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大幅度扩展，首先与其自身的扩张密切相关。这种扩张应当是中原王朝政治意图的外在体现，除了军事目的以外，或许还与获得关系王朝命脉的重要资源，以及确保广大地域内政治经济联系网的畅通有关。另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文明带来力量与昌盛，在其他文明受其影响或者有意模仿其成就的时候，文明有向外扩展的倾向”。考古学研究表明，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上述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 这一范围，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 已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大陆各地考古学材料与古文献的整合研究，指出《禹贡》“九州”既不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自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就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的，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公元前第二千纪，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系先后建立起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成为三代京畿之地。中央王国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自然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在自己的周围，迫使各区进贡其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从而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自身，并以这些成果“赐与”、传播至周围各区，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了具有双重来源或多源的（各区之间亦有交往）商代方国文化、周代侯国文化。 古文字学家指出，商业的“商”字本来就是赏赐的“赏”，交易的“易”就是赏赐的“赐”，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之间正是通过送礼，通过赏赐和纳贡来实现交换的关系。这种进贡与反馈的双向、多向文化交流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复杂进程。因此，以中华大两河流域为基地的中国古代文明既是多源的，又是以中原为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