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武汉的事，我不很了解。只知道他们是住在武汉三镇的汉口交通路开明书店的仓库二楼。据章桂哥《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 1938年3月到武汉，子恺叔将我和丙潮分别安排到汉口和武昌的开明书店，他只带了陈宝和林先两个女儿在身边…… 当时总政治部第三厅刚建立，爱国的文艺界人士，云集武汉，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敌宣传工作。范寿康先生任第三厅副厅长兼第七处处长，负责对敌宣传工作。他是子恺叔的同学、同事、老朋友，所以子恺叔在武汉的时间虽短，但他除写文章、画画外，还做了大量对敌宣传工作。 据说爸爸到了这里，非常活跃。我印象中的爸爸，一向是穿长袍的。可他到了汉口，就穿起中山装来了。穿中山装而留长须，其实很不相称。爸爸当时才41岁。有人说他：如果剃去长须完全可以冒充年轻人了。可能是这话传了开去，竟成了一条新闻。亲友读者纷纷来信，说看到诸报均载有关“丰子恺割须抗敌”的消息，问他是否确有其事，并对他的老当益壮表示十分钦佩。据说此类信件竟达数十封之多。爸爸一时应接不暇，便在汉口拍了一张全身照分寄诸亲友，以明真相。这类信件，在我家迁居到了桂林后还收到过。看来亲友读者对爸爸的胡须挺关心的啊。 1938年4月6日台儿庄大捷。人人拍手称快。爸爸在《中国就像棵大树》一文中记录了一件事，讲他在武昌看见一棵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剩一枝干。春来枝干上怒抽枝条，绿树成荫，仿佛是在为被斩去的同根枝干争气复仇。爸爸回去后就画了一幅大树画，并题上一首诗： 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当时在一旁看他作此画的是一个少年，他看了这幅画很感动。爸爸后来就送了他一幅。他拿回去挂在墙上，听到我军失利的消息时就看看这幅画，得到慰藉和勉励。 4月29日，武汉空战大捷。事后爸爸在桂林填了6首《望江南》，其中一首便是写武汉的，内容如下： 闻警报，逃入酒楼中。 击落敌机三十架，花雕美酒饮千盅， 谈话有威风。 爸爸在武汉和许多新朋旧友相交往。3月27日，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5月4日创刊了会报《抗战文艺》。编辑委员会33人，其中就有爸爸的名字。爸爸还为《抗战文艺》题写了刊名。据范用先生回忆，这四个字还是他到我爸爸当时的居住地去取的，那时范用先生还只15岁呢。 爸爸在武汉时，还和一位叫周其勋的先生交往。爸爸去世时，周其勋先生曾发来唁电。后来我得识了称周先生舅公的张建智先生，才知道“文革”期间我曾和周先生的女儿同事过，当时却一点也不知道。 在汉口只待了两个多月，但爸爸发表了不少作品，还画了许多战时漫画，写文又写诗，并编辑出版了《漫文漫画》、《抗战歌选》（与萧而化合编）等书。 爸爸曾对好友宋云彬、傅彬然说： 我虽没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艺宣传，可以使民众加深对暴寇的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有人认为抗战爆发，使爸爸改变了世界观。其实我看未必如此。爸爸皈依了佛教，却是一个“以出世的思想做人世的事业”的人。他看到世界上出现不平等、不讲理的事，都要以笔代枪，加以诛罚。战前，他暴露社会上的不平等；如今，他怒叱侵略者的横暴野蛮。岂非同一回事？只是环境改变了，而不是他自己改变了。 这里，我把章绍嗣先生于1998年1月19日发表在《武汉晚报》上的一篇文章全部抄录如下，以补充我对爸爸汉口时期情况了解的不足： 戈宝权江城拜师丰子恺妙语惊人 1938年春，著名散文家、画家丰子恺来到抗战烽烟中的武汉，从事抗日救亡宣传。 丰子恺博学多才，书画金石，久负盛誉，诗文音律，才艺惊坛，可谓“十项全能”艺术家了。丰先生平日生活十分俭朴。“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足蹬布鞋，一身山村学究打扮。为人谦虚厚道，虽寡于言谈，但才思敏捷，偶有所谈，每每诙谐幽默，语惊四座。一日，文艺界同仁冯乃超、孔罗荪和刚从苏联回国的戈宝权等人会聚一堂，絮语家常，谈笑甚欢。戈宝权当时年仅二十五岁，对丰先生仰慕已久，第一次见面，便以师礼相拜。他对丰子恺一个鞠躬，毕恭毕敬地说：“丰老师，我从小就看您的书，知道您是一位作家、画家、音乐家，受到您的著作的很大启示，见到您很高兴。”年已四十多岁的丰子恺听到后生小子的这番话后，很觉过意不去，连忙说：“你不要讲我是画家。在江西时，有一次，我请人家买面包，因语言不通，我便在纸上画了个圆形的东西给那人看，结果人家买来了一个芋头。画解决不了问题。你看，我是个啥画家呀？”话刚落音，四座哗然，满室笑声。戈宝权捧着肚子，半天直不起腰来。这次初识，丰先生的谦逊幽默、急智奇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爸爸去世后，戈宝权先生曾来我家访问我妈妈。是他力劝我让妈妈回忆一些旧事，要我记下来。他说这是很宝贵的资料。我果然照办了。如今我的卡片中还保存着妈妈的回忆，对我不无帮助。 却说后来时局紧张，马垱、湖口失守，武汉告急，开始疏散人口，爸爸和两个姐姐便都回到了长沙。记得他从行李中取出一本自己剪报装订的册子，封面上自己用毛笔题着“可歌可泣”四字。他叫我们没去武汉的人都看看敌军的残酷和我方的英雄事迹。 据丙伯回忆，约半个月后，爸爸发电报给他并寄旅费邀他一家也回长沙同住天鹅堂，后同往桂林。章桂哥则随开明行动。 再说说我们这些不就业不读书的家人留在长沙天鹅堂的情况。大人们做些什么，我们根本不关心。我只知道和两个哥哥整天玩。哥哥们手很巧，没有玩具，他们会用纸盒自己做卡车，做枪等等。在暇鸭塘时，连纸盒也没有，他们就把装牙粉的纸袋拿来玩。（那时连牙膏也没有，我们刷牙都用牙粉。）在长沙，我们竟发现本宅门口那家邻居（大概也是租客）有一只硬纸板的盒子放在室外。我经常跟着两个哥哥玩，他们就叫我为他们服务：窥伺那盒子。什么时候门内的主人不注意，就把它“偷”来。我奉命一次次假装出大门又回来，终于时机成熟，被我“偷”到了手。其实空盒子人家本来就不要的。但我们小孩子家总是认为拿别人家的东西就是偷。 盒子到手后，哥哥们把它制成卡车，然后利用大人买布零头回来取去布后剩下的那块板作为滑梯，把带轮子的卡车从上面送下去。四个轮子居然会动，一下子滑到了下面。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了。 在长沙时，我曾和姐姐们一起“演”曹禺的《雷雨》。所谓“演”，其实既无任何道具，也不化妆。只是各人选定角色，念念台词而已。 我还记得那时我根本没有床睡，在长沙的几个月，我睡的就是两三张椅子拼拢来的床。买来的布是拣便宜的买，不管颜色。所以我盖的被是红黄相拼，大人们老是笑我的被像“盖尸被”。我们家乡就是用这两钟颜色来给死人盖的。 满娘是属于遇事就要担忧的人。对爸爸这个大家庭的关心，似乎胜过我妈妈。记得在长沙时，满娘有一次为家里经济开支庞大物价飞涨而在爸爸面前不断发愁。是啊，靠爸爸一个人要养活十口之家，怎么能不愁呢！爸爸却处之泰然，甚至说了些怪怨满娘多事的话。满娘委屈得哭了。我从未见爸爸惹满娘哭。他对这位姐姐是没话说的！可是爸爸毕竟是爸爸，他得全面考虑问题啊。妈妈和外婆听了满娘的话会作何感想！所以他不得不喝住了满娘的唠叨。其实满娘绝无讨厌外婆之意。况且她和妈妈相处得很好，绝不可能指桑骂槐。她只是关心爸爸，替爸爸分忧担愁。这件事就以妈妈对满娘的理解和平地结束了。 妈妈和满娘姑嫂之间确实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满娘有佛教徒的修养；而妈妈敬重满娘犹如尊敬婆婆。妈妈是一个胸无大略的贤妻良母。我说她胸无大略，因为她一切听从爸爸，但从未为爸爸出谋划策，甚至也不过问爸爸的经济情况。她只是管好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吃喝穿睡。她是勤俭持家的模范，而且自奉很薄。有什么好吃的，总是让给别人吃，并声称自己不喜欢吃。怪不得她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后总说虾仁“好吃来！”、“鲜得来！”老年痴呆症已使得她不再考虑别人，爱吃什么可以说心里话了。只怪我们没有保健知识，只知满足她难得的口腹之欲。她在88岁时死于心脑血管病，可能与吃虾过多有关吧？我心里一直感到内疚。 满娘那遇事就要担忧的性格似乎是天生的，到老了更甚。软姐大学毕业在杭州工作，她母女就离开舅家，在杭州独立生活。那时我去杭州住在她们家，每天早晨软姐骑自行车去上班时，满娘必谆谆嘱咐： “软软，小心点啊！宁可小心点啊！” 傍晚必倚闾而望。可怜天下父母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