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中外,扩张都是一个集团内部兴盛的外延。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的交流,是以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为主,而以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的。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盉(鬶)、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有学者指出,这些陶礼器分布的疏密程度,并非与距中原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其出土地点,多位于距二里头文化区颇远的分布范围最大界限附近。这与日用陶器的传播方式不同,暗示着这些礼器连接各区域社会的中心据点,超越空间距离传布于当地的社会上层之间。这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而接受,而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甚至有可能已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