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型相貌上看，黎元洪身材魁梧，脸庞宽大，显系有福气之人，而终其一生，运气也着实不赖。 1883年，黎元洪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并亲历甲午海战，见证了威风一时的亚洲第一水师覆灭的全过程，也侥幸逃过葬身大海为国捐躯的悲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原本为人钦羡的海军将领们大都被清廷革职，黎元洪也由此陷入了失业的彷徨之中。可是，黎元洪天生运气好，歇业没多久，老领导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并在南京扯旗招兵买马，黎元洪闻讯赶去投奔，旋被委派监修南京城外炮台。自此，海军科班的黎元洪弃水登岸，转型为陆军将领。 1896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黎元洪随同前往。经张之洞一再提拔，黎元洪完成了从军中小吏成长为清廷从二品大员的华丽转身。辛亥年前，湖北第八镇（师）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旅）相继成军，前者由总兵张彪任统制，后者由黎元洪出任协统。由此，黎元洪一跃成为湖北军界中的第二号人物。 武昌起义当晚，湖广总督瑞澂及统制张彪仓皇出逃，黎元洪则被革命军硬推出来做了“湖北都督”。好在此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数日后，黎元洪也由最初的消极转为积极，湖北军政府的成立与武昌首义的最终胜利，黎元洪自有一份独特的功劳。 之后的一个月里，全国局势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湖北革命的胜利，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上海、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相继宣告独立，一个月间，清廷便已失去半壁江山。 正当黎元洪踌躇满志之时，两名不速之客突然造访都督府。第一位姓刘名承恩，湖北襄阳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之后辅佐袁世凯小站练兵，曾先后担任过“新建陆军”步兵第三营帮统、工程营管带等职。1898年，刘承恩协助袁世凯创办步兵随营武备学堂并担任学堂监督，堪称北洋系的元老级人物。1900年后，刘承恩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任回鄂，在此期间，他与黎元洪共同参与了湖北新军的编练工作，两人曾共事三年。 另一位信使蔡廷干，此人系当年第二批留美幼童，后服役于北洋水师并委带“福龙”号鱼雷艇，系黎元洪当年的同袍。甲午海战中，蔡、黎两人同赴战场，后又同一批被黜职，在黎元洪追随张之洞时，蔡廷干则入幕袁世凯的门下，成为其亲信干员。 武昌起义后，三年前被罢职的袁世凯再度出山，此刻他正率大军压境，其威慑力毋庸赘言。袁世凯复出后，已在广西任职多年的刘承恩再度投奔到袁世凯的麾下，而蔡廷干也随即被委任为“海军部军制司司长”并兼任袁世凯的“海军副官”。 有朋自远方来，人生一大乐事，但值此南北军紧张对峙之时，这两位乃是作为袁世凯的私人代表而来，这不免令黎元洪感到有些警惕而疑惑了。朋友，固然还是朋友，但其身份已在敌友之间，且他们又是为何而来呢？ 中国是个关系社会，有熟人才好说话，方能办事，袁世凯可谓深谙此道。二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袁世凯既做过朝鲜商务督办，也亲自编练过新军，尔后又担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乃至军机大臣等要职，其一生经历了外交、商务、军旅等诸多领域的锻炼与考验。在这个过程中，所网罗的人才也是应有尽有，但凡有事，其夹袋中总能找到对应的干员。袁世凯能成为一代枭雄，与其善于发现并任用人才是息息相关的，终其一生，所谓门生故吏满天下，“北洋系”一说绝非虚传。 与冯国璋、段祺瑞等核心干将相比，刘承恩与蔡廷干还只能算是袁世凯手中二三线的人物。事实上，刘、蔡二人此行的任务也不复杂，无非为停战议和而来。过江之前，刘承恩已给黎元洪写过三封信，但黎元洪均未理会。刘承恩去信未复后，袁世凯即于11月2日下令猛攻汉口，力图在军事上打开局面。 汉口之役，北洋军不分军民，一概炮击。炮火纷飞下，城内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难民渡江南奔，不幸者的尸骸浮江而下，中外为之哗然。此役后，袁世凯又做出停战的姿态并亲自致函黎元洪，劝其停战议和。 在北洋军的强悍压迫之下，黎元洪这才于11月9日复信袁世凯，其大意是：如今全国上下，同仇敌忾，誓将清廷推翻，我等不畏危难，首举大义，如袁公能归顺革命，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非公莫属，如能翻然速来，则息壤固在，要是思以诈术，懈我军心，则人各有志，我等亦有防备，等等。 同日，已被任命为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也致函袁世凯甘言相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 黎元洪、黄兴二人的来信言辞热切，但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为所动。袁世凯之目的，是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解决首义之地，既然黎元洪未完全封死谈判大门，他随后又命刘承恩继续接触，以探出黎元洪的底牌。这一次，黎元洪不再拒绝，刘承恩、蔡廷干也于11月10日过江，双方开始了面对面的谈判。 11月11日，黎元洪与湖北军政府成员汤化龙、胡瑛等人在都督府会见刘、蔡二人。经简单引介后，黎元洪即请刘、蔡二人表明来意。刘承恩原籍湖北，本地人士也对他比较熟悉，于是刘先发言，大意是：清廷已下罪己诏并宣誓太庙，一切恶政都将革除，各位起事也主要因为清廷虚言立宪，专制过甚，如今目的达到，大可休兵停战，否则战争延绵，不免生灵涂炭，本为救民，反成害民，这不能不思量一二。 见众人对此不以为然，刘承恩又说：袁项城（袁世凯，字项城——笔者注）世受国恩，不忍坐视清帝被武力推翻，即使南北争端，亦不愿以武力解决。如今朝廷已颁《十九信条》，亲贵不得干政，大权已归我汉人。清帝虽然帝号仍存，但不过是徒拥帝位，如同众僧供佛，佛祖有灵，则众僧皈依；佛祖不灵，则焚香顶礼，权在僧人，佛祖亦无能为力。再者，满人受此打击，谅也掀不起什么波澜，公等若遣代表入京，组织新内阁，共图国策，岂不两全其美？ 黎元洪听后微微一笑，说：以项城之威望，如能倒戈一击，克复京师，将来选举总统，当为首选。若说什么三世受恩，何不想想当年宣统即位，项城即被逐出京城，仅以身免。此仇不报，反视为恩，项城何以如此昏聩！ 话一说完，黎元洪又请蔡廷干发表高见。蔡廷干以退为进，称自己十余岁在美留学时即已剪除辫子，又曾亲身经历美国总统大选和地方选举，对美国的共和政治深表赞同。但随后，蔡廷干却话锋一转，称一国之政治制度，适用于甲国，未必适用于乙国，因为政治制度受各国环境、民情、习俗等因素影响，若仔细考察本国国情，实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之条件，眼下国人文化程度太低，多数人皆不识字，既无参政意识，也无参政能力，如果从君主立宪制过渡到共和制，似更稳妥。 见众人大摇其头，蔡廷干又举例说，实行共和固然美好，但一旦各省自行退出，又如何制止？譬如云南与英国有片马边境交涉，他省未必在意，如何能保证国境统一？各省向有强弱穷富之分，倘若各自为政，互不相济，边境各省首受其害，势必被列强利用，将来国土沦丧，谁能负责？ 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都不能说服对方，无非是各自表明立场态度。一场辩论后，大家口干舌燥，黎元洪即建议停议，并设宴款待两位来使，与会代表一同进餐，双方暂时抛弃争执，把酒言欢，全无敌对之气氛。 11月12日，黎元洪将刘承恩、蔡廷干二人礼送过江，并请他们给袁世凯带去一封亲笔信，作为这次谈判的一个补充。 在这封洋洋洒洒千余字的信中，黎元洪反复劝告袁世凯：清廷诏谕，无非牢笼汉人的诈术，阁下作为我汉人中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当年革职之后，一度尚有性命之虞，他人或有不知，阁下如何能忘？……倘鄂军屈服于清廷，恐怕过不了多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历史的一幕将再次上演。阁下若真剿灭了我等，那自己也难免有功高震主之嫌，即便再谦恭隐忍，恐怕也没法脱得干系…… 黎元洪再一次明确表示，只要袁世凯归顺革命，与众人“共扶大义”，那四亿同胞都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定为袁氏囊中之物。 11月13日，袁世凯北上入京组阁，蔡廷干等人亦随同前往。值得一提的是，蔡廷干中英文俱佳，与《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莫理循关系密切，因而他又专责协助袁世凯在此期间的外事活动。不知出于何种动机（或许是袁世凯的指派），蔡廷干回京后即拜访了《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且有意无意地将本次谈判信息透露给这位老朋友，而莫理循随即于11月16日以密件形式将这次谈话的详尽记录上报给了《泰晤士报》的国际版主编布拉姆。 离奇的是，莫理循以这样一段记载结束了这份密件：蔡廷干在武昌时，曾问及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参与谈判的武昌方面人士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甚至以轻蔑的口吻谈到，孙中山不过是一个革命的鼓吹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他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他们说，尽管在日本留学的人当中有一些曾是孙中山的党人，但不能说孙中山在当前的这场革命中起过任何作用。 这段对话，莫理循是否添枝加叶目前尚不得而知，若这段记载真实可靠的话，就在无形中显示出湖北革命派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矛盾，而这也为后来革命阵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