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之役，冯国璋立得大功。据称他在得知自己被清廷封了“二等男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了，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之后，冯国璋再三向袁世凯请命，要求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武昌。但令他费解的是，袁世凯却下令不打了。 对袁世凯的议和之举，冯国璋很不理解。在他看来，北洋军攻下“革命老巢”武昌不过在指日之间，为什么非要在这节骨眼上停战议和？退一步说，即便要议和，拿下武昌再议岂不是效果更佳？或者，趁此机会一举平定，立下不世功勋，又何须议和呢？ 因此，冯国璋才罔顾袁世凯的停战指示而下令继续炮轰。袁世凯得知后勃然大怒，随后连发七道电文，命冯国璋立刻停止炮击，以为双方的谈判创造良好氛围。即便如此，袁世凯还不放心，他随后又将冯国璋调回京城充任禁卫军统领，前线总指挥改由另一员心腹大将段祺瑞出任。 袁世凯将冯国璋调任的理由是，冯国璋练兵多年，又做过贵胄学堂的总办，禁卫军军官大都出自冯国璋的门下。而当时有谣传称禁卫军要将清帝溥仪护送出关，如果真有其事，局势势必失控而外人（日、俄）有上下其手的可乘之机。由此，控制禁卫军并稳定京城局势，挟战胜之威归来的冯国璋正是不二人选。 王朝鼎革之际，谣言非但特别多，而且流传特别快，“清帝出关”即为其中一例[5]。除了谣言之外，冯国璋被调回京城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一意主战，而这难免会影响到袁世凯与革命党的谈判大局。 对此，袁世凯把兄、原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看得非常清楚，其认为，在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的情况下，“项城以为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张剿抚兼施。……以项城才略经历，自属过人，其对于时局，言剿改而言抚，言抚进而言和，纯出于项城之主持。汉口、汉阳以兵力威胁南方，攻占以后，决定不再进兵，只清理河淮南北一带，以巩固北方，即南京亦不派重兵往援。所有谕旨，均从宣布德意着笔，而资政院迎合民意，亦供项城之利用，经此蕴酿，乃促成南北议和之局，此中运用，则非旁观者所能尽知也。” 12月5日，“各省代表会”决议电请伍廷芳为代表来鄂议和，并公举王正廷、胡瑛为副代表。次日，摄政王载沣退归藩邸，袁世凯随即发布内阁咨文，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是当年清廷公派第三批赴美幼童，在美国学习生活了七年之久。回国后，唐绍仪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后被派往朝鲜协办税务，由此与驻朝鲜商务代表袁世凯结下不解之缘。 在朝鲜时，唐绍仪是袁世凯的书记官，也可说是袁世凯最早的部下。凭借这层关系，唐绍仪也随着袁世凯的升迁而水涨船高，他先后做过天津海关道员、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和邮传部尚书等职。袁世凯下台后，唐绍仪受波及而赋闲。等到袁世凯东山再起，原来的部属也一个个起复委用，唐绍仪即为其中之一。 袁世凯选择唐绍仪为议和代表有这样几层考虑：其一，唐绍仪与南方议和代表均为广东人，双方交流无障碍；其二，唐绍仪与伍廷芳均擅长外交，资历相当；其三，唐绍仪接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思想较为开明，容易被南方阵营所接受。 12月11日，唐绍仪率议和团到达汉口，即将北上赴任的冯国璋满腹牢骚地对原部属、北方议和代表之一冯耿光[6]说：“民军经此大败，业已四处星散，我军可随时渡江，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议和，何不先克复武昌，若三镇在手，再与民军城下议和，岂不胜券在握！我已屡电袁宫保（清廷封袁世凯为太子少保，故称“宫保”），但宫保对此却置若罔闻，不知是何用意，实难揣摩！”冯耿光此时已明白，但他不好捅破这层窗户纸，只好含含糊糊地对老上级说：“宫保想必有他的心事，等到过些日子，事情也就明白了。” 唐绍仪被任命为北方议和代表的同日，黎元洪也提名伍廷芳为南方全权代表，温宗尧、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军政府特派代表。按黎元洪的意思，南北双方既已宣布停战，议和就应放在武昌进行，由此也可以维护湖北的“革命中心”地位。 但事与愿违的是，伍廷芳虽于12月10日复电接受议和代表的任命，但对议和地点设在武昌的建议并不认同，他随后恳请黎元洪“转致唐公，速来沪上，公同谈判”，并请武昌方面“派专轮护送”。黎元洪接电后大为着急，他连电沪上请伍廷芳顾全大局，但仍遭伍廷芳婉言拒绝。 此时已在路上的唐绍仪对此毫不知情，等见了黎元洪才知道，伍廷芳不愿来武昌。正当他想为议和地点争论一番时，袁世凯于12月13日来电，命其“赴沪讨论”。原来，上海方面已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袁世凯建议，将议和地点放在上海更为适宜，因为上海交通便利、信息快捷，而且地位相对中立，安全上也有保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上海已聚集了各省的名流人士，就“天时、地利、人和”而言，上海三者兼具，武昌确实无法与之相抗衡。由此，伍廷芳无意远行，也在情理之中。 为尽快促成谈判事宜，袁世凯作了相当的让步。12月14日，在湖北军政府代表王正廷、胡瑛及资深革命党人谭人凤的陪同下，唐绍仪率北方议和团乘坐“洞庭号”轮船顺流东下。北方代表团中，唐绍仪为正，袁世凯的亲信幕僚杨士琦为副，其他二十省代表也都经过精心挑选，如浙江章宗祥、福建严复、湖北张国淦、广东冯耿光、山西渠本翘、安徽孙多森、四川傅增湘等，其中大多为新派名流。另外，因谋刺摄政王载沣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知名革命党人汪精卫也在特赦后一路随同前往。 经三日航程，一行人抵达上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身为清廷一品大员的北方代表唐绍仪身穿西服，打领带，戴法式皮帽，着呢大衣，全身上下一律西化，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来迎接他的南方谈判代表伍廷芳却穿着中式长袍，一副传统儒雅的气象。 12月18日下午，南北议和团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大马路公共租界市政厅（今南京路人民公园一带）举行，各国驻沪领事前来观礼后，双方代表相互验证，谈判正式开始。不过，这都是些表面文章，真正的事实是，唐绍仪在前一晚即已拜访伍廷芳，双方的底线已大体摸清。就政见而言，伍廷芳坚持革命阵营的议和条件，即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在此基础上，可以优待皇室并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而唐绍仪这边，尽管他本人私下表示倾向共和，但此次和谈毕竟负有使命，袁世凯主张的君主立宪制才是他这次和谈力争的目标。 首次会谈中，双方即纠缠于停战问题，因为当时山西、陕西等地仍有战事，而且清军一方占据优势，伍廷芳要求袁世凯履行停战协议，待双方切实进入停战状态后方可进行第二次会谈。唐绍仪在力争无效的情况下反责革命军先行攻击，双方相互指责扯皮，一时无法进入正题。 对南北双方的如此表现，密切关注会议进展的各国使团大为不满，英国公使朱尔典当晚领衔英、日、德、美、法、俄六国公使联合致电双方代表团，促其尽快谈判，恢复和平。在外人的压力下，双方代表团于12月20日举行第二次会谈。这一次，双方在亮出各自的立场后却突然峰回路转，原因是：唐绍仪的态度出现软化，他没有明确反对共和立宪而称应“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现在所需讨论的不是“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到达之办法而已”。 唐绍仪的表态明显缓和了谈判的气氛。伍廷芳也表示，只要赞成共和，无论皇室待遇还是旗兵安置，自有善法，一切皆可商量。但是，“和平解决”到底是怎么个解决法，唐绍仪仍支支吾吾，不肯明示。在伍廷芳的一再追问下，唐绍仪这才亮出底牌：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可也。其军队必如此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 唐绍仪突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这点颇在南方代表的意料之外，具有丰富谈判经验的伍廷芳立刻施展其外交急智，称：各省代表已在南京，现在即可以表决。对伍廷芳的“偷梁换柱”之计，唐绍仪当然不会上当，他反驳称：目前的独立各省代表皆为革命都督所派，现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与提议中的“国民会议”是两回事，两者不能等同。 计谋被识破，伍廷芳只得哂然一笑，称“国民会议”的召集方法、开会时间及地点一时难以确定，届时势必久议不决，今日之事，贵在从速解决，不然兵连祸结，和平无望。 尽管南北双方仍存分歧，但第二次会议毕竟在“召开国民会议表决国体”的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一成果已属不小。事实上，唐绍仪此时提出以“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并非偶然，早在11月15日，刚释放不久的知名革命党人汪精卫即与一向主张君主立宪的湖南才子杨度联合组织“国事共济会”，宣称：使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决之。无论所决如何，君主民主两党，皆有服从之义务，否则即为国民公敌。 汪精卫、杨度的用意，在于鼓吹“国民会议”，其是否得到袁世凯的资助或授意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得到了袁世凯的认可，只是“国事共济会”的主张遭到了资政院和革命党的双重反对，最后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第二次会谈结束后，唐绍仪向袁世凯电奏谈判结果并请求朝廷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以公决“君主、共和”之国体。袁世凯接电后，即率内阁大臣们上奏隆裕太后，其中称：武昌事起，全国震动，祸机爆发，势成燎原。朝廷之德意屡宣，革党之气焰仍炽。汉口既下，海军继变；汉阳虽得，金陵复失。……彼之根据愈坚，我则应接不暇。重以库帑告罄，贷款无从，购械增兵，均为束手。……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处此，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革命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 接奏后，隆裕太后于次日（12月28日）召集御前会议，尽管有载涛、毓朗等部分王公反对，但他们对此时局又拿不出任何办法。既然指望不上他们，隆裕太后于是下懿旨：“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盖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办法妥拟，协定实行，尅期召集国会。” 接下来的两天里，唐绍仪与伍廷芳继续举行第三、第四次会议，其中对“国民会议”的召开地点争论颇激烈。伍廷芳首先表示，会议地点不能在北京，唐绍仪则称，袁世凯内阁不愿在上海。双方争来争去，提出了汉口、威海、烟台乃至香港等地点，但最后仍不能达成一致。不过，在12月30日的第四次会议上，双方对参加国民会议的各省代表人数、召集办法、会议程序及投票方法均达成协议。[7] 12月31日，双方代表举行第五次会议（也是南北和谈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唐绍仪在事后电奏中明确记载：“伍代表提议国民会议在上海开会，日期定于十一月二十日（即1912年1月8日），唐代表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换句话说，“国民会议”的召开地点与日期已大体确定。 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可以说是中国与近现代民主理念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但是，在南北对峙的紧张形势下，这一充满了理想主义、超越时代的设想，在实际操作中又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