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8日，爸爸受照顾，以450元买到了我家第一台电视机。那时的电视机是黑白的、电子管的，很庞大。而且不像现在这样买来就可以看，必须去电视台接受“培训”。我去了。在一个厅里坐满了人。上面的教师教我们如何开机，如何调水平同步和垂直同步等等。 电视机拿到我们家后，家里的人多么兴奋啊！以前，隔壁91号的“小弟”为我装了一台十分庞大的录音机，我们已经兴奋得不得了。以前认为“话出如风，怎能追回”。可如今就是能追回，让自己再听一遍。真神秘啊！故乡来的亲戚听了自己的声音，更是觉得神奇。笑声充满了日月楼。 如今又有了一台电视机，不仅能听，还能看——可不是看自己啊。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录进磁带制成光盘在电视机里播放，让自己看自己。那时是电视台播放什么我们就看什么，而且好像只有一个电视台，还不是从早到晚播放。可我们已经够高兴了。每天吃过晚饭，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享受——不！才不是爸妈和我姐弟四人呢。亲友们全家出动，周末来看电视。这个消息还传遍了里弄。邻居纷纷前来试探：是否能“揩油”进来看看？我们都允许。客厅成了个小戏院，座无虚席。 我们在观众席的正中间前排放一只沙发。这是爸爸的专座。他每晚都在这里度过欢乐的时刻。 可是后来有一晚，爸爸在看电视的中途上楼去了，久久不回。我便上楼去看个究竟。 “爸爸你为什么不下来看电视了？” “……我想休息休息。” 我听得出爸爸说的不是真话。在我的追问下，他终于说了实话： “坐在我后面的那个男孩位子比我高些，他往前靠在我的椅背上，鼻子里喷出来的气正好喷到我头颈里……” 噢，我终于明白了。 “那我下去把位子挪一挪。” “不要！今晚的电视不大好看。我本不想看。” 爸爸对别人是能照顾就照顾，宁可牺牲自己。我们家乡有句话，叫“香火赶出和尚”。我知道爸爸的脾气，也就不再勉强。好在那个男孩不是每个周末都来。 这台笨重的电视机一直用到“文革”抄家被画院抄走。爸爸的“问题”解决后，电视机和其他的东西一起还来，我们就把电视机放在三楼了，因为那时客厅已被迫退租，由别人住了。爸爸去世后，我和“文革”中从复旦大学迁来同住的华瞻哥家分炊。那电视机留给他们，我另买了一台小电视机。那时倒已有了半导体电视机，但我没钱买大尺寸的，就买了一台9英寸的，把女儿的眼睛也看成了近视。如今我家的经济条件大大改善。2000年从漕溪北路迁到斜土路以后，三间房和厅内各有了电视机。回想当年，不胜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