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末期新砦文化刻于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者指出它与二里头文化的龙形象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已如前述；陶寺文化绘于陶盘上的彩绘蛇形蟠龙纹，早已享誉中外，也有学者指出其形态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龙纹相类。而玉柄形器和铜牌饰所见兽面纹，应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有关，其远源甚至可上溯至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显然，二里头文化所见以龙为主的神秘动物形象要较此前的龙山时代诸文化复杂得多，龙的形象也被增添了更多想象或虚拟的成分，呈现出多个系统的文化因素整合的态势。这类由其他区域引进的信仰与祭祀方式，有可能暗示了与上述史前文化相同的神权崇拜理念被吸纳进来，成为二里头贵族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里头作为大型移民城市，乃至跨地域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的兴起过程。 有不少学者把二里头出土的龙形象文物，与文献中种种关于夏人龙崇拜的记载联系在一起考察，不无道理。但龙作为后来中华民族神圣的图腾，在其出现的早期阶段也并不专属于某一族系，其后的商王朝社会生活中的龙形象愈益兴盛。因此，尽管文献上有不少夏人与龙关系密切的记载，但它们的出土还是无法让我们把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直接挂起钩来。 众所周知，盛行于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主题纹样，长期以来被称为“饕餮纹”。但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这种铸于国家重要祭器上的纹样是否就是以狞厉贪婪著称的怪兽“饕餮”，因而以较为平实的“兽面纹”一词取而代之。更有不少学者指出这些纹样主题的大部分，应即龙纹。随着早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逐渐臻于全盛，本来具有多源性特征的龙形象也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饕餮纹”固定下来，成为最重要的装饰主题。而以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的二里头所见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先河。 另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大口尊和漆器上还见有兽面纹和几何纹等纹样组成的花纹带，与作为二里冈至殷墟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相近，应属于图案化的龙纹。换言之，以青铜器为主的商王朝贵族用器的纹样主题，有许多可以在二里头文化中找到祖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