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是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北京大学学生在1919年5月4日的示威中，第一次体验到现实生活。其后的几个月里，在起草宣言，组织首都的其他学生，进监狱，面对起诉和发动学生、工人、商人的全国性支持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他们的使命是充当不懈的劝说者。但是，当这些年轻人以中国在凡尔赛蒙辱的消息去唤醒他们的同胞时，他们还未认识到雄辩术的局限性。事实上，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充当的义愤文人角色，在过去的世代里早已存在了。因为他们以无知平民的导师自认，因此坚信有权提醒专权的统治者注意政治弊端。JeromeB.Grieder：《知识分子和近代中国政府》（IntellectualsandtheStateinModernChina；NewYork,1981）的前两章，谈及知识分子在君主政体下，即是批判者又是奴仆的角色。pp.1-47。 然而那些1919年5月4日走上街头的人们当中，有些学生已经开始怀疑，知识分子是否有权代表沉默的民众说话并批评他们。在爱国示威爆发前几个月一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便是属于这群少数人。如我们所知，他们是1912年至1918年期间聚集于北大的文化激进派学长所开创的思想潮流的受益者。在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和他的同事李大钊、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以及其他创建《新青年》杂志的人的帮助下，学生们能够构想和执行自己不同的使命。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和社团"新潮"社，宣传更新、更积极的启蒙观点。如果单枪匹马，无论学生或是老师都不能明了，更别说开展一场全国性的文化觉醒运动。但如果团结起来，他们就能先说服自己，然后再慢慢地说服其他同胞。因此，对中国封建心态的批判，是长期且有效的救国活动的前提。 图9陈衡哲图10朱希祖但是，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在促使其他人认识到他们也有文化启蒙的权利之前，不得不承认他们也是中国旧思想的承继者。因此，改变中国意味着首先改变自己--文化遗产的传递者。甚至在1919年"五四"示威之前，文人的自我改造就被当做"新文化运动"的目标而提出了。早在1917年，文字改革已被提出以实施这一目标。通过有选择的口语化写作--白话写作，它不同于被称做"文言"或"官话"的古典语言--反传统知识分子表明他们打破前辈文人的传统。 然而，如果不投身于实际的社会动员，知识分子这一决心并不会产生多大的社会效果。只有当他们决定对那些被隔绝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理想之外的大众道出他们的关怀时，北大学生才开始真正探索劝说者的使命。我们将会看到"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是一个从北大向社会舒展，皆在促进"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这个学生组织建立于1919年3月，它为启蒙的倡导者和保守的爱国者提供了第一个动员同胞们的舞台。1919年示威后的半年时光里，街头演讲成为乡村和工厂里人们谈论的话题。正是通过这种演讲活动，学生直接获得了中国社会现状的知识。 开始教导人们之后，学生发现有比他们想象中更多的问题。在传播新文化的过程当中所遭受的挫折，迫使他们进一步放弃对文人清谈的依赖。渐渐地，他们认识到自己深受旧思维、谈话和写作方式的束缚。只有在这时候，即当他们发现自己多么缺乏启蒙讯息的时候，新知识分子才得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