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干校生活之前，有一段曾经在文坛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绝对不能遗漏。这就是闻捷和戴厚英之间的一场恋爱悲剧。 自从开展“一打三反”工、军宣队发动批判戴厚英之后，为了表示对“新干部”(指造反后当过头头的干部)落实政策，就安排戴厚英为抓生产的女队长。对于农田劳动，戴厚英不像城市出身的那些女同志视为畏途。她原本出生于淮河边的农村小集镇，同劳动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进了上海作协以后，又多次被安排到乡下劳动，所以在女同志中，她的劳动是一流的，无论是挑粪、开沟、填土、打夯，她都可以和身强力壮的男同志比个高低。恰在这时，原为审查对象的闻捷，在养猪场劳动时表现很好，并经过一再的检查以后，终于于1970年6月20日宣布“解放”，走出“牛棚”，回到革命群众队伍中。由于他身高体阔，劳动出色，又懂得一些庄稼活，因此被任命为生产男队长。于是，两位队长常在一起商量种植，安排劳力，有时还得到附近的生产队去讨教或联系帮助生产队收割抢种等事宜。他们一个是诗人，一个是搞文艺理论的，接触一多，交谈的内容就超出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他们谈诗，谈创作，谈对文艺的各种见解。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15岁(戴时年31岁，闻46岁)，但相同的艺术见解和对生活的执著追求，缩短了岁月的距离。同时，他们两人又都是婚姻生活中的不幸者。一个在“十年动乱”开始不久就痛失良妻；一个因夫妻长期分居两地，感情破裂而离异。因此，他们谈话的内容，又常常牵扯到各自的经历和不幸。作为诗人的闻捷，热情而又天真。他十分热爱妻子杜芳梅，他们在延安时期相识相爱。妻子端庄秀丽、文雅淑静，还曾经是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工作者，他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文革”开始不久，闻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在银行工作的妻子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大字报一直贴到她宿舍的走廊里。她是个性格倔强，把自尊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对目前的遭遇，感到万分气愤，誓以一死维护自己的清白，毅然从住家的高楼平台上跳下自尽。而最先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正是戴厚英。早在工、军宣队进驻作协之前，作协的几个造反组织分头负责审查文艺“黑线”人物，戴厚英分工负责审查的对象正是闻捷。当得知闻捷妻子自尽的消息后，即由她带了青年诗人王宁宇，告知了隔离在上海郊区少教所的闻捷。如今虽旧事重提，诗人眼里仍可看到晶莹的泪花。那种“不思量、自难忘”的怀念心情，着实使戴厚英深深感动。随着接触的增多，交谈的深入，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两颗渴望支持、安慰和相爱的心，紧紧地融合到了一起。 每天傍晚，他们俩常在干校屋后的长堤上，在附近生产队的田埂边倾心交谈。开始，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他们是研究生产上的事，但很快就感觉到他们的关系不一般了。从他们兴高采烈的眼神、轻快的步伐、会心的娓娓而谈中，即使是最迟钝的人，也能觉察出他们已陷入爱河了。记得有一次，他俩去生产队联系工作，中途下了一场雷暴雨。深夜回来，两人满身泥浆，淋得像落汤鸡，可他们毫无怨言，相反兴奋异常。最惹人显眼的是在食堂排队买饭菜，通常都是各自打了饭菜后端回自己住处食用。只有他俩，在人来人往的食堂里，紧紧相随，蹲在一个角落里，旁若无人地边吃边谈，有时还相互拣菜，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 对他们的恋爱，同事中可分为三种态度：一是戴厚英的一些对立面，他们是最希望戴厚英能生出一些是非来，多少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清楚知道其结局是不会圆满的；另一种是坚决反对的，这主要是文学研究所的一帮小兄弟，其中有几个是原则性很强的共产党员，他们以“娘家人”保护弟妹的身份激烈反对，除了认为年龄相差太大外，主要从政治上衡量，觉得闻捷虽已获得解放，但毕竟是文艺黑线上“三名三高”的人物，而戴厚英是造反派的新干部，两人不应该结合在一起；还有一种则认为他们的结合未尝不可，但现在不是时候，至少不能太张扬，要注意影响。我就是属于这一种。记得戴厚英曾和我谈过她与闻捷的关系，并征求我的看法。我就表示了上述的观点：请她注意一点，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中，不要表露得太亲密了。但此时的戴厚英完全受奔放的激情支配，根本听不进这些奉劝。她说：“那怕什么，我爱他，他爱我，这就行了。我们有什么不对！” 其实，这时工、军宣队也已经眼有所见，耳有所闻了。不知何故，他们并不赞同他俩相恋，在大会小会上，经常发出显然是针对他们的指责。可他们根本不当一回事，依旧我行我素。劳动的时候，总是喜欢凑在一起，旁若无人地谈谈说说。 但是，干校毕竟不是终日厮守相伴的场所，他们最好的时日是利用每月集中四天回沪休假的机会，相聚一室，促膝谈心。在度日如年的岁月中，那是多么难得的一片温存。就在那年的10月2日，这个充满希望的日子里，他们正式确定了关系，随后真有点“利令智昏”，竟然向工、军宣队打了申请结婚的报告。 正当他们憧憬着无比美好的未来时，晴朗的天空里突然出现了阴霾，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的恋爱至今还不清楚通过何种渠道、何人之口，传到了张春桥的耳朵里。这还了得！一个是文艺黑线上的“三名三高”人物，一个是造反派头头(尽管她早已下台而且一度成了批判对象)竟然谈起恋爱来了。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是文艺黑线腐蚀造反派的严重事件，不仅不能准许，而且要组织反击。唯张春桥之命是从的工、军宣队接到了“尚方宝剑”，便有恃无恐地采取行动了。但怎么下手呢？直接公开地说：“不准你们恋爱!”太不策略，难以服众。于是煞费苦心，先是利用各种会议的机会，含沙射影地发出警告。在11月24日，工宣队一位姓许的头头在“斗私批修”的会上说：最近一些黑线人物、“三名三高”的人，出现了“还潮”，搞资产阶级争夺；个别人“解放”了，但不等于思想也好了；劳动好也不等于思想好；有些人思想上究竟想点啥？是否全心全意想着大批判，改造自己？ 这些话指的是谁已十分明显。但他们仍置若罔闻。接着，工宣队又用隔开休假的办法，来阻止并减少他们之间的接触。第一次，正当他俩盼望休假、团聚的日子来临之前，工宣队找到闻捷，要他留在干校值班，待四天后大队人马返校后再让他独自回沪休假。这本是每个革命群众都要履行的义务，所以闻捷并未觉察到这是一种阻挠他们相会的手段。尽管这四天，对他来讲弥足珍贵，但他以工作需要为重，乐意接受了。紧接着来了第二招，工宣队竟然决定要戴厚英去东北吉林，参加上海慰问团。一位军宣队员说，你本该是去吉林的，当时因家庭问题拖了下来，如今家庭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去了。戴厚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托，她马上找到闻捷告知此事。闻捷至此已意识到这是有意拆开他们的结合，但他还是明确表示：如果一定要去，你就放心去好了，我就等你。你去一辈子，我就等你一辈子！有了这一句承诺，戴厚英只好去作赴吉林的准备。 至1970年12月底，因干校一带要引进黄浦江水灌溉，全干校成员决定于1971年1月3日返沪休假并在上海组织学习，等过了春节，要到2月上旬才重回干校。工宣队再次要闻捷留在干校值班。这一次闻捷想不通了，他不无天真地说：“我在恋爱呢！组织上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这下好，既然闻捷自己把话挑开了，工宣队也就用不到再遮遮掩掩。当天晚上，工、军宣队组织了几个已经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开了个小型批判会，我也被通知参加了。除了批评闻捷抵制值班的事外，还公开指责他与戴厚英之间的恋爱。调子一下子就定得很高，说这是一场改造反改造，腐蚀反腐蚀，夺权反夺权的斗争。并宣布取消他值班的资格，即使他要值也不让他值。第二天下午，工、军宣队召集了全作协的同志开批判会。会上有几个显然由工、军宣队事先指定的批判者，就按夺权反夺权的基调，对闻捷作了严厉批判。最后，军宣队的一个头头作了总结，调子提得更高了，说：这是文艺黑线对“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反扑。还公然指责闻捷是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第二天，干校的广播站就向全干校广播了发生在作协的这场“惊心动魄”的“腐蚀”造反派的斗争事件。一时间，全干校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经过这场斗争，闻捷感到了绝望。他回到上海的家。这个原有五口之家(他妻子和三个女儿的家庭），如今妻子死了，两个女儿下乡插队去了。三间空荡荡的房子，只剩下他和十四岁的小女儿两人。这期间，戴厚英冲破种种阻力，冒着被批判的危险，不顾一切地再次走进闻捷的家。如今他们已经知道，这次的阻力，来自张春桥的黑手，一切都不可挽回了。既然连自由恋爱都要被剥夺，闻捷就决定以死来抗争。这天上午，闻捷把小女儿支开后送了两张照片给戴厚英，戴厚英在前也曾送过一张照片给闻捷，并曾在照片背后题有苏东坡一首词内的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现在她也要他在背面题词。闻捷当即提笔题了李商隐的一首七绝《夜雨寄北》中的两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题后还要求戴厚英今后给他两个女儿通通信，还说他正经历着生与死的搏斗。这些都隐含着要走绝路的前兆，但是被悲愤和气恼而迷住心窍的戴厚英一点也没有预感到，一直到悲剧发生以后，她才顿然彻悟，但为时已晚。她悔悟自己事先没有觉察，不然她会甘担任何风险，厮守一旁，扼制这场悲剧发生。 1971年1月13日，上海作协同志在上海音乐厅听工宣队团部的领导陈忠海传达市四届党代会精神的报告。下午一点，我和闻捷坐在一排，中间只隔了一个丰村。只见他神色庄重，低着头，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着。我当时曾暗暗佩服：刚在干校受过批判，今天仍能如此认真听取传达，真不容易！谁知他并非在做记录，而是在安排后事。就在这天夜里，一代诗人告别了人世！ 前些年，上海的一位传记作家采访戴厚英，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戴厚英曾痛心地说： “他(指闻捷)的吃亏在于不虚伪，在那样的年代里不懂得伪装自己。”这自然是痛定思痛后的泣血之言。其实，戴厚英自己何尝懂得“虚伪”和“伪装”！他俩都太天真。闻捷是诗人，感情容易冲动，按说，戴厚英是搞理论的，应该多一分理智，遗憾的是他们两人都被渴望的爱情冲昏了头脑。试想，那是谈情说爱的年月吗？如果存有一点心机，把真挚的爱藏在执著的心底，那么度过肃杀的严寒，终会迎来春暖花开的时候。可是他俩谁都没有这样想，这样做。 1月14日上午我们在作协大厅听一个传达报告。报告开始不久，我就感觉到气氛不同寻常。先是有人把头头之一的朱林根叫了出去，不久，姓朱的回到大厅，神色慌张地写了一张纸条塞给郭卓，郭卓又把纸条递给编辑部的头头周介人，小周马上走出大厅，不久就进来把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两个头头叫了出去，又不久，把戴厚英也叫了出去。这一连串的活动，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的，顿使会场议论纷纷。坐在我身边的邢庆祥碰碰我身子说：你觉得吗，一定出了什么大事。我问：什么事？他说：你看看会场上少了谁？我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少了个闻捷。邢点点头。我连想到戴厚英被叫出的事，敏感地在本子上写了“自杀”两个字。邢马上问：你怎么知道？我说：是猜的。 出去的人陆续回来了，但戴厚英没有再回到会场。传达在继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点都没透露。一直到下午，在会议休息的间隙，一贯与几个头头接触较多、消息灵通的何士雄，在厕所内关上门偷偷告诉我：闻捷已在今天清晨自杀。他走得十分从容而悲壮，桌上有酒杯和两只空酒瓶，碟子里塞满了烟头，说明他喝了不少酒，抽了不少烟，而且非常细心，生怕煤气泄漏进女儿房间，遂把通向女儿的门窗关好，用纸条把缝隙封严。然后走进厨房，关上门，留下遗书，打开煤气开关，身上罩了一条雪白的床单躺下了。大概是为了防止有人用钥匙开门进入，就用钥匙塞进了锁孔。诗人终于以自己的生命向那些一手遮天的当权者作了最后的抗争。 隔了一天，工、军宣队秉承上面的旨意，召开了最后一次批斗闻捷“自绝于人民”的会议。戴厚英没有出席。有人看到她买了两包香烟，一个人关在厨房楼上的宿舍里。工宣队马上派人去“侦察”了一下，回来报告说：她穿着黑衣，对着闻捷的照片，不住地抽烟流泪。由此可见，闻捷的死，使她的内心痛苦到极点。她怕一个人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只得请刚从黑龙江回上海休假的女友高玉蓉来陪她住了七天七夜。值得一提的是高玉蓉不仅在戴厚英最困难的时候，在精神上支持她渡过了难关，而且还是鼓励戴厚英创作长篇小说《诗人之死》的最早的引发者和推动者。当然，这是后话了。 闻捷的死，在很长一个时期传说纷纭。当“四人帮”没有垮台之前，人们把一切污水都泼到闻捷身上；而“四人帮”粉碎以后，所有“罪名”又都转移到了戴厚英身上。有的恶意造谣，说闻捷是戴厚英害死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种恶毒的流言害人匪浅，不仅在上海，在外省，在北京，以至在国外，都有类似的风言风语；有的虽无恶意，却因不知底细，难免种种误传。有关闻、戴之恋，至此暂时告一段落，至于戴厚英最后的悲惨结局，后面我还将细述。 在上海学习了一个多月后，于1971年2月9日重新回到了干校。之后除了继续抓“清队”、抓“黑党组”成员的定案、长年累月的“斗私批修”、三日两头的“讲用”等工作和活动外，还有几件较为重要的决定和变动： 一是陆续有一批工、军宣队离开4连回厂回部队； 二是在1971年底、1972年初，按上面的精神，把一部分已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包括在“靠边”人员中，有的基本问题已查清但尚未作定案的）一律办退休手续离校； 三是一些无法在干校坚持劳动的老弱病残者作提前退休处理。如罗洪、张秀珩、柯灵、师陀、白危等一批人先后回到了上海家里。 从此，4连1排的人所剩无几。从1972年起，为了执行“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工、军宣队决定除少数人轮流在干校值班外，其余的人统统回到上海，每天去南京路的美术馆挖防空洞。于是，我们由农村的田间劳动，转为城市的挖地劳动。每天在美术馆的底下有的铲土掘地、有的拉着推土车来回奔跑。尽管很累很苦，但比整天坐在一起“斗私批修”、“狠触灵魂”的日子要轻松多了。一直到9月开始展开了整党活动。 我作好思想准备，投入到名为“整党”，实际上是再一次无休止的自我检查、交代，相互之间你批我、我批你的活动中。我已经决心待整党告一段落之后，离开这个“砸烂”单位，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当时，已经获得“解放”的女作家菡子、茹志鹃，工宣队已初步同意她俩去金山卫新建立的石化总厂筹建指挥部深入生活；王道乾则想去复旦大学教法文，将来在业余时间搞点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我是想去德新金属冶炼厂，这是一个大庆式企业的先进小厂，我写过这个厂的报告文学，将来有可能的话，再搞点文学创作，而且已获得工宣队同意。可是一个人的命运常常不是凭个人的愿望发展的，突然之间，我再次被安排到文学杂志的编辑行列，而且影响到我整个下半辈子的生活。是幸呀还是不幸呀？这只好让历史来作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