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毫无疑问是世界的中国年。 这一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中国自此步入了完全意义上的共和时代。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以新奇的目光关注这个曾经垂朽的老大帝国；中国人自己，更是在翘首盼望着未来的各种美好景象。 但梦想有时毕竟无法照进现实。时隔半月，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昌又响起了刺耳的枪声，一群又一群暴动士兵冲出营房，他们一路鸣枪，一路高喊“打倒孙武”、“驱逐民贼”、“改良政治”的口号，分路向军务部和军务部长孙武家扑去。 参加暴动的士兵人数不下万人。事后调查发现，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队，其中近卫军两千人、“将校团”三千人、“毕血会”一千八百人、学生军两千人，教导团、义勇团等也有不少士兵参与。 当晚，参与者臂缠“群英会”的白布袖章，分头出动，一齐涌向街头。与半年前的武昌首义相比，这次的行动并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暴动士兵很快包围了都督府、军务部等要害部门并迅速控制了全城。 由于与事者动机不一，成分复杂，暴动很快变成了一场骚乱，乱兵们四处放枪，大肆抢劫。夜色遮蔽之下，革命军第二镇统制、文学社重要成员张廷辅在骚乱中被乱兵射杀。被“千夫所指”的事主孙武侥幸逃到了汉口，其家小则被暴动士兵全部扣押。 或因为如此，历史上并没有把这次行动抬高为“二次革命”，而只是将之轻描淡写地称为“群英会事件”，因为它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场并不光彩的兵变。读者或许会问：“群英会事件”系谁人导演？它的答案是黄申芗——孙武之前的革命同志兼好友。 兄弟阋于墙，何至于此，其中必有不可为外人道的隐情。这事说来话长，得从武昌起义后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力分配说起。 武昌首义之初，孙武本已被革命党内定为革命胜利后的湖北都督。可是那场催发革命的自制炸弹误爆事件让他彻底与都督这个职位无缘。不过这也无妨，身为湖北省内少有的几个“骨灰级”革命元老之一，革命成功后，他仍顺利地获取了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的职位。 随着地位的上升，孙武独断专横的作风也日渐暴露，他不但居功自傲，而且还不时排挤打压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就连同属“共进会”的同志，也不例外。孙武的做法引起了部分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他们私下里议论孙武：“做了几天新官就瞧不起人，要是长久下去，那还得了吗？” 没过多久，黄申芗也加入了这部分人，并进而成为“倒孙”事件的主要谋划者和实际领导者。这，恐怕是孙、黄二人相交之初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孙武生于1880年，曾入武备学堂从习军事，后任湖南新军教练，并于庚子年参与唐才常“自立军”举义。据说，孙武在湖北发展革命时，常有人误认为他是孙文（即孙中山）之弟，而孙武亦笑而不语，不多作辩白。 孙、黄之交，渊源颇早。1906年，“日知会”成立，孙、黄均为这个革命团体的会员。“日知会”被破坏后，孙武流亡日本。在日期间，孙武先是加入了同盟会，后因不满孙中山、黄兴专注于华南起义的做法，而于1907年8月与四川张百祥、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翚等人在日本东京另组“共进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络会党发动反清起义。1908年后，孙武回国，随即以“共进会”的名义在湖北开展革命活动。 在运动会党与革命士兵的过程中，孙武再度与黄申芗重逢，而后者此时已是湖北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前均是“日知会”会员，孙武随即邀请黄申芗加入“共进会”。此后，“群治学社”中的一些鄂籍成员也陆续加入。在黄申芗的引荐下，其他一些革命小团体如黄元吉、汤舜卿的“文学研究社”，丁仁杰、萧国宝的“自治团”，李建中、梁维亚的“武德自治社”，向海潜、李绍白的“群英会”等也都相继加入了“共进会”。 1910年4月，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群治学社”打算趁机发难，后因消息走漏而事败。作为“群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黄申芗逃亡上海，“群治学社”也被迫易名为“振武学社”，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上千人。 黎元洪时任湖北新军协统，他探得“振武学社”的消息后，为防止事变，便将社长杨玉鹏开除出营。“振武学社”又被迫更名为“文学社”，蒋翊武被推为社长。至1911年7月，“文学社”成员已近三千人。 与此同时，孙武、张振武等人领导的“共进会”也在湖北新军及会党中联络了两千余人，成为与“文学社”并存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经数次会谈，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夕，“文学社”与“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并建立了统一的指挥系统，孙武被推为起义部队的参谋长。革命成功后，他当上了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长，算是实至名归。 黄申芗却没有这样的幸运。论资历，他是“文学社”前身“群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与孙武同时参加过“日知会”，称他为资深的革命元老也不为过。可革命爆发时，黄申芗因清廷的通缉而流亡上海、安徽、江西等地。待他赶回武昌，军政府中的座次早已排定，这位首义的“迟到者”，仅被委任为民军第七协第十四标统带。 按理，孙、黄交往甚早，先前的合作也算融洽，应有一番旧谊。但黄申芗去军务部向老朋友、新上司孙武致谢（“谢委”）时，孙武却打着双赤脚，大咧咧地坐着，昂然不动，傲气逼人。见黄申芗来后，他只远远地问道：“你来了——很好。委札接到没有？”黄申芗不曾想自己会受到如此待遇，只好强忍怒气说：“接到了。我特来谢你的。”孙武对黄申芗的态度很不满意，他哼了一声，说：“标统不小啊，在满清，那是要戴蓝顶子[1]的，你要好生的干，听着没有？” 黄申芗出去后，气得肺都要炸了，他跟身边的人愤恨地说：“尧卿（孙武的字）得意忘形，连老朋友都不放在眼里——我非杀了他不可！” 经多次苦战后，黄申芗升任第八协统领，不久又调任湖北副总统府近卫军第二协统领，负责武昌城内的治安和都督府的保卫工作。令黄申芗感到恼火的是，近卫军统制高尚志原是他主持“共进会”会务期间亲自任命的十二个“大都尉”之一，其资历与能力远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如今却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由此，黄申芗不免心怀不满，并认为这是孙武在背后故意捣鬼。 同志间的猜疑加上孙武的跋扈，最终引发了前文所述的这场大风潮。事后，逃到汉口的孙武开始还口口声声地说要调兵平乱，但此时他早已失去了革命士兵的支持。在根本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孙武不得不发表辞职声明，滚蛋了事。 此时，湖北都督、临时副总统黎元洪正冷眼旁观。革命党人出现内讧，这是他所乐见的，原因很简单：黎元洪的人品固然不坏，但他只是一名循规蹈矩的旧军官，而决非以身搏命的革命者，对于革命或者说造反这种勾当，他始终心有抵触，甚至深恶痛绝。就在举义当晚，他还亲手杀死了前来联络革命的工程营士兵周荣棠。 至于那些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起事的革命者，他们对这位逼出来的前清协统也无好感，只是起义时事起仓促，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才匆忙间将公器相授，一旦危机过去，迟早还要闹出乱子乃至搞“二次革命”甚至“三次革命”的。 武昌起义胜利后，黎元洪虽然被推为湖北都督，但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实是人称“首义三武”的孙武、张振武和蒋翊武。在革命形势尚未明朗之前，“三武”尚能与黎元洪通力合作，但在民国成立、各地局势日趋稳定后，军政府内部甚至革命党内部就不免罅隙丛生并明争暗斗了。 作为“共进会”领袖和原本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孙武本就威名在外；首义成功后，又出掌军政府军务部长，手握兵权，自然更是为世所重。如此人物，就连都督黎元洪也得忌惮几分。而孙武本人也是权欲太强，他上位之后，非但排挤“文学社”的蒋翊武这批同盟者，就连同为“共进会”的张振武等人，也视如水火，不肯相容。 对于这一点，黎元洪自然心领神会，一有时机，他不免借势巧妙挑拨一番。如黄兴在汉阳失守后离开武汉，其所任“战时总司令”一职本应由蒋翊武代理，但孙武不愿让后者掌握兵权，因而串通黎元洪改任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战时总司令”改由在湖北扎根不深的谭人凤出任。 孙武最初是“挟黎以自重”，但随着其地位的上升，黎元洪也难免有被取代的隐忧。“群英会事件”后，黎元洪立马抓住机会，他借“稳定湖北局势、满足暴动士兵要求”为由，将孙武等人撤职，并顺势改组了军务部。之后，事件的另一主角黄申芗也没捞到好处，他先是为革命同侪苛责，后又被礼送出境，东渡日本求学。 有难同当，有福难享。革命阵营的权力争斗最终成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闹剧，不禁令人欷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