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前夕，想象"未来属于那些敢于思想的人"是勇敢的，也许这样做可能有点愚蠢。直到学生游行爆发之际，大部分的中国民众仍然未听说过（同时也不太关心）什么"自由思想"。此外，保守派对新文化的公开反对，也迫使蔡元培试图限制"新潮"思想自由地在社会中漫涌。促成新思潮从北大冲向校外街道和乡村的，不是思想说服力，而是"五四"爱国运动。 但是，"思想洪流"并未解决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也没有解决怎样使启蒙运动遍及中国，从而使民众摆脱奴性道德束缚的问题。这更未能使知识分子消除对自己不适当地代表了新思潮解放力量的怀疑。在"五四"之后的五年里，这些青年都在内心认真思考，并在所加入的团体内继续讨论这些问题。最终，正是他们在北大岁月里所结下的团结友谊，使他们没有放弃摆脱这些困境的希望。 使新思想和社会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相结合，并不是"后五四"时期唯一的难题。师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1911年政治革命失败之后的岁月里，便已经奋争过了。在民众中传播启蒙思想，是学生运动的显著挑战；而这一任务的艰巨性，早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例如在1919年5月北京学生游行前几天，西安的"新文化运动"支持者杨钟健致函《新潮》：兄弟自阅读贵刊以来，心中一直非常感佩，尤其是讨论"女人的人格"、"家庭改革问题"、"自由恋爱"等等那几篇……不过我也怀疑那些理想有多合理。中国妇女中许多人并不知道什么"人生观"和"家庭改革"等新鲜名词。难怪越来越少人能够读《新潮》。杨钟健：《给记者》，《新潮》1卷5号（May1919），pp.948-949。半年后，当举国仍然处于爱国热情高涨之时，"五四"知识分子和新潮社发起人傅斯年，再次怀疑中国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着新思想。到了1919年11月，傅斯年比杨钟健更为尖锐地向同代人提出问题，并极为痛苦地总结道，不仅是贫困的妇女和其他平民没有接受启蒙思想的准备，即使像他自己那样的学生一代，也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新世界观的挑战。傅痛斥学生一代的自我形象，说："我们自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来的历史。……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 傅斯年并不愿意停留在这种模糊的一般概念上，他继续抨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畏缩不前的原因：崇尚先哲。这使他们可以达数世纪之久地讨论专制问题，而不对其存在的思想意识前提提出根本的挑战。为了唤醒国人，傅写道：我们应当常常自问：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我们现在腼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试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傅斯年选集》，p.348。傅斯年对其伙伴们能否实现启蒙思想和他们是否具备有效地将其传播到社会中去的能力，深感怀疑。在以后的几年里，傅更是加深了这种怀疑。 留洋学习并没有消除这一疑问，反而使之加强了。在从伦敦寄给北大教师胡适的一封充满痛苦的长信里，傅斯年进一步批评所谓的"新"青年的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他的朋友俞平伯在伦敦仅待了两个星期，就突然几乎是不告而别地返回中国了。有感于此，傅试图发觉这个"新潮"伙伴意志消沉的原因。他的信反映了一代人的忧郁。为了说服俞留下，傅从伦敦追到巴黎，又到了马赛（Marseilles），但终未成功。傅试图找寻"思乡"以外的原因，但他发现，无论是对国外生活条件不适应，还是"恐怕还有些遗传的精神病症"，都不能对此作出解答。傅进一步探究后，发现是"家庭制度"和"文人稚气"损抑了俞平伯的精神，而他本人所受的影响"只不过比俞略少一些"。 按照傅的说法，俞平伯在"五四"期间曾坚定且理智地摆脱了"空虚无用之想"，并在个人自主的基础上追寻"新道德"。但现在俞发现，他新近掌握的世界观，并不足以抵御媒妁婚姻的现实：（俞）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正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像就好了。……（我）此后学心理学大约偏重于Biological〔生物学〕一派与讲FredianPsychoanalysi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一派。……近来很不想做文章……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胆说冒失话；……近中更觉得心里边extroversion〔外向〕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rsion〔内向〕之趋向大增，以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傅斯年：《寄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Vol.1,pp.102-106。在北京城的"新潮"伙伴中，俞平伯和傅斯年都曾试图树立新的自我形象--具备独立与批判性格的学者；对此，傅斯年仍在身体力行。然而这种角色太抽象懦弱了，无法冲破束缚着启蒙倡导者的社会之网与感情之网。傅认为，学者的内在的思想骚动，是由于无力克服成为仕绅的诱惑。一旦成了"大少爷"，俞平伯也就成为了文人的内在软弱的牺牲品。按照俞平伯这位焦虑而同情的朋友的说法，俞的文学兴趣，使他越来越深陷于非现实的泥淖。由于自我怀疑，这使他自身无法抵御面对要求屈从的压力；但他的屈从，又使他对"五四"启蒙运动对旧的社会角色、旧文学、旧的自我形象的解放作用，产生了怀疑。换言之，像俞平伯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后代的形象十分安全可靠，所以他们能够重新考虑（也许是自认为是又重新考虑）接受传统观念。 身处遥远的伦敦，傅斯年因此更能够感受到，受传统支配的中国文人所面临的顺从压力。他们对传统的执着，也反映在国内那些更激进的、进行自我质疑的"五四"活跃分子身上。傅斯年那些留在国内决心继续社会革命的同学们，也在尽力与顺从压力的诱惑作斗争。而这种屈服于舆论压力的诱惑，与俞平伯在国外所经历的并非毫不相关。他们面临的共同困境是，在争取民众支持他们的政治方案的同时，又要防思想上的妥协。在坚持"五四"启蒙精神完整性的争斗中，这些"五四"学生们继续得到北大老师们的支持和鼓励。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到一个月，陈独秀写了《反抗舆论的勇气》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陈要青年们记住："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他以为这种心理的主要特性是害怕反抗权威，俞平伯正是为这种情绪所压倒。陈独秀最后说："中国永无前进之希望，除非出现一些能大胆公开反抗舆论的人。"陈独秀：《反抗舆论的勇气》，《独秀文存》第2卷，p.123。 要想抵御文人家庭和大众舆论这种传统权威的压力，就必须坚持和发展作为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认同感。这不是什么个人事业，而是社会变迁的本质。1919年后的几年里，随着"五四"运动中的老师和学生们发起了如"中国共产党"和"文学研究会"这类组织，这种挑战就变得更具体了。如果单从社会活动的层面来看，这两个团体似乎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就功能而言，它们倒是很相像。它们全都维护和发展了作为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认同感，使知识分子得以抗拒要他们放弃"五四"启蒙理想的压力。 中国共产党和文学研究会都是1919年一连串事件所引发的讨论和辩论的产物。一年后，即1920年10月，当许多同胞们仍沉浸在民族主义热潮的余晖时，北大的一些老师和学生组织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它的目的纯粹只是在扩大学生运动的爱国内容。它的成员有《新青年》编辑李大钊、《新潮》撰稿人张申府和高尚德、《国民》杂志创始人邓中夏和张国焘，还有"平民教育讲演团"的积极分子李骏和朱务善。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包括：新潮社成员张申府、高尚德，还有北大平民讲演团的成员邓中夏、张国焘、朱务善和李峻等。周子信：《北京共产党小组》，《人民日报》（6October1980），p.4；另见作者与张申府于1980年3月和4月的谈话。两个月后，也就是1920年12月，另一批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创办了"文学研究会"，其目的在于使文学成为促进中国社会觉醒的更积极的力量，其成员有《新青年》编辑周作人、《新潮》撰稿人叶圣陶、孙伏园、郭绍虞和朱自清，还有一些和北大没有正式关系但却具有共同的反传统理想的朋友，其中最著名的有茅盾和郑振铎。LeoOufanLee：TheRomanticGenerationofModernChineseWriters（Cambridge,Mass.,1973），特别是pp.11-14。 在"五四"到1925年更大规模的"五卅"爱国运动之间的五年里，这两个团体都坚持了"五四"知识分子发起的批判性的自觉。在中国共产党内，工人教育、工会和罢工的组织者，继续宣传反对封建道德、提倡白话诗，以及强调启蒙运动对唤醒落后民众的重要性。同样，初露头角的"文学研究会"青年作家也互相鼓励，不允许该会成为传统的"文以载道"的代言人，而是要使之成为反映遭受凌辱之民众的血泪的镜子。 因此，组织者和作家之间的差异与他们的共同点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共同点不是偶然的或形式上的，而是经由不断的沟通和合作所达成的。邓中夏和朱自清在这个期间的友谊，是"五四"知识分子间持久团结的典范，尽管人们以为这一时期是他们两者差别最大的时候。这两位朋友虽然分别投身于中国图19共产主义劳工组织者 邓中夏，1924年共产党和文学研究会，但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鼓励忠于"五四"启蒙运动。在加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而成为朋友之后，他们依然对社会革命时代的新诗体抱有共同的期盼。邓中夏期望作家能深入到社会变革中的实际事务上，而朱自清则为艺术表现中的粗制滥造深为忧虑。感谢朱自清之子朱乔森对邓中夏和朱自清友谊的介绍。1980年4月，我得以在北京与他见面并交谈。关于邓中夏继续关心"五四"思想的进一步根据，可见20年代早期刊物上登载的下列文章：《新诗人的棒喝》，《中国青年》（1December1923），pp.4-6；《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22December1923），pp.6-9；《恋爱自由问题》，《中国青年》（6January1924），pp.14-16。 这样，他们保持联系，相互告诫，不要忘记北大期间就开始肩负的社会和文化启蒙的双重职责。1924年夏，两位年轻人在杭州再次相会。朱自清在一首诗中回顾了"后五四"期间作家与社会组织者之间的紧密团结现象。从多愁善感的作家对具有务实心态之组织者的赞赏中，我们可以瞥见两人间的持久友谊。尽管所有的思想都得在未来岁月的政治烈焰中经受考验，但这种团结使启蒙思想得以处于社会革命的前沿。 你的手像火把， 你的眼像波涛， 你的言语像石头， 怎能使我忘记呢？ 你正渡过洞庭湖， 你正渡过扬子江； 你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 地上是荆棘呀， 地上是狐兔呀， 地上是行尸呀； 你将为一把快刀！ 披荆斩棘的快刀！ 你将为一声狮子吼， 狐兔们披靡奔走！ 你将为春雷一震， 让行尸们惊醒！ 我爱看你骑马， 在黄土里驰骋-- 一会儿，不见踪影！ 我爱看你的手杖， 那铁的手杖； 它有颜色，有斤两，有铮铮的声响！ 我想你是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 要吹倒那不能摇撼的黄金的王宫！ 那黄金的王宫！ 呜……吹呀！ 去年一个夏天大早我见着你： 你何其憔悴呢？ 你的眼还涩着， 你的发太长了， 但你的血的热加倍地熏灼着！ 在灰泥里辗转的我， 仿佛被焙炙着一般！ 你如郁烈的雪茄烟， 你如醇醇的白兰地， 你如通红通红的辣椒， 我怎能忘记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