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不久,我所属的上海作家协会，就被称作“裴多菲俱乐部”，列为“砸烂”单位。到了“斗、批、改”阶段，一部分同志在“四个面向”(即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的动员下去了黑龙江，一部分同志被安排下工厂劳动“战高温”,余下的人员于1972年10月初，在工、军宣队率领下，暂时告别了位于上海郊区奉贤海滩的“五七”干校，回到了上海市区，开展整党活动。就在1972年10月11日那天，工宣队长通知我和萧岱、菡子、王道乾、茹志鹃、欧阳文彬、郭卓、戴厚英等8人，说市委写作组要我们这几个人去开一个座谈会，地点在外滩的市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这8人中有的是刚“解放”的专业作家如菡子、茹志鹃，有搞文学评论的如戴厚英，其余几人都是主要从事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的。我们这些人,在上海作协内，大多长期靠边，无所事事，如今能收到红极一时的写作组的开会通知，当然高兴。 这天下午，我们准时到达开会地点。会议的主持人是陈冀德。陈冀德原本就是与戴厚英一起在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成员，“文革”前的1964年年初，她就同另一位研究所同事李子云一起被借调到当时还是由石西民主管的写作班，作为作协秘书长孔罗荪的助手，参与批判文艺领域的修正主义思潮。这个写作班当时设在华山路48号内的丁香花园，是个环境幽美的场所。如今尽管她已是文艺组的负责人了，但在我们这些人的心目中，她同戴厚英一样，属于“小字辈”，大家彼此都熟悉，所以毫无拘束。会议一开始，大家就畅所欲言。陈冀德首先表明，这会本来是由萧木来主持的，他今天临时有事，所以由她来代表。会议内容:一是要大家谈谈对当前文学创作有何想法和建议，二是议议要不要办个文学刊物，要办的话,有些什么利弊，需要什么条件等等。谈到要办刊物，大家一致认为太需要了。自从1966年的6月，上海作协所属的两个刊物同时停刊,至今已有六年多时间了，整个文学领域一片荒芜，无论是作者和广大读者，都太需要一本刊物了。但是一联系到本人，一致觉得我们这些人，受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毒害太深，迫切需要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接受改造，不适宜再搞编辑工作。 会议从下午一点开始，一直到六点一刻才结束。可是没有想到，事隔两个多月以后，即到了12月19日,工宣队长通知我和欧阳文彬两人于21日去康平路市委写作组报到，至于去干什么，工宣队并不清楚。我心里猜想，调我们两个长期从事刊物编辑工作的人去，一定是同办刊物有关。以我当时的意愿来说,经过“文革”的几年教训,今后再也不想搞这种反复折腾、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了。但是我又估计到，选中我，多半是陈冀德的主意。在作协时，尽管我们分属两个部门，但相互关系还是不错的，几乎是每天中午休息时，我们俩组成一对同党组秘书等人的另一对一起打百分玩。1960年7月，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她作为新生力量的特邀代表，参与盛会，会议期间，我们常常利用休息日一起出去逛游，有一次我们还约了当时作为青年作者的徐景贤一起在颐和园泛舟于昆明湖上。有了这一层关系，我有时写了小说，把草稿先给她看，征求修改意见。如今她挑中我去工作，我怎能辜负她的好意呢！ 21日上午，我和欧阳准时赶到设在康平路141号的写作组。在小会议室等候我们的除了陈冀德，还有萧木和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读物编辑室主任的任大霖，还有一位部队的业余作者林正义。 萧木原是上海铁路局的业余作者,我在《萌芽》 和《上海文学》工作时,他是我们刊物的重点作者之一，以后他调到市委的党刊《支部生活》当编辑后，我也成了他的作者，多次约我为《支部生活》写稿。他在60年代写的一些短篇小说，曾受到名家的好评。尽管写作组是以写批判文章为主的，但他对文艺创作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 为此，他一开始就说，自“文革”以来，全国的文艺刊物绝大多数都停掉了，如今广大读者要求办刊物的呼声很高，今年开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试办或正式创办了一些文艺刊物,但上海目前要正式办刊物尚无条件，为此徐景贤建议不如先办一个不定期出版的丛刊，32开本，可以是综合性的，如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合在一起出，也可以是专辑性的，如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等。为此他们设想，编个上海文艺丛刊，不定期出版，第一辑争取在1973年5月23日,即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一周年前出版,等以后有了条件再考虑办月刊的事。把我和欧阳两位老编辑借调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编辑这本丛刊。 此外还提出：丛刊在名义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切经费开支均由出版社负责，办公地点就设在出版社的文艺读物编辑室，行政上归这个编辑室代管，但在业务上如组织作者队伍、确定编辑方针、最后稿件的取舍等，都由写作组下属的文艺组定夺。以上决定，经任大霖代表人民出版社点头认可后，就作为正式协议执行。第二天，我与欧阳就以被借调者的身份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在文艺读物编辑室隔壁的一个小间内设了两张办公桌子。 事后陈冀德告诉我，萧木对文艺创作一向情有独钟，早在两个多月前，他就曾经把文艺组、哲学组的部分人员召集在一起，建议大家写点文艺作品，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风貌。他原先的想法是通过办一个创作学习班的形式，组织队伍，动员大家写点东西，待出了成果，就汇编成册出版。可是写作组的主要头头朱永嘉连连摆手说不行。一向谨慎的他认为写文艺作品，这是一项冒险的事，搞不好要摔跤的。但执著的萧木并不放弃，事情传到了时任市委书记的徐景贤那里，这位分管文化文教工作的领导，原先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曾经写过长篇传记文学和文学评论，因此对萧木的主张他当然也有兴趣，但他建议可以先办个丛刊,有好的作品就集中起来出版。至此，朱永嘉也只好表态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编刊物，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我是吃足了苦头。一忽儿检查“左”的毛病，一忽儿又犯右的错误，以后又作为文艺黑线的干将受到批判，为此作过多少交代和检讨。如今再次重操旧业，就要接受深刻的教训，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就是抱定这个宗旨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