），甚至显得有些不够成熟。”我想最后一句话肯定会把她给激怒的。 在体检结束之后，医生们发现我这只受检的“天竺鼠”身高181.5公分，体重157斤，双手温暖，但是双脚冰冷，“动作明显呆板”，“双手微微发颤”，“口若悬河却还有几分腼腆”，身上有三处文身——一处在左胳臂上，还有两处在右臀部，“脚趾不够长”，而且“脚食趾和中趾之间还有些连指”，头上戴着饰物，是一个埃及式的双重王冠，不戴眼镜，脸上没有雀斑，也没有粉刺。血压高压为112，低压为84。脉搏81次/ 分钟，呼吸22次/ 分钟。头发颜色：深棕色。瞳孔颜色：灰绿色。 心理测试学家还进行了107项测评，包括头颅骨的长度（210毫米）、头颅骨的宽度（151毫米）、鼻梁的高度（51毫米）、手腕的宽度（59毫米）、坐高（95.6厘米）、上半身的长度（60.9厘米），而且还有一项叫做什么“头部和面部神经之比”的数值（21.19:88.9）。除此以外，还进行了134项其他的测试，例如：是否习惯用嘴呼吸 (是)，有无胸毛（无），大腿（肌肉极为发达），臀型(相当饱满)，臀部的厚度（正常），腹部的厚度（结实、无将军肚），下巴（突出），鼻头(扁塌)，有无脱牙（无），耳垂和脸颊之间是否相连（否），手形（大而方正），惯用左手还是右手（右手），惯用左脚还是右脚（右脚）。体检最后得出的总评价为（正常）。 一位女心理学家最后这样评价我这只“天竺鼠”：“这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孩……举止得体，有修养。当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脸上带着自信，知道该如何与人打交道。”令这位心理学家印象颇深的是，这个 “非常正常、行为得体而且具有社交能力” 的男孩能够克服小儿麻痹症的困扰，他曾经在四个月内腿上绑着夹板和支架，靠拐杖来代步，却能够处变不惊。“尽管（在几个月之内）他的腿脚十分不便，而且还有一个朋友死于该病……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变瘫痪。这对于同类疾病患者而言，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案例。那些由于小儿麻痹症而终身瘫痪的病人在同病魔抗争时，能有和这个男孩一样的勇气吗？” 但是，对我其他方面的表现，另一些心理学家可不是完全满意的。 “我对这个孩子的总体印象不错。”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心理学家这样评价说，“他在哈佛念书，估计在社交方面不会碰到什么问题。但他也会有麻烦，或许是因为他出生成现在长在一个保守的波士顿家庭，而他的想法和理想却变得越来越激进。” “这个孩子处事时很感性”这一点引起了多位心理学家的关注，“……他在看电影的时候经常当众嚎啕大哭……他总能细致入微地体会到男女演员的心理感受，而且……还乐此不疲。他对电影《海外特派员》 爱得简直如痴如狂，这部电影他已经看过四遍，可是还打算再看一遍。在他眼中，海外特派员是现在最‘富有传奇色彩’而且最“富有吸引力”的工作之一。他也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海外特派员。因此，我的总体印象就是，这个男孩对于自己择业的想法非常幼稚、冲动而且不切实际。” 六个月后，我又去参加了该研究项目的一次后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另一位心理学家发表了一番全新的观点。“当这只‘天竺鼠’出席的时候”，一位心理学家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念了下面这段话： 我能够明显看出，他思想混乱。他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进入哈佛大学之前，他生活在一个相对物质化的环境之中。他很像一个典型的美国男孩——有运动细胞，在学校里人缘很好，成绩优异。可是，到了在哈佛大一结束的时候，他开始沉思，特别是考虑一些玄妙的问题。因此，他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深沉、思辨而不讲求实际的人。和过去相比，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因为从前他是一个注重物质享受、想法实际的人。 他脑子里面的想法，那种理性的、玄妙的想法，让他困惑不已。在这种困扰之中，他变得烦躁不安，并对哈佛感到不满意了。结果，他在当年的期中考试考得一塌糊涂。没过多久，他就打算辍学了。一天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他毅然下定了决心，打算跑去加拿大蒙特利尔，争取加入加拿大皇家空军（R.C.A.F.）。他和负责招募士兵的军官进行了交谈，加拿大皇家空军也决定招他入伍，可是后来他自己又放弃了，回到了哈佛。 但是，他内心依然感到躁动，依然对世界心怀不满。他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来哈佛上学，思考自己将来的生活又会如何。总之，他脑子里面的想法变得杂乱无章，因为他沉迷于琢磨这些思辨、深刻而又理性的问题。最近，他又去了趟美国海军的军港，得知只要他年满20岁，就能加入美国海军的空战部队，他当年8月26日就能满足这一条件了。 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思想混乱、不满现状的年轻人，他对自己来到哈佛感到失望。由于不满，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不安躁动的心绪。为了克服这种心绪，他也尝试了多种办法。他曾经多次借酒消愁，可最终只是借酒消愁愁更愁，无法平抚自己内心的不满。 一年零四个月以后的那天上午十点钟，“这个男孩”侥幸从哈佛大学毕业。当天中午，我成为美国海军预备队中的一名少尉，将要在“菲利普” 号驱逐舰上服役，这艘驱逐舰正在新泽西州奇尔尼市的船厂里加紧赶造。当日下午四点，我和琼·索顿斯托尔完婚，他是我这辈子第一个真心同眠共枕过的女人。（编辑老师：此处的真心二字必须要加，因为在第三章出现一个段落，在澳大利亚他曾经出轨，后面又有两次婚姻，所以作者自己前后说话有矛盾，故必须加才不会和后文矛盾。） 到那时，我还不满二十一岁，去过的地方也不多，往西最多也就到过柏克郡，往南最多也就到过首府华盛顿。可是我却马上就要去一个叫南太平洋的地方服役，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差事。 本杰明·C·布莱得利的人间大学就要开学了。 布莱得利家族有着将近300年的悠久历史，当然，同罗尼尔和卡伯特等名门望族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布莱得利家族过着波士顿上层人士的生活，但也不能说是大富大贵，家族的成员也算不上才华横溢。外祖父母生活富裕，尽管到不了富甲一方的程度。我们家在波士顿有一幢房子，房子不是位于灯塔山，也不是在灯塔街向阳并且能俯瞰查尔斯河的地段上，但房子毕竟还是坐落在灯塔街。家里虽然没有游艇，但有一辆车，一个厨子和一个女侍从。在大萧条之前，家里还有好几个保姆。家里还有上了年纪的男佣人，名叫汤姆·卡斯特罗，他会把劈好的柴火搬上三楼的客厅，把里面的壁炉点燃，他还负责给地下室的炉子添煤。 弗莱德里克·乔西亚 ·布莱得利(娶了玛丽·霍尔为妻)，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地位低微的波士顿锡匠（弗莱德里克·霍尔·布莱得利）的穷儿子”。然而，在1851年的时候，乔西亚 ·布莱得利就已经在马萨诸塞州一千五百富豪榜中榜上有名了，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有一个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尽管他非常富有，也算得上是一个商界大亨……但他从来都够不上波士顿上流社会成员的标准。” 还有人毫不留情地对他做出了如下这番评价：“如果他在退潮的时候，在海面上放一块木板漂向远方，木板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块鹅卵石，可是等到涨潮的时候，这块木板还能漂回来，上面会出现一美元的银币。” 人们对他还有很多其他“盛誉”，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他一生82年忙碌的生涯中，他几乎从来没有在波士顿以外呆过一夜，只是有一次去了趟娜罕镇 。” 我父亲也毕业于哈佛大学，当年还是沃特·坎普执掌教鞭的全美橄榄球联赛 的队员。20世纪20年代他成为了一名投资银行家，但是在30年代，由于经济大萧条时的风雨飘摇，他的投资也遭受重创。再对我的家族成员做些交待吧：父亲小弗莱德里克·乔西亚·布莱得利是弗莱德里克·乔西亚·布莱得利的儿子，是弗莱德里克·霍尔·布莱得利的孙子。往上追溯八代，祖先的名字叫做纳撒尼尔·布莱得利。纳撒尼尔·布莱得利出生于1631年。1673那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多切斯特，他可是当地惟一经营苹果酒的商人。1680年他成为教堂司事。他的主要职责是“在教会敲钟，清扫教会大堂，为浸礼仪式送水。” 我父亲出生在波士顿后湾区灯塔街211号的房子里。我父母结婚后，他们起先住在灯塔街295号的一栋公寓楼里。后来他们在灯塔街267号买了自己第一幢房子，那是一幢老式的用褐石建造的房子，他们在那里住了23年，后来搬到街对面，住进了灯塔街280号的一栋公寓楼里。他们都是在生活中不愿冒险、只求安稳的人。 在结束大学足球生涯以后，我父亲和球队里的其他“自命不凡”的队员们一样，首先从银行的职员干起，接着成为了一名经纪人，后来进入了一家名叫美国商业银行布莱尔公司的投行，并当上了波士顿地区的副总裁。接着，生意一败涂地。再后来又东山再起。过不了多久，大萧条的阴霾又悄然而至。那时侯，我的老爹正在推销一种香体液，并且在为一家钼矿公司推销股票，这家公司是由他几个有钱朋友共同出资创立的。 我们相信，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时候，往往会有人雪中送炭，因为一些亲友会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尤其是汤姆伯父，因为他有一大笔财产，这早就让家里人羡慕不已了。我们管他的妻子叫波莉婶婶。汤姆伯父和我父亲是远房表兄弟，住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一家养老院里。他穿戴整齐，总是头戴一顶游艇帽，身着蓝色休闲西服和白色法兰绒裤。他总是打着一个望远镜，向远处的一片绿野眺望，鬼才知道他到底在看些什么。波莉婶婶住在灯塔街111号。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会定期去看她，给她量量脉搏，直到她因为年岁过高而寿终正寝，享年将近九十岁。 在这些要好的亲戚去世之前，我父亲给那家设在加拿大的钼矿公司管理账目，一个月也赚不了几个钱；他还给几家城市和县城里的俱乐部管理账目；他还担任着波士顿美术馆的保安后勤部负责人，一年能赚3 000美元。在整个经济大萧条期间，每逢周末和暑假，我们都会免费住在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这幢房子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比华利市，原来的房主普特南是我们的远房亲戚，后来他去世了，房屋的产权留给了别人。我们在那里住，不用交一分钱的房租，只不过要帮着看管田地、拾掇庭院而已。我父亲干这些活可是乐此不疲，如果我在的话，也会给他帮忙。 这就是在比华利的生活，可以算得上是大萧条带来的“优质”副产品了，因为在那段时候，我们家有两处房子，还有差不多一百二十亩的广阔树林，在林子里有两个大谷仓。透过林子，还可以俯瞰两三里远处塞勒姆-比华利湾的美景。这幢房子的房主想要把它给出售了，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要买它。我们一直住在那里，从1932年一直住到194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夏天住在大房子里，冬天的周末就住在旁边的小屋子里。1945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父亲和乔 正在房子的围廊上喝着鸡尾酒，突然发现有一辆从未见过的车绕着房子开了一圈，在前门处停了下来。 “是谁呀，天知道。”乔这样问道，家里人总是爱这样问问题。 “打死我也不知道，”据说我父亲当时是这样回答的，他还说，“可能有人想买下这房子吧。这房子都卖了十五年了。” 刚好，这么多年以来，乔的腰包也头一次鼓了起来。因为有一个住在天主教堂里的年迈亲戚，虽然多年来不曾联系，但是最近刚刚过身，留给了乔5 000美元。乔说她还会给哈维·邦迪打电话，他是这房子的产权人之一，也是我们家的世交（后来，他的儿子麦克乔治·邦迪还成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我母亲想给他5 000美元买下这房子。 虽然我父亲竭力反对，但我母亲却下定决心这么做了。可是，哈维却觉得5 000美元太低了，他开价要10 000美元。天哪，我母亲真的狠下心，拿出了这么多钱，这房子自然就归我们家所有了。我对比华利充满了美丽而精彩的回忆：我在那学会了热爱大自然，而且这一喜好陪伴了我一生；我把每棵因为虫害而枯死的山木榉锯倒，父亲和他朋友用两人抬的大锯子锯，我就在旁边帮忙；我还在草地上烧野火，这种经历五十年过后，依然是一种极为宁逸而又宝贵的体验。我在那里爬树，捉蝴蝶，种菜，和妹妹的朋友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老爹和我在车库里装了个篮球筐，尽管车库的顶高不过两米三左右，不过这倒教会了我该怎样低手上篮和勾手投篮，一到下雨天，我就会在车库里挥汗练球。 我们家在比华利的房子几年后毁于大火，火灾最严重的损失，莫过于三本大大的皮封面家庭文章剪贴簿和相册毁于一旦，那可是我祖父收藏的，里面记录着我父亲辉煌的橄榄球生涯。中间的相片和报道，能够向你展示出一个强壮的橄榄球中卫的风采，他的朋友叫他亲切地管他叫“B”，在场上队友管他叫毕波，他所在的球队曾经所向披靡。 我记得一张摘自《波士顿环球报》的剪报，日期是1914年11月23号（周一）。在哈佛大学橄榄球队战胜对手耶鲁大学队后，哈佛队的教练波西·霍顿 做了这样一番评价：“我看着眼前的照片，柯律芝身后不到三码处就有两个耶鲁队员紧追不舍……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布莱得利落后两个耶鲁队员大约有半码远。尽管情形不利，布莱得利还是成功地追上前去，扑倒第一个耶鲁队员。接着，又勇猛地扑到了第二个耶鲁队员，这样柯律芝就能毫无阻碍地直捣黄龙，冲入对方底线达阵得分。”（我认为，哈佛大学的教练们不论是讲话，还是写文章，用词都是文绉绉的。）霍顿教练提到的柯律芝，就是我父亲最要好的朋友T·杰弗逊·柯律芝，他在那场比赛中，在哈佛队三码线处拣到耶鲁队失误的丢球，然后向前一直狂冲97码，最后达阵得分。 我父亲体重只不过180斤左右，但是他长得身材魁梧、肌肉发达，身手敏捷，而说话时却非常温柔。躺在他怀里撒娇，听着他胸膛里深沉的声音在回荡，对于孩子而言，这不啻令人最舒服最安心的温馨时刻了。 我母亲约瑟芬·德格斯多夫就更有意思了，她出生在纽约市，我外祖母名叫海伦·苏珊蒂·克罗宁谢尔德。外祖母是海伦·霍金森园艺俱乐部的会员，也是一位名叫卡尔·奥格斯特·德格斯多夫的德裔律师的后代。卡尔·奥格斯特·德格斯多夫是纽约著名的“克拉瓦思-德格斯多夫-史文-伍德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我母亲曾就读于查平女士创立的私立学校，而且还是该校跳高纪录的保持者之一。她精通法语和德语，相貌可爱，学识渊博，志向远大而且颇有风韵。她还曾向一位已经淡出舞台的歌剧明星学习唱歌。 别人管她叫乔。后来，她来到离波士顿不远的布鲁克林，在那里的德克斯特学校参加合唱团集体排练，有一天早晨在她唱《当我给你打电话时》这首歌的时候，她忽然忘词了。我想如果换作我，早就羞死了。该校的校长是菲斯克女士，她的口号是“我们要把握最好的今天，创造更好的明天”，她对我母亲的表现却盛赞有加，尽管当时我才十岁，但是我还是无法宽恕我母亲的“出色表现”。 乔进取心十足，但主要体现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在社交场合反而看不出她这方面的能耐（在社交这方面，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往后都不比别人差劲），她总是觉得自己很聪明，心气很高。如果我们有钱的话，家里就会雇佣女佣人，她们基本上都是一些干巴巴的老太婆，手里会挥动着棍棒，逼着我们说法语。每到周六，家里人一律不准说其他语言，只准说法语。我们得学钢琴（现在我还能用右手弹出《老人河》这首曲子的主旋律）。我们还在布鲁克林的维诺埃尔骑术俱乐部学习骑马。我们每周六早上还不得不到波士顿儿童交响乐团报道，去参加排练（我还记得当时的指挥名叫欧内斯特·谢林）。每年春天，当大都会歌剧院来波士顿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被“强行”带到剧院去看歌剧。记得在我十二岁的一天下午，我被牵到剧院去看《蝴蝶夫人》。吃过晚饭后，又看了四个小时的《帕西法尔》（由著名男高音劳伦斯·麦其尔和女高音基尔斯腾·弗拉格斯塔德担纲演出）。我们这些孩子从来都不敢装病不去上学，因为一旦这样做的话，后果会更加严重，因为这样就得听约瑟芬长达两个小时的练声。 仔细想想，我父母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也挺不可思议的。我父亲每次不得不参加或主持母亲参与的音乐会时，都会喝得酩酊大醉。我母亲对于下午在比华利的树林里烧野火的差事，只要干一次就会头疼得要命。我父亲谈吐优雅，但只会在他想证明一个观点，或者想要讲故事的时候，才会一开金口。我父亲很有幽默感而且聪明过人，但是他不会经常放声大笑，更多的时候会微微一笑。我母亲总爱滔滔不绝地说话，尤其在她紧张的时候更是如此。她其实倒没什么幽默感，可是老爱大笑不止，笑的时候满嘴的牙都会露出来。 但是，不论是从感觉上还是从实际表现的情形上来看，差不多50年来，我母亲一直对我父亲服服帖帖的。我们很重视家庭观念，尤其是大萧条发生后，家里的佣人都不得不辞退了，而由我们自己来动手。佣人们在生活中总能愉悦地相处，而且能够互相帮助，在这一点上，我们家人也是一样的。 我们家人还包括我哥哥弗莱德里克·乔西亚·布莱得利三世，还有一个妹妹，名叫康斯坦斯。弗莱迪 翅膀刚刚长硬（代替蒙哥马利·克里夫出演了百老汇的话剧《大自然女神》中的一角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德里克”、“乔西亚”和“三世”几个累赘都给去掉了。康妮 长得美若天仙，虽然没有别人怎么点拨，可是年纪轻轻的她，就已经学会怎么和人相处了，而且待人接物时总能优雅自如。 我们这些孩子总会比父母提前一点到饭厅吃饭，除非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大家会一起吃饭。我们的印象中，晚餐总是吃汉堡，饭后甜点也老是梅脯。有那么几个月，我每次都把盘子里的梅脯偷偷搁到桌下的横档上。刚开始这一招很管用，但是梅脯越堆越高，终于有一天晚上，当我再往上搁的时候，所有的梅脯轰然倒地，上面还堆满了尘土。我还记得当时父母为此发生了争执，争论的事由是我应不应该立刻把所有的梅脯当场吃掉。梅脯是每天餐桌上的保留食品，理由是因为母亲很重视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举例来说吧，每年圣诞节的早上，我们要等到最后一个孩子如厕完毕以后，才能上楼打开圣诞礼物。每次都是康妮落在最后，她而且还不会演戏，刚进洗手间没一会，就连冲了好几次马桶，还大声宣告她搞定了。为了我们肠胃好，每天早上我们都得喝高顿牌鳕鱼肝油，这玩意名字够难听吧，你也就可以想象到它有多难下咽了。我后来终于想出一个妙计，每次我都假装吞下鱼肝油，然后径直冲到饭厅，把它吐到墙纸上。几年以后，天晓得这墙纸总共上了几次色，所以一个人头大小、油腻腻的污渍终于浮现人间，默默地控诉着世上这种“虐待儿童”的行径。 弗莱迪跟我在13岁以前，总是打得不可开交，我所谓的“打”可是真动手的。有一天晚上，在波士顿的家中，我俩打得从二楼滚了下去，楼下父亲刚好在举办一个鸡尾酒会……摔到楼下的时候，弗莱迪还不依不饶，骑到我身上，抓起我的头就往地上撞，非得让我喊“求饶”才肯罢休，我被整得血染地毯。老爹见到人打架就很恶心，都没有上前来把我俩劝开。 弗莱迪比我大两岁半，每次打架总是占上风，直到有一天我操起了一根高尔夫球杆要复仇雪耻。那是某年夏季的一天，我当时悄悄跟着他出门，手里握着一根高尔夫球5号铁杆，心头怒火中烧。幸运的是，我刚要靠近他并挥杆打去时，老爹开车停在了门前的停车道上，这才阻止了一场肉博战的上演。到了我十三岁的时候，我俩就不再打架了，而是以无言默默相对，我俩几年里都没有说过话。我们彼此的世界完全没有交集，我关心的是户外活动，比如说网球、捕捉蝴蝶、劈柴火、追求女孩等。他则一味地沉迷于自己幻想的世界之中，崇拜一大堆男女演员，梦想着登上舞台。我对他的精神世界嗤之以鼻，因为我对那根本不了解。他对我的想法也不屑一顾，因为他觉得我的那些喜好让他感到烦闷。 家里雇来的各个女佣人外表和个性都迥然相异。卡奥尔小姐长得比较富态，我这话可是委婉的说法，她为人还很吝啬。她在大街上追着我和弗莱迪跑的时候，就像一只鸭子一样，身体左摇右晃，肥胖的手里还握着一根刚刚削好的木棍。布维埃小姐，我们都叫她魔头。她喜欢故作矜持，而且恃才傲物。她来自法属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对自己的法语过于自信——有必要指出的是，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原来是法国囚犯的流放地。她的眼里只有康妮，把我和弗莱迪完全撂在了一边，不加理睬，除非是要纠正我们错误的法语发音时，或是指责我们的举止不够礼貌时，才会搭理我们一下。每当星期六我和父亲说法语的时候，她都会嘀咕一声“天啊”，然后跑到别的屋子里去了。 直到与众不同的萨拉·梅汀小姐来到我们家后，女佣人的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梅汀小姐是瑞士人，当年才18岁，面颊红润（带有典型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女孩的特点），身材极佳。萨拉发现我们这些小孩很腼腆，因此她决心要改变这一点。比如说，她每天都会和我们一起嬉哈打闹。她还让我们习惯注视别人的身体，让我们几个孩子习惯于看彼此的身体和她的身体。我打心底觉得，她有世间最美的胸部，我也一直这样记在心里，尽管当时我才十岁。（编辑老师请注意：这一段文字作者写的比较直白，我已经尽量弱化了，您再看看是否要进一步修改。） 萨拉爱上了一个名叫埃迪·古德尔的男人。古德尔家在马萨诸塞州的伊普斯威奇有个苹果园，他还跟随伯德将军，参加了第一次南极探险之旅。每当有埃迪来自新西兰的信件寄到灯塔街267号时，萨拉就会喜极成悲，泪如泉涌，接着跟我们分享埃迪在南极探险的精彩故事。当伯德将军的第一次南极探险队回国时，大萧条的阴影也笼罩了我们全家。萨拉离开了我们家，和埃迪结了婚，而且帮助他料理果园。当时，南极探险队的所有爱斯基摩犬都圈养在果园里。我们两家曾经有一段关系很好，每逢周末，我就会到伊普斯威奇去帮助他们照看那些爱斯基摩犬，也帮助他们采摘苹果。他们给了我一只小爱斯基摩犬，名叫斯古康姆。斯古康姆很快个头长得比我还要高大了，每次冲上前来欢迎我的时候，都会把我撞翻在地。它一直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直到有一天，它冲进了鸡圈，将我父亲最钟爱的环颈雉给统统吃了。这样一来，斯古康姆就不得不回到了古德尔家。后来，它又参加了伯德将军的第二次南极探险之旅，在探险途中它尽忠而亡。有一天晚上，斯古康姆病了，它走到了帐篷外面，落寞地游荡着，最后冻死在冰天雪地之中。我对它感到非常自豪。 萨拉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家的其他雇工也都陆续走了。一夜之间，房子里空荡荡地只剩下我们家人自己了，得靠自己整理床铺、打扫房间、洗菜做饭、劈柴了，就像普通人一样。大萧条的阴影笼罩在我们家人身上，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人生的冷暖。对于我们全家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我父亲丢掉了自己年薪50 000美元的工作，而且还因此丧失了自己作为男人的一些尊严，因为工作是他自信的一个重要源泉。为了能让我们这些孩子继续留在私立学校上学，我父母不得不依靠一些富亲戚的接济。这些年老的亲戚我父母虽然不喜欢，但是眼下也不得不讨好人家。比方说我的外祖父德格斯多夫，还有我的教父弗兰克·克罗宁谢尔德，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工作过，但却不愁吃喝。我的教父是克罗宁谢尔德家族现在的元老了，大家都知道他讨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讨厌任何和英国沾边的东西。他深受痔疮之苦，每次他去医院拍臀部的X光片检查时，他都会转过身来对护士说：“检查结果还不错吧，我还要把X光片寄给白宫里那个狗娘养的杂种呢！”去拜访这些亲戚真是令人心惊胆颤，就好比去好像战战兢兢地去高利贷商人家还钱一样。 我们家在那一段时间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只是大萧条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有时我们也会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开些玩笑，有时会对波士顿市长詹姆斯·迈克尔尔·柯利 任内建造的桥梁发生坍塌的事故发发牢骚。家人经常出去度假，有时会多喝上几杯。 起初，我父亲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经常不到下午五点钟就回家了。但是，他非常努力，干好几份零工，投入全部的气力，而且能够挺起胸膛面对人生。他依然保留着多家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为的是替这些俱乐部管理账目。他的一些朋友投资研发了一种名叫“圣罗文”的香体液，他努力把产品推销给波士顿大公司里自己认识的主管们。有一次，父亲把波士顿-缅因铁路公司的整整一节车厢都喷上了这种香体液，为的是向宝马公司的主管们展示“圣罗文”的威力。 家里的车似乎一成不变地只是那辆四门的雪佛兰车，车商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引人们的眼球，把车身涂成了刺眼的亮蓝色。老爹认为自己买到件宝贝，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尤其是弗莱迪因为路人的异样眼光而羞愧难当。当老爹把“圣罗文”香体液的盒子放在车后的备用胎上做广告时，我们羞得都想钻到地底下去。 家里人聊天时，主要谈的就是自己和朋友，我们大家都发现自己不像从前那般有谈兴了。我们家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反犹主义思想，要有的话，也就是讲几个20年代流行的讽刺犹太人的笑话聊以消遣，我们家的亲友里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犹太人。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我母亲在查平女士创立的学校就读时，和另一个女生共同保持着跳高纪录，那个女生后来和一个叫沃尔特·李普曼的男人结了婚，他是个犹太人。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的岁月里，李普曼都没有提起自己的宗教信仰问题，我们家人对此也是求之不得。同样，我们的生活圈子里基本上也没有黑人，当然除了“亚摩斯与安迪” 之外，这档节目在我们家可是奉为圣灵。我父亲酷爱马丁尼鸡尾酒，他管自己爱喝的那种马丁尼鸡尾酒叫“黄色诱惑”，因为它是由三份老汤姆牌金酒和一份甜苦艾酒兑成的。但是，他宁可不喝“黄色诱惑”，也不能不收听“亚摩斯与安迪”。如果听到弗莱德·艾伦、杰克·本尼或者爱德·温 的声音，从家里那台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机里传出来时，父亲是绝对不会错过的。当我在哈佛上大一见到同班同学雷·基尔德之前，我还没有跟任何黑人说过话。 每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时，我们都会去纽约和外祖父母一起过节。对于这样的旅行，我从来都提不起什么兴趣，除非我们是乘坐火车南下途径瀑布河城，或是乘坐东方轮船公司的夜间汽轮开往纽约。我在纽约总感觉自己像个土包子进城似的，穿的有些土气，做事不够老练，而且不受人尊重。也许是因为祖父母家的生活太过阔绰了吧，他们家里不仅有佣人，而且还有一个男管家埃克曼，外加一个名厨吉米。 卡尔·A·德格斯多夫身材瘦小，胡子灰白。他对纽约市东73号街3号里的生活感到津津有味，每到夏天，他就会去马萨诸塞州的斯托克布里奇避暑度假。午餐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端起酒杯的人。有时候只有他一个人能喝酒，他的酒也是佣人用银托盘端上来的。每个人都要等他先开口说话，还要耐心地听完他说话。 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曾经让克拉瓦思律师事务所去和纳粹德国谈一个官司，为的是解决1916年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黑汤姆岛事件 。外祖父德格斯多夫出身德国贵族，带上他的《哥达年鉴》 ，接下了案子动身去德国。他同行时还带上了一个得力助手，这个人名叫约翰·J·麦克洛伊。没过几年，麦克洛伊就当上了美国负责处理德国事务的高级专员。我还记得外祖父描述他们当时和希特勒会面时的情形，希特勒告诉外祖父说他已经事先查过了《哥达年鉴》，找到了外祖父的姓氏。外祖父认为希特勒根本没有别人描述的那般苛刻挑剔。 我的外祖母亲切友善，也没有什么私心，不用为普通人家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烦心，因此成为园艺俱乐部的会员也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她对波士顿红袜棒球队不感兴趣，但是她总能做到先人后己，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心中总是充满了暖意。 外祖母的两个兄弟，也就是我的舅公，每回去纽约他们总能令我很兴奋。爱德华·克罗宁谢尔德舅公一辈子都不愁吃穿用度，几乎就没有工作过，只不过有两次涉足古玩市场，为的是把自己父母和亲戚家传下来的一些家具出手。但是，他这生意并没能做多久，因为我外祖母总会把这些古董给买了回来，这就让爱德华舅公很没面子，而且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他背部有个很大的文身，文身是一艘乘风破浪的四桅纵帆船（他曾经去中国旅行了三个月，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身上文的这艘船）。在他整个手臂上刺有蛇形文身，当他和人握手或者挽起袖口的时候，“蛇尾”就清晰可见。他曾经学过踢踏舞，不过不算很出色。哈罗德·范德比尔特 曾经在他泊于新港的游艇上请踢踏舞者表演助兴，爱德华舅公跳着跳着，一个跟头就从船头扎进了水里。他吸食鸦片，但我只是到他过世以后才知道的。他的身边总有美女相伴，比如说喜剧明星埃德娜·华莱士·霍普，还有称霸当时网坛的海伦·威尔斯·穆迪。他总和她们总是出双入对，没人知道他们之间还有其他什么关系。但是，每当提到有人霍普小姐的时候，都会用上“情妇”这个词。爱德华舅公变魔术可真有一套。他会让埃克曼管家拿来一副新扑克牌，从里面抽出五六张牌，将它们撕碎，然后把它们放入一个盒子里。然后，他就会用把那土耳其产的梅拉克利诺牌香烟伸进盒子，让一些刺鼻的烟留在里面，然后他用一个指头去弹盒子，盒子里就会不停地往外冒出烟圈。每次变这个魔术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会欢呼雀跃，高兴不已。 可别忘了弗兰克·克罗宁谢尔德舅公，他是我外祖母的弟弟（也是我教父弗兰克·克罗宁谢尔德的亲戚），弗兰克·克罗宁谢尔德舅公可是位文质彬彬的大才子，也是《名利场》杂志的创刊人兼编辑。他能言会道，热衷于收藏艺术品，经常担任宴会司仪，而且还是富有传奇色的阿尔冈昆圆桌组织的成员（成员包括多萝茜·帕克、罗伯特·班奇勒和亚历山大·伍尔科特 ），他对纽约的上流社会如数家珍。弗兰克舅公的交际圈很广，他既认识著名体育作家格兰特兰德·赖斯，又和文森特·阿斯特夫人 有来往。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我站在弗兰克舅公收藏的一些非洲雕像前，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尤其是那些身材突兀有致、高度抛光的女性雕像，因为她们的乳房就想巨大的箭头在指着我。当我站在弗兰克舅公收藏的一些印象派艺术品跟前时，也同样会感到不自在。但令我感兴趣的时，他的朋友里既有从事体育文学写作的，也有社交名流，而且他把我当作一个大人来看待。记得那一年我差不多刚十二岁，我就得到允许从纽约市东73号街的外祖父家中带妹妹康斯坦斯外出，去弗兰克舅公在66号街的公寓喝茶。当我们按门铃的时候，他出来应门，这时他正和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士道别。弗兰克舅公简短地给我们作了一番介绍：“本尼 ，来认识一下，这是我的情人克莱尔·布思。”克莱尔·布思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卢斯夫人，也是《名利场》杂志的执行编辑。克莱尔·布思当时神态自若，可是我却羞得面红耳赤了。我不太清楚“情人”一词除了指有性关系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含义，但至少在波士顿，这个词是不太常用的。 我十四岁的时候，在马萨诸塞州南博诺的圣马克中学上初三，当时寄宿在学校，人们把我们叫做“初三生”（the third form）。那一年，我得了小儿麻痹症。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圣马克学校是著名的十二所欧裔美国白人新教文化重镇之一，这十二所学校都向年轻的孩子们提供一流的教育，让这些孩子融入一个其实正在逐渐消亡的理想社会。圣马克学校共有180名学生，每个都来自最优秀（从家庭富有程度来判断）的欧裔美国白人新教家庭。全校惟一的犹太人是一个天主教徒，名叫摩尔，他母亲是来自圣路易斯的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 1936年春天，小儿麻痹症就像传染病一样横扫整个圣马克中学，二十多个孩子染病，一个因病去世，三个终身瘫痪，还有六七个变成了跛脚，我也没能躲过这一劫。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员从我们身上提取了一些血样，拿到实验室里用小白鼠来做实验，结果证明把传染病源隔绝是一个切断传染的好办法。如果你不在那个小儿麻痹症横扫美国的年代里出生的话，你就很难想象人们对这病到底有多么恐惧。孩子们，至少我身边的伙伴们，不允许去电影院，不允许吃生水果和生蔬菜，不允许去公共泳池游泳。孩子们的母亲（至少我的母亲）对这病总是谈虎色变。 当圣马克中学出现第一个小儿麻痹症诊断病例以后，这一情况就向所有的学生家长做了通报。校方希望家长能够家长们能把孩子留在学校，而不是领回家去。因为学生可能已经感染了小儿麻痹症，如果离开校门，可能会造成新的疾病蔓延。对于校方的这一立场，我父母欣然接受了。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每天要挺胸抬头坐在自己床边，然后低头让下巴够到自己胸膛，每天要做两次。如果察觉自己后腰处有剧烈的疼痛感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已经染上了小儿麻痹症。 那是一个刚刚入夏的星期天，小儿麻痹症肆虐已经有一两个星期了，弗莱德·哈贝尔和我整个下午都在田径场上玩耍。我们又跑又跳，掷链球，扔铁饼。运动以后，我俩洗了澡，换了衣服，吃饭，然后坐在床边。突然，我们感到有一股钻心的疼痛感。当天夜里在医务所里，我俩都出现了流感症状的高烧，身上感到疼痛。到了第二天中午，我俩一起躺在救护车里，被送到了离学校将近50公里远的波士顿，一路上救护车的警报器在我们头顶响个不停。 我父亲和家庭医生乔治·P·丹尼在灯塔街的家中等待救护车的到来，让我在家中接受治疗，为的是节省住院费用。父亲把我抱到二楼，我躺在了我妹妹的床上。弗莱德还躺在救护车里，来到了马萨诸塞州总医院，两天后他因为肺功能衰竭，在病床上过世。弗莱德是个优秀的男孩，比我们学校很多人都要有出息，他体格强壮、性格开朗而且为人坦诚。他来自爱荷华州的首府迪莫伊市，他的生活中原本充满了欢乐和友情。 在得病的最初两个星期里，小儿麻痹症的症状就像流感一样：身体酸疼，并伴有高烧和头疼。突然有一天醒过来时，疼痛感没有了，体温也恢复了正常。家人请来了弗兰克·奥伯大夫来治疗，可是他既不知道该怎样预防小儿麻痹症，也不知道该怎样治疗小儿麻痹症（那时，没人能治疗小儿麻痹症，当然肯尼修女 是个特例）。当然，奥伯大夫对人体的肌肉构造还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就开始给我进行检查。我平躺在床上，我看到父母痛苦的眼神。奥伯大夫先是摸了摸我脑袋，然后让我皱眉，先扬起左边的眉毛，再扬起右边的眉毛，闭左眼，闭右眼，眨眼，用鼻子吸气，动动嘴唇，吐出舌头，咽一口口水，清清嗓子，深呼吸，咳嗽，打喷嚏，动动耳朵……然后又给我检查胳膊，先是右胳膊，从手指检查到右肩，然后再换左胳膊。 在我起床之前，我都差点要变疯了。因为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肩膀要挪动一下都很困难。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我腹部的肌肉有问题。其他的检查倒是没花太多时间，我的臀部肌肉还能动弹，我也能正常小解。为了背我去上洗手间，父亲和我差不多要折腾了半个小时，父亲也体会到了地心引力原理的残酷性，好在我小解还算正常。我大解没太大问题，只是有时候会不听我自己使唤，大解也不是很通畅。但是，我的腿部就难以动弹了。 还好，我的泪腺还能正常工作，家里其他人也一样。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开始商量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了。支架肯定是需要的，因为我的腿部没有知觉了，倘若没有支架的话，有可能永远也无法直立了。支架最下部有一块踏板，踏板绑在我鞋子下方，这样不仅可以让我的脚部能够受力，而且支架上面铁板的重量也不至于把脚掌处的铁板压弯。得有人（典型的美国老爹 ）一天两次抬我进浴室，给我洗热水澡。家人还经常为我祈祷。 这么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突然而至的病魔，我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悲观地去想自己的人生可能从此就变作铅灰色的了。我也许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内心到底有过多少念头，有过怎样的念头，但至少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从来没有为明天担心过。一秒钟都没有担心过。我从来都没有在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坐在轮椅上的场景，或是自己带着支架、拄着拐杖的样子。当然，我对自己明天何去何从也把握不好。 我那时发现了手淫能给自己带来快感，当我发现自己那个部位的功能“恢复正常”后，手淫的次数就更多了。（编辑老师请注意此处的文字是否对于读者而言，不太妥当，请审改。） 葛兰特公司研究项目的心理医生和后续研究人员认为，我对现实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们对这一点印象颇深。我现在却在想，我当时到底是在适应现实，还是根本没把现实当回事。不管怎么样，弗莱德·哈贝尔去世一个月后，我又躺进了救护车（我父母的朋友付的钱），警报器声震耳欲聋，救护车一直开到了我们家在比华利的大房子。躺在床上，我可以看到窗外那高大挺拔的衫树，我几年前曾在上面搭过小树屋。我能听到贝克岛上的雾角声，我还能听到窗外夏季女神来去匆匆的脚步声。我哥哥和妹妹眼睁睁地看着一盘盘树霉和纯奶酪端到我身旁，还有皮尔斯公司的很多美食供我尽情享用——这些都是我父母的朋友送给我的礼物，他俩只能一个劲地摇头叹气，他们已经连续73天只靠吃汉堡和苹果酱度日了。他们总是在抱怨，担心把我宠坏了，其实他们嘴里的话和心头的怨气相比，已经算是是很轻描淡写了。 到了五六月份，天气就开始热起来了，但是我不害怕也没有感到无聊。多亏家人在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安了一副吊环，我就能够在床上侧身了。母亲借用一块演示黑板，教我怎样玩桥牌。父亲原则上答应给我200美元，让我参与在萨福克·唐斯举办的赌马比赛。我花了几个小时，认真研究了每位骑手和马匹的过往战绩，仔细记录下我的每笔赌注，守着收音机听着比赛结果，我基本上都能赢些小奖。我记得在劳动节时赚了25美元，钱是父亲付给我的。我对报纸上的体育新闻总是从头到尾地认真阅读（其他新闻我也不看），收听波士顿WNAC电台弗莱德·休伊解说的红袜队比赛的实况。 家里的客人很少。偶尔会来几个大人，他们是和我父母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我在圣马克中学的室友鲍勃·波特差不多每天都会出人意料地来我家，他每次到来都让我很开心。鲍勃·波特也是我朋友中年纪最大的，都可以考驾照了。我其他朋友的母亲对小儿麻痹症过分恐惧，她们都听不进大夫的话了。大夫说小儿麻痹症患者发病两周后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她们还是让自己的孩子躲得离我远远的。 可别忘了里奥·克洛南，他个子长得不高，但却非常健壮，是圣母大学的一名运动员。为了谋生，夏天他会在波士顿北湾地区举办的体育夏令营中担任教练，教我们这样的男孩如何投球、接球、击球、跑步、滑冰和拳击，每天都要工作五六个小时。里奥那时应该是二十三四岁左右，每当谈起圣母大学的传奇橄榄球教练罗克尼先生时，他总会毕恭毕敬的。里奥个子不够高，所以难以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员。但是，他体格强壮，而且心地善良。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来我家，看望这个“倒下的”选手，并在我家吃晚饭。他差不多一次能喝光一升牛奶，亨特利-巴麦尔牌饼干你给他多少，他就能吃多少（严格来讲，这不是饼干，而是比饼干更大的甜饼，不过都是前一天晚上剩下来的）。这就是大萧条，饼干就是他的晚餐了。 正是里奥让我萌生重新走路的念头。也正是因为有了他，当我脑子里面想站起来的时候，当我鼓起勇气想站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大声说出来。我的腿部没有什么疼痛感，但是我的脚趾依然不听使唤，而且支架紧紧地箍着我的腿，我也感觉不出来自己的腿有没有什么起色。支架两侧各有一块直立的挡板，和我腿的长度一样。在支架上，每隔几公分就有一圈皮带，把我的腿箍住，这样腿就不用紧挨着床单了。支架上的钢板都由弯曲的金属铰链固定在叉架上。即便是想象一下腿上带着这么多家伙站立起来，都是令人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里奥却对我郑重其事地说，我们要在夏天结束之前重新站立起来，不要去想可不可能，不要退缩，也不要犹豫，连我父母都没有让我这样去做。 到六月底的时候，里奥终于让我鼓起勇气下床走路了。起初，他用手撑住我胳膊，扶我走路。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脚没有怎么给支架底部的踏板加力，后来我一点点地加力，挡板和叉架受力也越来越大。后来我说想自己走走看，里奥也说可以放手让我自己试着走，如果我要摔倒的话，他可以抱住我。后来，他真的让我自己走了。第二天晚上，里奥问我想不想当着我父母的面自己站起来，我同意了。他下楼把我父母叫了上来，虽然我痛苦得面部表情都抽搐了，但还是站了起来。 见此情景，大家都不禁喜极涕零。里奥又喝了一大升牛奶，消灭了一盒饼干，我们全家人则在打算让我试着不用支架走路。两个月后，为了防止腹部下垂（那时腹部的肌肉还没有怎么恢复），我就穿上了紧身衣，和鲍勃·波特一起，来到埃塞克斯县高尔夫俱乐部，打算打几洞高尔夫。我一挥杆就把球打进了离球道50码左右的一个小溪障碍区，我只得弯腰取出球座，然后一摇一晃地走到小溪旁，打算把我的球给捞出来。我碰到了一个麻烦，我弯下腰去够小溪里的球，虽然小溪水只有四五公分深，可是我却没有力气直起身子了，也没有力气继续弯着腰了。结果可想而知，我整个人就扑通一声摔进了溪水里，在进水那一刹那间，额头重重地撞到了一块石头上。波特在一旁手忙脚乱地要把我打捞上来，虽然我满脸都是鲜血，却觉得非常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