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我当上了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校长，到2006年10月正好进入第5个年头。我在那里过得十分愉快，大多数学生都认为，我使这所大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只有橄榄球除外。我起初承诺干上5年，后来同意延长到7年，一直到2009年夏天。在那之后，我将与妻子贝姬一起回到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的家中安享晚年。 临危受命 2006年10月15日开始的那个星期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这个星期照例是从几个会议开始。然后我启程前往爱荷华州的得梅因，10月20日周五，我将在那里发表一场演讲。 那天下午1点刚过，我收到秘书桑迪·克劳福德发来的电子邮件，称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希望在一两小时之内和我通电话。哈德利的助理还特别强调要将这一消息准确传达给我。我让克劳福德告知那位助理，我会在周六上午给哈德利回电话。我全然不知哈德利为何找我，但在4位总统麾下担任了近9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经验告诉我一件事：即便这事可以搁置1年再商量，白宫办公室也会要求你立即答复。 哈德利与我相识于1974年夏天，当时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尽管后来我们不常联系，但仍然保持朋友关系。小布什的第二任期伊始，哈德利接任康多莉扎·赖斯成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2005年1月，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出任第一任国家情报总监，这一职位是2004年立法创设的。我认为相关法律和该职位均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曾强烈反对这一举措，结果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都想我来干这活。总统就职典礼当周的星期一，我和哈德利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安迪·卡德在华盛顿会面。我们详细讨论了国家情报总监的职务和总统授权范围。到了周末，我们三个人似乎已经预见到我坐上这一位置时的情景了。 我将于下周一给身在戴维营（美国的总统度假胜地，位于马里兰州。——译者注）的卡德打电话，告知他我的最终决定。整个周末我都在为这个决定做思想斗争。周六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告诉贝姬，只要她说一句反对的话，我便会拒绝这份邀请。我知道她有多喜欢待在得州农工，她只要说自己不想回到华盛顿就足够了。然而她却告诉我：“无论你做何决定，我们都会陪着你。”我感动得无以复加。 周日深夜，我抽着雪茄，在校园里踱步。当我走过熟悉的地标和建筑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离不开得州农工大学，我在这里还有太多的梦想要实现。此外，我不愿重返政府部门也是原因之一。第二天上午我给卡德打了电话，请他转告总统我无法接受这一职务。他很震惊，我猜他一定觉得我耍了他们。我感到很内疚，但这是我挣扎到最后一刻才做出的决定。有一点倒是值得安慰，我可以告诉贝姬：“现在好了，布什政府再也不会请我做任何事了。” 但是我错了。 时间回到近两年后的那个周六。上午9点，我如约给哈德利回了电话。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总统请你担任国防部部长，你会接受吗？”震惊之余，我毫不迟疑地给了他一个直接的答复：“我们的年轻人正在两场战争中死去。如果总统认为我能帮上忙，那我别无选择，唯有接受。这是我的责任。”军人们正在战场上履行他们的责任，我又怎能置身事外？ 说完这些，我坐在办公桌前发呆。我的上帝啊，我做了什么？我一直暗自思忖。我知道，在携手走过了近40年岁月之后，贝姬会支持我的决定，也理解这对我们的两个孩子意味着什么，但我仍然害怕告诉她这个消息。 乔希·博尔滕（前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他在那年年初接替卡德成为白宫办公厅主任。——译者注）不太放心，几天后他来电确认我的任职意愿。他问我是否会有道德行为上的问题，比如雇佣非法移民担任保姆或女管家。我决定跟他开个玩笑，便说我家有个外国女管家。在他倒吸一口凉气之前，我告诉他女管家已经取得绿卡，正在申请美国国籍。我想他不太欣赏我的幽默感。博尔滕接着说，他必须为我安排一次由总统亲自主持的私人面试。我告诉他，我可以在11月12日周日时悄悄前往华盛顿赴宴，免得引人瞩目。总统却希望进展得更快些。10月31日，博尔滕发来电子邮件，问我是否可以在11月5日周日那天开车到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附近的布什农场参加清晨面试。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哈金的安排十分明确。他在电子邮件中通知我，我必须于上午8点半和他在得克萨斯州的麦格雷戈会面，那里距农场大约20分钟车程。我在布鲁克希尔兄弟食品店的停车场找到了他，他坐在一辆白色道奇杜兰戈中，车子停在入口右侧。着装看起来像是“农场便装”：运动衫配卡其裤或牛仔裤。 每次回想起我在布什总统以及后任总统奥巴马面前的两次求职面试就觉得好笑，那经历比我在中情局几十年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工作都更像间谍活动。除了贝姬和布什总统的父亲－－前总统乔治·H.W.布什（以下简称老布什）以外，我没有告诉将这件事透露给任何人，而我现在很需要老布什的意见。当初正是因为他，我才于1999年来到得州农工，担任布什公共政策学院的临时院长。原本短短9个月的任期变成了2年，这为我后来成为得州农工校长铺平了道路。老布什对我即将离开得州农工感到遗憾，但他理解必须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同时，他很高兴他的儿子选择了我。 11月5日凌晨5点不到，我就离家前去接受总统的面试。人们也许会说我老套，但相比运动衫和牛仔裤，我觉得与总统见面还是穿运动夹克和宽松便裤更合适。星巴克咖啡店没那么早开门，因此2个半小时车程的最初部分我基本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度过的。一路上，我都在思考总统会问到哪些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我与贝姬的生活会有怎样的改变，以及如何对待国防部部长这个职务。我不记得自己在那天清晨去往农场的路上是否有过自我怀疑，这反映出我对当时的严峻局面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不过，我知道有两件事必须面对：收拾伊拉克战局、改变华府官僚习气。大多数人对此并未抱以太高期望。 开车时，我还在想象加入这个政府班子会有多奇怪。我从未与总统谈过话，也没有参与过2000年的大选，从来没人邀请过我。实际上，我与布什第一任期政府班子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而且当我的挚友兼导师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因反对向伊拉克开战而公开与政府发生激烈争论时，我十分沮丧。虽然我认识赖斯、哈德利和迪克·切尼等人已有些年头了，但他们共同经历了“9·11”事件，打了两场战争，并且在6年来一直是一支团结紧密的队伍，而我却是个局外人。 我在麦格雷戈的秘密接头非常顺利。当我们驶近农场时，我看到了“9·11”事件给安保工作带来的变化。我也拜访过其他总统的住所，它们同样戒备森严，但绝非眼前这般景象。我在总统办公室前下了车，那是一座宽敞但装修简单的单层建筑，离主屋有一段距离。它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兼起居室供总统使用，还有一间厨房和几间其他办公室，工作人员各自配备了电脑。我比总统先到一步，这永远是最基本的礼仪。我总算喝到了这个早晨的第一杯咖啡，然后环顾四周，端详整栋建筑的布局、装饰，直到几分钟后总统出现在我眼前。正好9点，后来时间久了，我才发现，他总是格外准时。他没有与大群亲朋好友一同庆祝其夫人劳拉的60岁生日，而是抽身来到这里。 说了几句玩笑话之后，他便迅速转入正题。总统首先谈到在伊拉克取得成功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前的战略并不奏效，因此需要新的战略。他告诉我，他正在认真考虑通过大幅增兵来恢复巴格达的安全形势。之后他又询问了我在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工作时的经验，并问我对增兵有何看法。他说，我们在伊拉克需要新的军事领袖，而他目前正在仔细考察戴维·彼得雷乌斯中将。伊拉克问题显然是总统心头的重中之重，但同时他也谈到了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以及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华盛顿的风气，以及他的行事方式——包括坚持要求他的高级顾问要有坦诚的态度。当他提到自己的父亲不知道我们的会面时，我觉得有点不自在，但并没有纠正他。很明显，对于这项可能的任命他没有咨询过他的父亲，老布什与此事毫无关系。 他问我是否有疑虑或问题。我说我脑子里想了五件事。第一，根据我在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获悉的情况，我告诉他：在伊拉克增兵是有必要的，但增兵的持续时间应与伊拉克政府的特定行动密切相关，特别是要加强与教派和解及通过有关国家团结的关键立法议案；第二，我表达了对阿富汗问题的深切忧虑，因为这个问题被忽视了，我们过分专注于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前确实从来没有过），却极少关注那些行省、地区和部族；第三，我觉得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规模都不足以完成当前的任务，因此需要增兵；第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建议动用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部队，这些部队的人员平时参加月度军事训练和夏季训练营，在发生自然灾害或国家危机之时会投入战斗；而今我们可以将之转为现役部队服役一年或更长时间，投入实际的危险战斗，并且服役次数有可能在一次以上。我告诉总统，我认为，对于他们必须告知的家人和雇主而言，所有这些都具有负面意义。总统不同意我对国民警卫队的观点。最后我告诉他，虽然我不是专家，也不完全了解情况，但过去的所见所闻让我相信，五角大楼购买了过多适用于冷战而不是21世纪战争的武器。 谈了大约一小时后，总统探过身来问我是否还有别的问题。我说没有了。他略带微笑地问我：“那切尼呢？”当我也报之以同样的微笑时，总统继续说：“他有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很重要，但那也只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我告诉总统，切尼担任国防部部长时我和他相处得还不错，因此我觉得我能处理好这种关系。总统接着说，他知道我有多么热爱得州农工大学，但现在国家更需要我。他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国防部部长的职务，我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在谈论到许多包括副总统切尼在内的事情上，布什对我都相当坦白，还鼓励我拿出与之相当的坦诚。因此，在会议结束离开之时，我深信若我真的接受国防部部长的职务，总统会期待并要求我说出真实想法，而我也知道自己会毫无顾虑地照做。 开车返回得州农工的路上，我一直觉得很迷茫。两周以来，担任国防部部长的职务只是一种可能，我始终还有一种期待，希望它无法实现。但在这次面试后，虽然总统没有要求我立刻准备行装，但我已经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下午5点30分左右，我收到了老布什发来的电子邮件：“情况如何？”我回复道：“也许我大错特错了，但自我感觉良好。我对自己提出的所有问题，也包括您和我讨论过，都得到了颇为满意的答案……除非我猜错了，否则这件事还会向前进展。”我继续写道，“总统先生，我为可能会离开得州农工感到难过，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可以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回去帮忙。您知道，我与您儿子的交集仅止于在他担任得州州长时和他握过手。但今天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个多小时，我对这次会面感到很满意。或许我可以帮助他。”我请老布什谨慎考虑他所掌握的消息，他很快回复道：“我不会说漏嘴的！我为你感到高兴而且自豪，一定会为你守口如瓶。”几分钟后，博尔滕来电通知我，总统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我的国防部部长提名将于11月8日周三下午1点宣布；3点30分，我、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总统将一同出现在椭圆形办公室，并做电视转播。 就像切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的那样，他反对总统撤换拉姆斯菲尔德的决定，后者是他的老朋友、同事和导师。当时我也怀有同样的疑虑，在听到博尔滕向我传达的消息后我才放下心来。他告诉我，国务卿赖斯对我的提名表示热烈欢迎，副总统则说我是个“好人”。正如博尔滕所说，从切尼嘴里说出来的这话，可算得上高度的赞美了。 我始终将最新消息告知贝姬，我不敢不告诉她。那个周日结束时，我还向她表达了我唯一的担忧。当时布什政府的全国民意支持率非常低。我告诉她：“我必须这么做，但我希望届时我能名誉无损地离职。” “请把他们活着带回家” 冗长复杂的批准程序在周一启动，但依旧是暗中进行。率先与我联系的是白宫法律顾问哈丽特·迈尔斯，她开始对我的道德行为进行审查，包括我的公司董事会成员资格、投资及其他相关事务。政治批准程序从周二开始，我被要求提供一份名单，其中包括我认为会做出积极回应的国会议员、前任官员和记者，以及其他预计会对我的提名做出良好评价的人选。我将按要求在11月8日上午10点左右到达白宫。 当天，我乘坐一架空军湾流喷气机低调飞往首都，飞机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停在机场的边缘。来迎接我的（又）是乔·哈金。几分钟后，我到达白宫，他们向我展示了白宫西侧地下室的一间小办公室，我将在那里给国会领袖、重要议员和华盛顿内外的其他要员拨打专线电话。我被介绍与年轻的白宫立法事务助理戴维·布鲁姆认识，他将作为我的“教练”指导我完成批准程序。当然，我在国会山（美国国会所在地）也有些个人经验，但布鲁姆是个非常聪明、能干且机敏的国会山观察员，同时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后备军官。我和他相处得十分愉快。 在小办公室里，我打了几通专线电话，对于即将获得提名，我得到的无一例外都是积极的回应。我知道，就连共和党人都对伊拉克问题感到紧张，迫切希望从目前困境中脱身——尤其是考虑到前一天共和党还在中期选举中丧失国会控制权，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公众不断高涨的反战情绪。尽管并不知道我会如何批评伊拉克问题，但他们还是对我表示欢迎。民主党人更加热情，他们相信我的任命或多或少会加速战争的终结。华盛顿几乎人人都认为我当国防部部长后日程表上只有伊拉克这一件大事。如果说在打电话之前我对此还有所怀疑的话，那现在这种怀疑已经烟消云散。 得克萨斯时间中午12点半左右，距总统宣布撤换国防部部长的新闻发布会还有约半个小时，我向得州农工的6.5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发去一封事先准备好的电子邮件。信中最困难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我必须告诉你们，大约两年前，我选择了得州农工，拒绝返回政府。此后两年，这里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我深爱得州农工，但我更爱我们的国家。就像许多身穿军装的学生一样，我也有义务履行我的责任，因此我必须离开。我希望你们能了解这对于我有多么痛苦，以及我会有多想念你们，以及这所独一无二的大学。 几个小时后，登台亮相的时刻到了。总统、拉姆斯菲尔德和我在总统的私人餐厅简短会面，随后，拉姆斯菲尔德率先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和我紧随其后。此时距离我上一次出现在椭圆形办公室已将近14年。 总统在开场白中陈述了为保护美国人民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保持进攻态势的必要性。他提到了国防部部长的职责，接着回顾了我的职业生涯。他随后说出的两句评论概括了我担任国防部部长将要面临的挑战：“关于如何实现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他将为国防部提供新视角和新想法”，“鲍勃懂得如何领导大型的综合性政府部门，并改造它们以适应新挑战”。总统继续慷慨激昂地赞扬拉姆斯菲尔德的贡献及其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成就，并感谢他为了让美国更加安全所做的一切。接着，拉姆斯菲尔德走上讲台，谈论了美国面临的安全挑战，但他着重感谢总统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也感谢了他在国防部的同事，尤其感谢了那些身披戎装的男女军人所作的贡献与牺牲。我认为他的发言体现了极高的水准。 然后轮到我发言了。在感谢完总统的信任，以及拉姆斯菲尔德的贡献之后，我说道： 到今年8月，我已经为国效力四十周年。布什总统将是我所效力的第七位总统。我没有期待过重返政府，也从未觉得还有比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校长更令人愉快的职务。 然而，美国正处于战争之中，大批的将士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浴血奋战，我们正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我们也面临着其他挑战。我相信，这些冲突的结果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影响我们的世界。因为我们的长期战略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正面临着危险，我们军队中的众多美国儿女也正身处险境。所以，当总统要求我回来履行义务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犹豫。 如果参议院批准我的提名，我将继续全心全意为国效力，并对总统能给予我效力国家的机会心怀感激。 在随后的几天里，新闻报道和公开声明都是积极正面的，但我早就知道，这种反应与其说是对我个人的热烈欢迎，不如说是对人心思变的渴望。各种可笑的评论甚嚣尘上，说什么“老布什班底回归”“总统父亲挽救局面”“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幕后操纵一切”，还有我将如何“清扫E环”（E环，即五角大楼的外走廊，多数国防部高级文职人员的办公室所在地。——译者注），赶走五角大楼里拉姆斯菲尔德任命的官员等，均是无稽之谈。 接下来的三周，我在名义上仍然是德州农工大学的校长，但实际上我已经投入国防部部长提名听证会的准备工作中。尽管我是前任中情局局长，曾有机会接触最顶级的美国机密，但我仍然得和其他申请政府职务的人一样，不得不填写那张臭名昭著、巨细无遗的SF86号联邦表格——《重要职务的安全调查表》。就像其他接受任命的高级官员那样，我还必须填写《财产公开声明》等各种文件。这些我以前都做过，但如今华盛顿的风气已经改变，近年来不少名人都因不准确的回答，或者是无心的过失惹下大大小小的麻烦。于是，有人建议我聘请一家专门填写此类表格的华盛顿律师事务所，以确保不出任何差错。我不想因为任何问题耽误我的提名批准，便接受了这个建议。在花费了4万美元后，我终于拿到了我的表格。其他那些需要公开更多更复杂财产数据的被提名人花了多少钱，就可想而知了。我还有一份长达65页的问卷需要回答，该问卷来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不过，这项任务有个好消息——五角大楼会有大批人负责回答大部分的问题，但被提名人必须审阅，然后在问卷上签署名字，并准备好在提名听证会上谈论这些答案。 在华盛顿准备提名听证会时，我在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建于1871～1888年，内设副总统办公机构、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局办公机构。——译者注）内一间装饰华丽的套间里办公。那是一座庞大的维多利亚式花岗岩建筑，比我32年前在其对面的白宫办公室要大得多。我在办公套间里接收各种资料，了解主要议题、军种（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和国防部的组织结构，我对其中一张复杂的图表复杂感到费解，它预示着我即将面对的官僚体系问题。我应对听证会的总体策略就是不要谈论太多，尤其是在预算或者转向采购计划上，因为听证会中不同的参议员在某些项目上会有着截然相反的兴趣。我知道听证会的主题不是我对国防部部长的工作有多少了解，而是我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想法，以及我的观点和态度。在这一点上，我的教练们可帮不上忙。 在这三周里，我首先会见的人是罗伯特·兰热尔，他是拉姆斯菲尔德的“特别助理”，实际上是拉氏的参谋长。早在2005年进入五角大楼之前，兰热尔就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还担任过几年委员会主席。我迅速断定：关于国会和国防部的问题，兰热尔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也有更好的直觉。如果我能说服他留任，那么他对于我而言就是无价之宝。 听证会之前的某一天晚上发生了极具戏剧性的事，当时我独自在旅馆用餐。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没有任何情况通报能像它一样让我清晰地意识到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当晚，一名中年妇女走到我桌前，问我是不是新任国防部部长盖茨先生。我说是的。她对我的上任表示祝贺，随后含着眼泪对我说：“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伊拉克作战。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把他们活着带回家，我们会为您祈祷的。”我完全被震撼了，只记得当时点了点头，支支吾吾地说了些“我会尽力”之类的话。那天的晚餐我也没心情再吃下去，回到家后也无法入睡。“战争”这个概念突然在我脑海中变得真实起来，同样真实的还有我即将为所有奔赴战场的人民所担负的责任。我第一次为自己可能无法满足那位母亲和祖国的期望而感到害怕。 12月5日，距我的提名听证会还有几天，我按惯例拜访了一些重要的参议员，特别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要员。对于总统在中期选举之后才宣布撤换国防部部长的决定，共和党参议员的怨愤让我吃了一惊。他们都相信，如果总统在选举前几周宣布拉姆斯菲尔德会离职，那他们就可以在国会保住多数席位。共和党人还抱怨小布什政府只和国会领袖打交道，对其他人都视而不见。有几位议员还对高级军官提出了批评。但是，包括约翰·麦凯恩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也表达了强烈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意愿，并认为我们应当付出为此更多的努力。虽然意见不一，但这反映出至少有一半的共和党参议员对我们始终无法从伊拉克脱身感到非常担忧，而且他们还明确地将这场战争视为共和党身上背负的一笔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政治负担。 我拜访的民主党参议员也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反对并结束伊拉克战争；关注阿富汗问题；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关系很糟糕，国防部内文职人员与军事领导的关系也同样不好；他们蔑视并憎恶小布什及其政府班子；还决心利用刚刚获得的国会两院多数席位，改变战争进程和国内政策路线。他们声称对我获得提名感到非常高兴，并向我表示支持；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作为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的一员，会完全满足他们从伊拉克撤军的愿望。 专线电话预示了今后数年的情况。那些会在公开场合就伊拉克问题恶毒攻击总统的参议员，私下里对于结果失败早已心有准备。大多数人极力想让我了解他们的管辖州的重要国防工业，并试图说服我支持那些造船厂、仓库、军事基地的运作及与之相关的工作机会。我很失望，因为两场战争尚未打完，这种地区事务竟然位居他们工作列表的前位。 总体而言，打给国会两党参议员的专线电话让我十分沮丧。我对党派分歧有所预料，可没想到它会严重到对总统及其政府成员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我没有料到两党成员会如此严厉地批评五角大楼的文职人员和军事领导，不仅批评他们的工作表现，还有他们与白宫和国会打交道的方式。这些专线电话让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工作内容必定远比伊拉克问题更加广泛。华盛顿也俨然是一个战区，在今后的四年半时间里，那里也将成为我的主战场。 卷入五级风暴 开车从旅馆前往国会山参加我的国防部部长提名听证会，回想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时刻，我不觉暗暗称奇。我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市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长大。我哥哥和我是我们家族第一批拥有大学学士学位的人。我父亲是一家汽车零件批发公司的销售员。他是共和党的死忠粉丝，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作偶像，却将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作“那个该死的独裁者”；我到10岁左右才知道哈里·杜鲁门的名字不叫“讨厌鬼”。我母亲一边的家庭成员大多都拥护民主党，所以我似乎从小就觉得两党合作合情合理。一直以来，父亲和我都经常谈论甚至是争论政治话题和世界大事。 我们的四口之家亲密无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充满关爱、亲切和欢乐的家庭里度过的。我父亲身上有着不可动摇的正直品格，他心胸开阔，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有着开放的态度,但面对政治问题则例外了。他很早就教导我，评价人不可一概而论，而要根据其个人品质做出判断，决不能看他属于哪个群体。他认为，那样做会导致仇恨和偏见，是纳粹分子的行为。父亲不能忍受谎言、虚伪、装腔作势的人和不道德的行为。在教堂做礼拜时，他偶尔会向我指出一些不符合他为人标准的重要人物。我的母亲和当时很多女人一样，是一位家庭主妇。她深爱我们兄弟二人，从各个方面来说她都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父母就反复地告诉我：只要努力奋斗，世界上没有达不成的目标；但他们也经常告诫我：永远都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我在20世纪50年代的堪萨斯州长大成人，那是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每天的话题都围绕着家庭、学校、教堂和童子军。哥哥和我都是鹰级童子军（Eagle Scouts，童子军中荣获最高奖章者。——译者注）。父母坚持要我遵守某些规矩，但只要不触犯这些规矩，我就有极大的自由去探索并尝试做其他事情。哥哥和我很有冒险精神，也有一点调皮，因此我俩都是医院急诊室里的常客。小时候的我爱自作聪明，也常与母亲顶嘴，父亲若听到我与母亲争吵，常会反手一巴掌甩在我脸上。如果我做错事，母亲会用削好的柳条鞭子打在我赤裸的小腿肚子上，她是这一惩罚的行家。在我们家，撒谎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被惩罚的时候相对较少，尽管当时我觉得深受“压迫”，但现在我却觉得自己理应受罚。不过，他们的期望和教训同样教会了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后果。 父母塑造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人生。在前往参议院的那天，我在路上意识到正是我的父母早年在我身上灌输的人格品质，才引领我走到今天这个时刻。而放眼未来，我也知道父母即将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 我以前经历过三次提名听证会。第一次是1986年，我被提名为中情局副局长，听证会如公园散步般轻松，结果是全票通过。第二次是1987年初，我被提名为中情局局长，当时正值“伊朗门事件”（“伊朗门事件”是发生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治丑闻,指美国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后而造成严重政治危机的事件,因国际新闻界普遍将其与尼克松的“水门事件”相比，故得名。——译者注）期间。由于我在该事件中扮演特殊角色，有诸多问题无法回答，因此参议院显然不会批准我的提名，于是我选择了退出。第三次是1991年，我再次被提名为中情局局长。那次的听证会冗长而艰难，但提名最终还是获得批准，当时有1/3的参议员对我投了反对票。这些经验告诉我，除非我真的在听证会上搞砸，否则我将高票获准担任国防部部长。当时有一幅时政漫画完美地捕捉了1991年听证会上参议院和媒体的想法——画中的我站在台上高举右臂宣誓：“我现在不是，而且以前以后都不会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这是个让人保持谦卑的有益提醒，告诉我提名获准的关键不在于我是谁，而在于我不是谁。它也反映了华盛顿的政治氛围已经恶化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约翰·沃纳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听证会的主席；少数党成员是密歇根州的参议员卡尔·莱文。根据中期选举的结果，这二人将在几周之后互换位置。沃纳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故乡的参议员”（沃纳和盖茨都来自华盛顿州。——译者注），我的前三次提名听证会上都是由他介绍我的简况。我不是很了解莱文，但他在1991年的听证会上投了我的反对票。在这次听证会上，将由沃纳发表开场白，接着是莱文，随后我会被两位老朋友“介绍”给委员会全体成员。这两位老朋友分别是来自堪萨斯州的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以及前参议员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博伦，后者在当时已担任俄克拉荷马大学校长多年。随后，将由我做开场陈述。 沃纳一开场就提及伊拉克问题。他提醒在场的每个人，他近期对伊拉克进行了第八次访问，并曾公开表示：“再过两到三个月，如果事情（伊拉克战争）还没有结果，如果暴力情况仍然无法控制，如果马利基总理领导下的政府仍然不能运转，那么我国政府就有责任考虑是否该改变路线。”关于美国能否在伊拉克取得胜利的问题，沃纳引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下简称参联会）主席彼得·佩斯上将前一天的发言称：“我们没取得胜利，但我们也没有失败。”沃纳列举了目前各界对政府现行伊拉克政策的评论，然后对我如何开展工作提出建议：“我恳请您在现在和将来对这些战略进行评估时，大胆地提出您的建议和观点……您必须无所畏惧，我再说一遍，您必须无所畏惧地履行您的义务，即‘在与国防部相关的一切事务中，为总统提供帮助’。”沃纳在公开暗示：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对总统的支持正在减弱。 莱文的开场陈述也是就伊拉克问题严厉批评政府，也清楚地阐明了他的观点。这个观点将在他担任委员会主席后被摆上桌面，我也不得不从1月开始着手应对： 如果获准担任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将面临极大挑战，他要为过去几年的失败政策和本末倒置的部署收拾残局。他首先要应付的就是伊拉克不断发展的危机。伊拉克的局势一直在恶化，根本没有好转。在进攻伊拉克之前，我们没有计划好出动足够的兵力去占领这个国家，也没有为重大作战行动的后果做好准备。2003年，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之后，我们草率地解散了伊拉克军队，取消了数以万计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下层党员在未来政府任职的资格。这些举动导致此后伊拉克的混乱与暴力事件频发，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当地人民的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确保这个国家的安全，也没能制止暴乱。我们没能解散民兵武装，也没能建立一支成功的伊拉克警察力量。我们既没能重建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为大多数伊拉克人提供就业机会。下一任国防部部长不得不去处理这些残局。 莱文继续告诉我，伊拉克并不是我要面对的唯一挑战。他提到了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死灰复燃，难以预测的朝鲜核问题，伊朗对核武器的积极追求，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需要数百亿美元以维修和更换装备，我们尚未部署的地面部队日渐消减的参战意愿，我们不断追求难以负担的武器计划，征召和维持军队的挑战，以及多次服役军人的家属带来的问题；还有我们这个部门岌岌可危的公众形象，被外界批评成“其形象正因为阿布格莱布和关塔纳摩等监狱的虐囚事件而遭到玷污”。 最后，这位即将与我共事的委员会主席认为，国防部的作用被削弱了，因为高级文职领导“总是不欢迎不同意见，不管这意见是来自军方领导人、情报组织、国务院、盟国还是两党国会议员。下一任部长必须努力弥补这些裂痕，处理好国防部和国家面临的诸多问题”。 我记得自己坐在听证席上听着这一长串的倒霉事，心想：我到底来这里干什么？我简直主动卷进了一场该死的五级风暴中。后来我有很多次坐在听证席上，嘴上说着与自己想法完全不一致的话，而当时只是第一次而已。 在多尔和博伦十分友好的发言之后，轮到我说话了。我试着装出一幅轻松自如的样子，开场白浅显又不失深沉。参议员沃纳一直觉得被提名人应该在家属的陪伴下参加提名听证会。贝姬只陪我参加过第一次听证会，我也从来没有把国会听证会当成家庭事务。我向沃纳解释，贝姬可以自由选择来参加我的提名听证会，还是陪得州农工女子篮球队去西雅图和华盛顿大学打比赛。我告诉沃纳，贝姬去了西雅图，而且我认为她此行应该是次不错的访问。然后我言归正传： 对于我今天为何会坐在诸位面前，原因只有一个：伊拉克战争。应对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的挑战，将是也必须是我的首要考虑，如果提名获准……我愿意接受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如果提名获准，我计划立即与军方领袖、战场指挥官、行政部门及国会中的相关人士展开讨论……对于军方领袖的观点，我会认真考虑军队领导人们的意见。 接着我提出警告。 关于我们未来对伊拉克的战略和战术，虽然我愿意接受各方意见，但我也坚信这一点：在今后的一两年内，伊拉克局势的发展将会塑造整个中东地区，并在此后多年会极大地影响全球的地缘政治。我们在今后一两年内的方针路线，将决定伊拉克会迎来一种虽缓慢但稳定好转的局面，还是面对地区冲突的现实可能，这对美国、伊拉克的人民，以及下一任美国总统而言都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共同合作，研究出一种战略，确保伊拉克不再陷于混乱，并保护我们在该地区的长期利益。 这些话概括了我对伊拉克问题及其应对策略的看法，这些看法将在此后两年里成为我制定对华盛顿及伊拉克战略、战术的指导方针。就像我反复强调的那样，无论你是否赞成战争，“我们都已经身处战争中了”。 我用发自内心的陈述结束了我的开场发言。“我无意谋求这一职位，也没想过要重回政府。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国家，因为美国总统相信我能在艰难时刻提供帮助。我希望你们也能同样相信我。”最后我说：“委员会正在考虑是否由我担任此职，这一职责中最令人敬畏的部分，或许是知道我的决定将会产生生死攸关的后果。我们的祖国正处于战争之中，如果提名获准，我将负责带领这些正在战斗的男女军人……我向委员会庄严承诺，在我心里，我会始终把军队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宣誓的时候，宣誓的时候，我无法想象将来为了履行这些誓言，我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听证会后的新闻报道，着意渲染了其间出现的两次意见交锋。第一次是在听证会开始后不久，当时参议员莱文问我，是否认为我们目前正在伊拉克取得胜利，我明确地回答：“不，先生。”这个回答与先前的政府表态相反，但却以承认现实和坦诚的态度赢得广泛赞誉。如果说我有一句话是为此次提名获准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的话，那么必定是这句。不过，那天上午这个答案却在白宫和国防部引发一阵哗然，所以午休之后，我决定引用彼得·佩斯前一天的发言为我上午的回答作补充：虽然我们没有取得胜利，但我们也没有失败。毕竟，我不想让驻伊美军部队认为我在暗指他们是“打了败仗的军队”。 另一次是与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交锋，他谈到了军队的牺牲，并问我是否会在将来的政策辩论中成为替国家安全和军队“仗义执言的人”。我回答道： 肯尼迪参议员，得州农工已有12名毕业生在伊拉克阵亡。我本可以和他们中的几个一起晨跑，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他们本有机会与我分享他们的雄心和希望。然后我会向他们授予学位。我出席了他们的入伍仪式，可却收到了他们的阵亡消息。所以这一切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真切的感受。截至昨天上午的统计数据，共有2889人在伊拉克的战斗中阵亡。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对于阵亡士兵乃至他们的全部亲人和朋友而言，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个个人悲剧。 然后我继续说道： 参议员先生，我并不想放弃得州农工校长的职务，那恐怕是我从事过的最愉快的工作了，我也无意做出巨大的经济牺牲。经历这样的程序，回到华盛顿做一个说违心话的傻瓜，还要坦诚地向宾夕法尼亚大道两头（即白宫和国会）的人说出我的想法和对策……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回到这里是要竭尽所能，为身穿军装的美国人和这个国家服务。 听证会的其他部分广泛涉及各种战略问题，还有个别参议员关切地谈起地方问题。其中有些问题颇让人为难，比如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罗伯特·伯德问我是否支持向叙利亚开战。我当然说不支持。不过，这中间也有轻松的时刻，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本·尼尔森问我对于捉拿本·拉登的赏金每周增加100万美元有何看法，我答道：“这算是恐怖主义强力球吗？”（强力球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一种彩票。——译者注） 公开听证会在下午3点45分左右结束，接着又在4点举行了一次平淡无奇、以祝贺为主的闭门听证会。当天傍晚，军事委员会一致同意将我的提名推荐给参议院全会。第二天，即12月6日下午，参议院以95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批准了我的提名，有3名参议员没有投票。投反对票的是肯塔基州参议员詹姆斯·邦宁和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都是共和党人。他们认为我在如何对待伊朗方面（包括可能的军事行动）态度不够强硬。然而，我认为我们无法从目前的战争脱身，更无暇发动新的战争。在布什和奥巴马总统的带领下，我的首要任务是避免新的战争。我将时刻准备动用任何必要的武装力量来保卫美国的重大利益，但我也会将这个门槛设得很高。 从批准提名到宣誓就职并履职国防部部长相隔了12天，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延迟，因为我强烈希望能回去主持得州农工12月的毕业典礼。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整理学校里的东西，再搬到华盛顿来。回想起来，那可是在战争时期，我本不该拖延，可事实上并没有因此招致批评，我便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 他们在五角大楼里给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套间，宣誓就职之前我将在那里工作。我填写了相关文件，这样我就能拿到工资、拍摄官方照片、领取我的徽章和证件，办好国防部每个新职员都要办的一切手续，只除了一件事我没有料到。一天上午我去了办公室隔壁的洗手间。正当我关门上锁拉开裤子的拉链时，传来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有人喊道：“等等！等等！”我一阵警惕，拉上拉链，打开了门。门外有位中士递给我一只杯子，说毒品检测需要取尿样，即使身为国防部部长也不能免除此事。 在提名获准前后，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管理五角大楼，它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机构，拥有大约300万名文职人员和军方雇员。与华盛顿很多担任高级行政职务的人不同，我确实领导过两个庞大的公共部门：一个是中情局，它有约10万名职员；另一个就是全国规模第七的大学，共有约6.5万名教职人员和学生。但五角大楼完全是另一回事：除了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我不得不处理好机构内部文职领导和许多军方领袖之间的麻烦关系，还要面对我们卷入两场重大且不顺利的战争的事实。 渴望帮助我的人有很多，有时候是太多了。好像五角大楼的每个人都想见我或给我送简报。我险些淹没在这些文件里，多亏副部长戈登·英格兰、参联会主席彼得·佩斯，以及参谋长罗伯特·兰热尔救了我，把我确实该见的人和该看的简报做了合理的安排。五角大楼之外还有大量不为任何个人利益而向我提供建议的人，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很多华盛顿内部人士都相信国防部的确陷入麻烦中，为了国家我必须成功。我邀请约翰·哈姆雷一起吃饭，他是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内的国防部副部长，此后还领导过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哈姆雷的建议非常中肯。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五角大楼的决策制定“就像古罗马的竞技场，角斗士在皇帝面前厮杀，然后由你来决定谁是赢家，必须有人来确保竞技场里里的角斗是公平、透明和客观的”。 哈姆雷还提了两个对我的工作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的建议。他强调了同时支持满足现在装备和未来装备需求的重要性。我很快就会发现，在与未来战争相关的武器装备支持力度上，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都已远远超过对今天武器装备的支持力度。为了使已经投入战斗的部队获得他们需要的装备，我将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支持者。哈姆雷还说明了在供给（征兵、训练和装备部队）与需求（战场指挥官的需要）两方面提供独立支持的重要性。他觉得，由于战场指挥官意识到军队数量无法满足需要，他们对军队的要求可能也受到了限制。因此，我应该坚持要求战场指挥官告诉我他们需要多少军队与装备，然后由我去想办法满足需求。 我还求助了老朋友科林·鲍威尔。我认识鲍威尔将近25年，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时期都与他有过密切合作。作为一名职业军官和参联会前主席，鲍威尔不仅对五角大楼了如指掌，更在军中保持了不少良好关系和人脉资源。我通过电子邮件向他提出了一个具体请求：“你立刻就能帮上忙的一件事，就是让所有和你谈话的高级军官知道：我并不认为自己知道怎样结局全部或大部分难题。我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尤其赞赏坦诚的态度。我也会尊重他们的经验和看法。” 当然，我也收到了很多我认为并不合理的建议，例如针对很多高级文官和军官或好或坏的评论。我听说很多人都认为我会清洗拉姆斯菲尔德的文职班子，对因此而造成的职位空缺非常有兴趣；还有几个人建议我任命自己的过渡班子，来监督我必定会实施的一切人事变动和政策变动。 恰恰相反，我趁着这段空位期，在如何领导国防部的问题上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是我所做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我决定不带任何助手和秘书，而是孤身一人走进国防部。我曾多次目睹一名新上司带着自己人上任给整个团队和士气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交接工作总是带着点敌意，甚至还会引发怨恨。当然，新来的人对于如何在新地方开展工作也毫无头绪。所以，我上任后不会有什么清洗。在这种战争时期，我可没有时间来招聘新人，也负担不起在职培训新人的高昂费用。我们更没有时间完成新任命官员必经的批准程序。我留下了所有人，包括现任参谋长罗伯特·兰热尔，以及德隆尼·亨利，后者是私人助理、日程协调员和满场飞的多面手。以后要是有人工作不力或合作欠佳，我可以再换人。在我看来，战时延续性是一切事情的关键，我要表现出我对他们的信心，相信团队中的人都是能干而敬业的专业人士，他们不会让我失望。 不过，我确实要填补一个高级职位空缺，那就是负责情报工作的国防部副部长，现任副部长史蒂夫·坎博内已经辞职。早在提名批准之前，我就邀请了另一位老友兼同事——退役空军中将詹姆斯·克拉珀来担任这一职位。在我还是中情局局长的时候，克拉珀是国防情报局（DIA）局长。他从军中退役后，又担任了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局长，这个名字拗口的机构负责全美国的图像卫星和图像分析工作。由于克拉珀是个强硬的国家情报负责人，实际控制着包括国防情报局在内的整个情报机构，因此常与拉姆斯菲尔德发生冲突。出于种种原因，他被迫辞去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工作。我请他回来时，距离他离开政府才仅仅数月。媒体和国会对五角大楼的情报工作多有不满，我相信有克拉珀这样既有经验又正直的人的加入，会帮助我迅速扭转不良局面。我完全信任他。克拉珀勉强同意接受这个工作，只提出了一个条件：我必须给他的妻子苏打个电话，告诉她，她丈夫做这件事的重要性。这对我来说可是头一遭，但我真的这样做了。苏非常体谅我再一次因国家需要而打扰他们生活的请求。 我说过，离开得州农工对我和贝姬来说都不容易。当我在校长办公室结束最后一天的工作时，一万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向我告别。学生会主席发了言，我也发了言，然后我们一起唱了《战斗颂歌》。那天举行了三场毕业典礼，随着典礼的结束，我在得州农工的职责也正式结束了。 12月17日星期日，我携贝姬飞往华盛顿，开始履行新的责任。 我的宣誓就职仪式在次日下午1点15分举行。总统、副总统双双到场，我的全部家人都出席了仪式。我原本邀请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来主持宣誓仪式，因为15年前我宣誓就任中情局局长的仪式也是由她主持的。可惜她因出行安排不能到场，于是我邀请副总统切尼来主持仪式，我将此视为一个向他表示友善和尊重的小小姿态。贝姬手捧的《圣经》是我16岁生日时父母送给我的。 在首次与史蒂夫·哈德利联系后的第58天，我成了肩负结束两场战争重任的国防部部长，以及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精良军队的领袖。我知道，自己将很快飞赴伊拉克与战地指挥官们见面，就未来几星期和几个月里该如何开展工作，向他们寻求“毫无掩饰和直截了当”的建议。我还注意到阿富汗战争的进展面临风险，但我们需要在那里坚守承诺。回想我在提名听证会上的发言主题，我是这样说的： 在今后两年里，我们应对该地区各种挑战的方式，将决定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处在十字路口的国家是否能走上向持久政府过渡的道路，成为我们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盟友，还是沦为极端主义势力和混乱所盛行的地区。我们都想找出一种方法，把战场上的美国儿女带回家。但正如总统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无法承受在中东失败的后果。在这种紧要关头，伊拉克的失败将成为一场灾难，它将反复困扰我们的国家，损害我们的荣誉，使美国在未来数十年内陷入危险的境地。 几小时后有个插曲为这一天增加了欢乐的色彩。在宣誓就职的演讲中，我提到我93岁的老母亲也出席了仪式。喜剧演员柯南·奥布莱恩在当晚的脱口秀节目里没有放过这个细节。他开玩笑说，我母亲在仪式后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然后对我说：“现在去踢老大的屁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