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黍和稻等作物，都需要脱粒和精碾，然后将粒状的米或煮或蒸，才能食用。与小麦加工成粉状然后做成面包、馒头、面条等“面食”不同，它是呈粒状就被直接做成米饭或粥，所以称为“粒食”。用于蒸煮的器具是陶器。 为提高烹调用器的耐火性，要在胎土中羼入砂粒，考古学上称这类器物为夹砂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炊器的代名词。炊器一般要做得薄些，以便于热量的传导。由于每天都要使用，所以炊器比盛物用的食器或盛贮器皿都更易于破碎，因此生产量也比较大。在二里头遗址，炊器占出土陶器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左右。 日本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对二里头文化的炊食器有较深入的研究，这里列举一下他的分析。 二里头文化的炊器主要是罐和鼎。罐在从当地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过程中，由平底变为圜底。圜底罐底部陶胎变薄，热传导效能高，但无法放置于平面，因此一般要与灶配合使用。灶内置罐，其下以火加热，这与从罐的侧面加热的方法相比，热能的传导速度和利用率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这种圜底罐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得到了继承，但逐渐小型化，不久即为容量更小的鬲所取代。现代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肉类等副食的不断丰富，人类主食的消费量反而减少。随着文明化的进程，上古先民的饮食生活得到改善，有可能是导致炊器变小的重要原因。 拥有三个袋形足的鬲，最早出现于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随后向周边地域扩散。进入二里头时代，鬲在黄河以北的晋南（东下冯文化）和豫北冀南（下七垣文化）地区较为盛行。在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域，除了少量输入品外，基本上不用鬲。因此，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用罐、鼎和用鬲两种不同的炊事习惯，可以把夏人和其他族群区分开来。二里冈文化的鬲继承了下七垣文化同类器的形制，随着商人灭夏、商王朝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鬲的使用在空间上也大范围地扩展，成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炊器。 蒸食物用的甑与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各地的酒器大体同时盛行，因此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用来蒸酿酒用的米。中原龙山文化甑的底部有许多小孔，二里头文化继承了其形制，但底部一般仅有3～5个较大的孔。孔的数量由早期至晚期逐渐减少。为避免米从孔中流下，甑底还应当铺有竹木编的屉帘。另外还应提到一种粮食加工工具--刻槽盆。这种器物呈钵形，口沿上大多有流。内壁刻有沟槽，往往呈放射线状。可以将芋头或红薯等块根类食物磨碎食用。这种器物也继承自中原龙山文化，多见于黄河以南地区，到二里冈文化时期，由于饮食生活的变化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