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稿费收入多起来，口袋里的钱又要“哇哇叫”了。爸爸想另外“顶”一处环境较好的房子。爸爸和宝姐商量，宝姐问爸爸顶房子要多少钱，钱是否已有准备。爸爸支吾说： “顶费6千块钱……” “那你是否拿得出？”宝姐知道爸爸在钱的事上不会打算，17年前，次日要逃难了还没准备好钱，全靠子女们把压岁钱凑起来才够开支。爸爸说： “我可以借内债。一吟有稿费，你妈妈有私房钱，还有华瞻，在美国待了几年回来，总有点钱吧。” 宝姐听爸爸说是要东借西凑，便反对顶房子。 爸爸不大开心地对我说： “你宝姐反对我顶房。她一向是个做事稳健的人。我还是想顶。” 作为爸爸未来的“债主”之一，我没有反对。 于是爸爸不听宝姐劝告，还是托人觅屋。有一次，一位姓沙的女士做中介，帮我们在陕西南路39弄内找到了一幢房子，就在进弄第三家，门牌93号。即将最后谈妥时，我和满娘就到那附近去“观察”。 “啊，这里斜对面就是米店、药房，还有花店！” 花店对我们来说是从未见过的奢侈店。 “喏，还有小吃店，淮海路口还有这么大的食品商店、水果店、专卖收音机的商店和银行！方便极了！空气又好！” 那地带原是英租界，比四马路“洋”多了。我们两人好像到了外国似的兴奋。回家一一比划给爸妈恩狗他们听。 可是，正当大家欢喜雀跃时，爸爸却病了。病得不轻，是肺结核加肋膜炎。我也曾于1950年7月患过肺结核，可见福州路的房子空气污染实在太严重。 爸爸住了医院，抽了积水。房子已付了顶费，只待我们搬进去。怎么办呢？ “这样吧，一吟你和恩狗先搬进去，我和你妈妈等我病好了再搬。”爸爸在病床上无奈地对我说。 1954年9月1日，我和恩狗搬进了一生从未住过的西班牙式小洋房。前房客叫董太太，带着一群孩子搬到了自建的三层阁楼上，一楼二楼全让了出来。她丈夫在印尼。她怕丈夫有外遇，所以顶掉了房子马上就要动身去印尼。这房子她已住了多年，对门前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这木桃是我亲手种的。还有这山竺、这紫荆，……你们可要保护好啊！”好像托孤似的。 那天晚上，我和恩狗决定吃一顿洋晚餐——麦片加糖，那时视这为珍品。我下厨。煮好端出来，恩狗马上开始吃。 “啊呀！咸死了！” “什么？！” 我恍悟：原来我放糖时错放了盐！那时我们爱吃糖，不像现在忌多吃糖。所以我还特地多放一点。 次日，我们到后门口去刷牙。啊，蓝色的天！绿色的树！红色的瓦！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去医院看望爸爸时，把自己美好的感受讲给他听。爸爸憔悴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但还是有几分担忧的样子。 “爸爸病快点好，早点来住吧！”我们安慰他。 爸爸总算出院了！进门后第一句话是： “一吟！你宝姐的话是有道理的。我在医院里常想：这次如果我出不了院，就此走了，留下你们和这房子怎么办！” “爸爸别说这样的话，你是吉人天相，不是平安的出院了吗？这里环境真好啊！” 爸爸先不上楼，把床放在楼下，我也在楼下陪他。 我把新屋的情况一一描述给爸爸听。爸爸能起床走动时，我们就让他搬到二楼去睡。他看到那室内阳台不仅有南窗，还有东南窗和西南窗，阳光充足，很高兴。晚上又发现上面有天窗，皓月当空。 “好一座日月楼！”爸爸不禁脱口而出。 接着，爸爸似乎又在思考什么。忽然说： “日月楼中日月长！” “这好像是一句诗。”我顺口说。 “不，应该是一副对联的下联。那么上联呢……” 爸爸苦苦思索，没有想出合适的上联。他把这事告诉了郑晓沧先生和马一浮先生。郑先生为他撰了上联“琴诗影里琴诗转”；马一浮先生为他撰了“星河界里星河转”。爸爸把这上联告诉了郑晓沧先生，郑先生也大加赞赏，说“星河界里星河转”宏伟壮丽，并表示自愧不如。于是爸爸决定用马一浮先生的，并请求马先生书写。马先生那时住在杭州，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他毕竟是大学问家。 爸爸自己写了“日月楼”横披，和这对联一起裱了，挂在阳台上。从那时开始，爸爸在日月楼度过了21个春秋，不算短。遗憾的是后9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不过，这前12年毕竟是幸福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