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李鸿章以致命一击，也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是大国，有4亿人口，军队95万，打的是一场自卫反击战；日本是小国，军队只有29万，后方遥远，供应不便，干的是无耻的侵略勾当。可是最终清政府竟然失败了，日本上演了一出蚂蚁吞大象的荒诞剧。 大清政府，从来都是只记吃肉，不记挨打。清政府平定了国内叛乱，列强之间又相互争夺利益，暂时对于中国无暇顾及。在签订《北京条约》后，清政府内部一些握有实权的官员同英法之间不再交恶，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几乎不用费力地享受着既得利益，中国政治家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些，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友善充满了感恩。对于隔壁小国日本，清政府向来没有放在心上。 小日本不知道哪根筋倔上了，几乎从没停止过打中国的主意。它很无畏，妄图以它弱小的身躯吃掉中国，吃下中国是它这辈子的梦想，不管肠胃是否能够消化。明治维新后，小日本资本主义得到飞速发展，可能是由于非良性的过快发展，加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产生了军国主义的变种。日本变得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1855年，日本胃口大好，有政治家提出要占领台湾岛、吕宋，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这种思想竟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了日本的主流思想。很快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得到具体化，并形成文字，日本出台了一部《清国征讨方略》，详细写明了征讨步伐。可怕的是，日本严格按照征讨方案，不动声色地发动了侵略战争，而且几乎完全达到了它的目的。 清朝政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隔壁的邻居，不怎么富裕，还愿意倾家荡产地花钱打仗。有好日子不好好过，动辄动武，盘算着怎样吃掉别人，不是我们的一贯作风。对于小日本毫不提防，是清政府最为失策的一步。对于国际形势一无所知的清朝，能够哄好西方列强不再炮轰，老佛爷就该在宫里暗自念阿弥陀佛了，更别说早做判断，提高警惕了。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小国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清政府跟洋人打了几次仗，便开始奴性十足。清廷实权人物慈禧太后、恭亲王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过于老道，他企图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毕竟同列强打交道不多，对于洋人的认识不够，对洋人寄予的希望过多，放松了自己的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延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中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人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没有国家愿意为了中国跟日本翻脸。老谋深算的李鸿章这次失算了。 李鸿章自认为武器装备落后于日本，对于战争并没有抱太多的胜算，主将尚且如此，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果然，在中日海战中，李鸿章主动放弃制海权，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李鸿章拱手相让。如此犹疑的战争心理，同小日本咬定中国不放松的决心，对比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