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带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群格局，以及大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结构，都显现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势。宫室建筑上巨大的用工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在古代中国，“祭”、“政”不分，或者可以说是祭政一体。这样的王权体制在古代东亚是长期存在的。它的规范就是“礼”。“礼”字本来写作“禮”，表示用“醴（酒）”来举行仪式。依《周礼·大宗伯》的记载，礼仪分为吉礼（与祭祀有关之礼）、凶礼（与丧葬有关的礼）、宾礼（与王和贵族会面有关的礼）、军（与军旅有关的礼）、嘉（与婚冠、宴会等有关的礼）五种。礼是各个族团以血缘秩序为基础，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而整合出的社会规范。这种礼当然不会把庶民包括在内，也就是说，礼与贵族的社会生活相关连，用礼来建立并维系贵族社会的秩序。 从事这种礼仪的场所就是宫室。前已述及，关于二里头遗址大型宫室建筑的性质问题，众说不一。中国古代的宫室，由王侯贵族等进行日常生活的居室、从事政务和礼仪的宫殿，以及祭祀祖先的宗庙三部分组成。但由于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的出土，它们是否存在具体的功能或空间的明确划分，其布局结构的发达程度如何，目前还无法搞清楚。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是“事死如事生”，祖先亡灵所处宗庙与在世王者所处宫殿的建筑规制在早期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表明，先秦时期的宫室建筑基本上是宫庙一体，以庙为主的。宫室之前殿、朝堂也称为庙，“庙”、“宫”通用之例屡见于先秦文献。后世以“庙堂”、“廊庙”指代王臣议政的朝廷，也是宫庙一体这一先秦古制的遗痕。这时的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而且也是举行各种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无论如何，二里头都邑大型宫室建筑具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是君王召集下属从事各种政务、举行各种宫廷礼仪的“朝廷”之所在。 由考古发现与礼书记载的相似性，可知西周时代成熟的礼仪制度应即起源于此。而这套在象征君王无上权威的雄伟的宫殿中，定期召集臣下以强化从属关系的仪式，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叶，正如我们在充斥于荧屏的清宫戏中所看到的那样。 要之，中国传统的宫廷礼仪，最早是显现于二里头的宫殿建筑和礼仪用器（详后）的，它的出现昭示着中国王朝的开端。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之规范的“礼制”，萌芽于龙山时代，肇始于二里头时代，在其后的商周时代得到整备，战国至西汉时期又作为儒家经典而被集成于礼书。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国教”，这套礼制也被历代王朝所继承。 祭祀遗存区的发现 除了上述规模宏大的宗庙宫殿建筑外，在二里头宫殿区以北区域，还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这一祭祀遗存集中分布区与其南的宫殿区、官营作坊区南北一线排列，构成二里头都邑中心区最重要的内涵。建筑遗迹主要包括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和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建筑。其中，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基址，可能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祭祀设施“坛”。坛面和坛下有经踩踏形成的路土，坛的周围是平整干净的场地。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建筑属于半地穴建筑，可能是古代文献中的祭祀设施“墠”（音shan，第四声）。这类建筑系在浅穴内铺垫层层净土，几乎每层垫土上都有因踩踏而形成的路土面，往往还有成片的烧土面。一般不见柱子的痕迹，应是没有屋顶的“场地”。 在“坛”旁和“墠”内还经常发现有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目前已知这类祭祀遗迹的分布范围东西连绵约三百余米。这一带也是贵族墓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