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中原又是东亚大陆东西、南北生态地理条件各异的诸地域的交叉区。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是粟作农业区和稻作农业区的交汇地带。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即建立在以粟作农耕和稻作农耕为主的多元农业的基础上。 史前时期多数地域性文化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往往因适应单一的环境而建立在单一的农业基础之上。如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建基于稻作农业之上。有学者研究指出，这类文化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和进化的程度越深，就越容易走进进化的“死胡同”。假如环境变迁或其他原因导致其基础发生动摇，这种社会就难以找到新的发展方向，也就极有可能因其脆弱性而走向衰退甚至崩溃。二里头的崛起与飞速发展，与这种模式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旱地作物与水田作物的互补，可以使其更大程度地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因具有相对稳定的生业基础而大大增强了生命力。 两大自然和文化板块的结合部 如果您面前有一张彩色的中国地形图（参见图3-4），您会很自然地发现前述中国三个自然地理区域基本上是由三个大的色调来表现的，即青藏高寒区大体呈褐色、西北干旱区大体呈黄色，而东方季风区则大体呈绿色。其中，后二者的交界线由东北绵延斜下而至西南，划分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地理板块。 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教授指出：东亚大陆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民俗方面还有拔牙的习俗。笔者在早年梳理中国史前时期瓮棺葬的材料时，也发现面向内陆的部分，瓮棺葬较多见；而面向海洋的部分瓮棺葬则极罕见。 美国学者吉德炜教授也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两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即中国西北部和中原地区的西部为一个共同体；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东部为另一个共同体。他把这两个文化共同体称为西北部文化圈和东部沿海（或东部）文化圈，认为两大文化圈之间在技术和审美的若干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并指出两个大文化共同体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从地理和文化上看，中原都处于两大板块的交汇地带。 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大陆广大地域，曾普遍使用过两种三足炊器，即实足的鼎和空足的鬲。因而曾有学者把中国古文化称为“鼎鬲文化”。鼎分布于海岱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中原地区的东部和南部；鬲则分布于整个华北西北部、中原地区的北部和西部。从宏观上看，两者的交错区域正好位于洛阳至郑州一带，这也正是东亚大陆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地。二里头文化先盛行用鼎，后亦用鬲，鼎鬲共存，暗寓着面向内陆的鬲文化和面向海洋的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高度兴盛的王朝文明正是这种碰撞和融合的产物。苏秉琦教授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 作为王朝文化之先导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地带。其后的商、周王朝时期，伴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圈的扩大，属于华北系统的鬲扩散到了长江流域和海岱地区。同时，东南系统的鼎在早期王朝时代的中原，作为陶器器类之一种走向衰退，但却作为中原王朝青铜礼器的代表性器物而得到重用，成为商、周王朝礼仪用器的核心。兴起于中原王朝的、作为青铜礼器之制造基础的陶范制作技术，实际上是新石器时代后期兴盛于华北文化系统的制模技术，与东南文化系统中发达的快轮技术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窥见中国文明形成的文化史的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