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国内阶级斗争》以三个章节的篇幅重点分析了"党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契卡不但要镇压党外反对派，而且还要密切注视党内反对派的动向。１９２１年以后，契卡的活动逐渐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个"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党内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它开始干涉党内生活，对党员进行监视，大搞"清洗"运动。仅在１９２１年，被"清洗"和"自动退党"的人数就占党员的四分之一，主要罪名是"个人野心、混入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用清洗来威胁党员，迫使他们保持沉默"，引起了广大党员的强烈反对。有鉴于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１９２２年２月解散了契卡，另由内务部成立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行使原来契卡的职权。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转换，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国家政治保卫局除了将一些刑事犯移交司法机关，对"政治罪行"案件则完全自行处置。而且它拥有比契卡更广泛、更专横的权力，它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越来越频繁地对党员进行干涉、调查，追踪和整肃党内的"分裂分子"；它直接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活动，扩大了对党内生活的干预，严重干扰了党内自由讨论、不同意见辩论的气氛。过去，即使在紧张的革命斗争年代，布尔什维克遇到重大或复杂的问题时，都会在党内"进行深刻的、细致的、尽可能公开的辩论以后，才作出决定。辩论不仅是非常公开的，而且持有不同于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的党员可以直接向全党提出。他们可以或者在党的机关报上，或者在适当的定期刊物或不定期刊物上发表他们的意见……按照这些原则，那些与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就不是'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对象"。列宁认为，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上辟出一定的篇幅，让大家交换意见"；对党的生活来讲，容忍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抛开集中制……不要绝对服从纪律"是更为可取的。他早在１９０４年就指出，广泛交换意见，甚至进行各种倾向的论战，对党的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十月革命前后的两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不同意见讨论非常活跃，但当"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主导地位确立之后，党内自由讨论制度就名存实亡了。在１９１９年３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些党员干部要求苏维埃政权更加民主化，却被大会否决了，"相反，代表大会赞成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政治局、组织部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就是这次大会设置的"。列宁在晚年力图纠正布尔什维克党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初期的一些极端偏激的做法，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明确划分党和政府的职能；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过于集中的权力实行严格的监督；加强法制；改组契卡，检讨肃反的失误；等等。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始终不放心，他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评价是有反复的，而对斯大林的个人野心更是深怀忧虑，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他在接班人问题上犹豫不决。 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公开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列宁既要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一派进行斗争（他们在列宁逝世后继续结成同盟，组成党的领导核心的"三驾马车"），也与托洛茨基、布哈林在一些执政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在斗争中，列宁有好几次处于少数派的地位。 斯大林是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反对者。１９１８年４月，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成立，列宁发出电报表示支持。但时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发表声明，反对成立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斯大林提出强烈抗议，认为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不是取决于斯大林的态度，而是由乌克兰劳动人民的意志决定的。为了打击乌克兰人民的反抗，斯大林竟然发出指示，要采取毫不犹豫的行动，"把一些村庄化为灰烬，以儆效尤"。 １９１８年，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了一个"左倾"的党内反对派--"军事反对派"，伏罗希洛夫等苏维埃将领是军事反对派的骨干。这个派别公开活动，拒绝招募旧俄军事专家参加红军。斯大林被认为与军事反对派有密切关系，他在察里津前线担任领导时作出决定，解除了大批军官的职务，这个决定是同军事反对派的路线相符合的。由于"军事反对派"的错误决定，在内战期间，红军损失了很多战士。列宁严厉谴责军事反对派，斯大林被解除了在南方战线军事革命委员会中的职务。军事反对派的出现是富于象征性的，"它的活动方式表明，在这一时期，党的机关内部已存在着有组织的反对势力，它能够反抗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决定"。 在20年代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内还出现了多个政治派别，如"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党内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工会的作用问题上。俄共（布）著名的女革命家柯伦泰是工人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和代言人（其著作《工人阶级》是该派最完备的纲领性文件，已译成中文）。工人反对派的主要成员多数是工人出身的工会领导人，都是忠诚的革命志士。他们站在劳动者首先是工人及其工会组织一边，主张党内批评自由，批评对工会干涉过多，要求工人民主，把工人的管理权交给工会，使工会组织起到广泛的作用。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在一些方面是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文章中阐述的论点相联系的，表达了苏维埃工人阶级内一部分人的愿望和要求。但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１年严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特别是"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令列宁怀疑工人反对派的动机，促使列宁对工人反对派采取了一种特别严厉的态度。在列宁看来，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实际上是一种"工联主义"或"工团主义"的观点。列宁认为，国家正处于战争时期，形势紧张，现在"需要的都是步枪，而不是反对派。这是客观情况造成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但列宁明确指出，他的意思绝不是说用步枪来同反对派"辩论"，而是指对付公开的敌人。他也承认一些反对派的建议是合理的，只是"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鉴于形势特别严重，１９２１年３月召开的俄共（布）第１９２０年５月，列宁在莫斯科向群众发表演讲，站在讲台右侧的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在斯大林执政初期，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先后成为斯大林的"敌人"，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加米涅夫被枪毙。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这张照片公开发表时，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形象已被"清洗"掉了。 十次代表大会曾制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在党内成立任何有组织有政纲的政治派别。但这项决议中的一些规定是互相矛盾的，例如它又容许党内不同意见的辩论，并准备出版一种名为"争论专页"的刊物；列宁还建议，在党内发生"根本分歧"时，应该把"分歧意见"（实质上是反对意见）"提交全党"讨论，他要求在党代表大会上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一致时，持有互相对立观点的代表都应该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但是事实上，《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是限制党内公开争论的开始，"争论专页"也从未出版过，一言堂的确立，使党内的言论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把表示异议的党员开除出党），不同意见的公开争辩逐步消失了。由于"党员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的可能性受到许多限制，更加阻碍了党去克服自己的判断错误或思想上的毛病"。在列宁逝世后，这项决议更成为斯大林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和清除异己的有力武器，这或许是列宁始料不及的。 列宁与托洛茨基既是亲密的战友，又每每在政见上有互不妥协的争论（如在"不断革命"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在１９２０年３月底４月初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战时共产主义"的观点仍然影响着党的大多数代表，而关于民主和集中的争论引起了党内危机。在一些决策性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布哈林同列宁产生重大的分歧。例如，托洛茨基主张，在非常时期，为了对付罢工怠工，劳动者要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强制的方法和措施；对逃避强制劳动的人"应当关入管教营或集中营"。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也认为，"劳动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偏见"。托洛茨基又提出实行"工会军事化"、"工人阶级军事化"。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提案，而主张工会要完全服从国家机关。托洛茨基对强迫劳动的主张提出荒谬的解释："说强迫劳动常常是没有生产效率的，那是自由主义最拙劣最卑鄙的偏见。成群的奴隶也是有生产效率的。对奴隶的强迫劳动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现象。"托洛茨基以奴隶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认为采取劳动军事化是有理由的，只要这种军事化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决定的就行了。同时，托洛茨基又是"国家强制"的拥护者，他反对给工会组织以更多的自治权。他说，工人反对派"提出了一些危险的口号，他们把民主原则奉为偶像，他们把工人选举自己的代表的权利置于党之上，好像党没有权力来确保自己的专政，即使这种专政同工人民主有暂时的冲突……党必须维护它的专政，专政不是建立在工人民主的原则之上的"；只要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党"，就可以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永久存在下去。而"按照布哈林的说法，俄国工人阶级把党和国家的纪律强加给自己，党一方面与工人阶级是'同一体'，但另一方面党又'高于'工人阶级，这样在布哈林看来，党就有理由对工人群众实行强制，这种强制等于一种'自觉纪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论点归结到这样一种思想，即党是绝对正确的，党'本质上'高于群众，不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采取什么做法。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论点还给布尔什维克党指定了一项新任务：党不再是听取群众的建议和批评、领导群众的先锋队，党负有对群众进行监督和强制的任务"。布哈林甚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采取"无产阶级军事专政"的形式。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观点无疑是在破坏列宁主张的党内不同意见可以自由讨论的民主原则。所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没有通过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及其支持者的激进路线，否决了施行强制性劳动和"工会军事化"。列宁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党高层的一次重大危机。 在１９２０年底至１９２１年底，布尔什维克党内又再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政治斗争，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托洛茨基继续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工会领导人持有与中央委员会不同的看法时，苏维埃国家有权解除他们的职务；在战争期间，这种措施还要不断加强。因此，托洛茨基不但主张"工会军事化"，实际上也赞成"工会国家化"。而列宁则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托洛茨基派的"工会军事化"而赞同"工会国家化"，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措施，具有特殊的性质；在不再处于军事紧张的情况下，应该缓和国家与工会的关系。托洛茨基的提议遭到列宁的反对，但列宁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仅以微弱的多数（八票对六票）获得支持。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针对托洛茨基的文件，谴责"中央集权制和军事劳动化蜕化的一些现象：官僚主义、骄傲自大并对工会进行令人讨厌的干涉"。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派（甚至党内很大部分人）把苏维埃国家和"工人国家"等量齐观，不同意把苏维埃国家说成是"工人国家"。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性质是非常复杂的，除了工人，还有其他阶级关系，这种国家性质使工人不得不拥有自己的组织，对执政党保持足够的独立性，足以"保护自己……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１９２２年１月，列宁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在决议中，列宁着重指出工人阶级同苏维埃国家之间可能有'利益的对立'，以及劳动者由于有必要打击官僚主义偏向和各种资本主义的旧残余，可能有理由采取'罢工斗争'"。 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初，肆意介入党的事务，实质上是破坏了党内畅所欲言的民主生活，对持有不同１９２３年，轮椅上病重的列宁。直到苏联解体前，这张照片一直没有被公开。意见的党员造成威胁。列宁意识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不受约束的权力及其秘密警察手段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契卡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作用逐渐违背了列宁"镇反"的初衷），于是在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７日俄共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谴责内务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胡作非为，但他没有坚决制止其僭越权力的活动，以致留下隐患。在列宁逝世前夕，党的行政机关和领导集团手中的权力已高度集中，党内不同意见的表达愈加困难，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党员要求恢复过去的党内民主制度，以调动党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１９２２年５月，５２岁的列宁因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由于病情日趋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列宁逝世。水晶棺中的列宁遗容。 严重，列宁已疏于问政，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左右政局。契卡的创始者捷尔任斯基更是坚持镇压反对派和在党内进行"清洗"的强硬态度，他向政治局提出，每个党员都要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揭发被认为是"反动活动"的一切情况。在这段时间，因为提批评意见而被捕的党员不断增加，很多在地下斗争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或被开除出党或被撤销职务，党员人数大幅度减少。 健康状况不可逆转的恶化迫使列宁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他开始慎重地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当时的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列宁担心，由于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为此，列宁在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给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信（口述"遗嘱"）中指出："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但不幸的是列宁的建议未能切实执行。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列宁逝世，斯大林的权力之路从此畅通无阻。斯大林攫取了最高权力之后，继承了契卡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政治暴力，并把暴力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斯大林就是利用内务部秘密警察在党内外进行大清洗。 注释 ①该事件的详细经过，参见《俄国政党史》第２２６-２３２页；《苏联兴亡史纲》第６９-７０页；《苏联兴亡史》第５３-５６页。 ②《俄国政党史》，第４３、４６、４７页。 ③《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７８-７９页。 ④《俄国政党史》，第４８页。 ⑤⑥同上书，第２２１页。 ⑦《列宁全集》，第３０卷，第２０２页。 ⑧此"宣言"的条文见《列宁与俄国革命》第７６页。 ⑨见《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第３１-３２页。此文收入《列宁全集》第２６卷，第３３８页。 ⑩关于卡廷大屠杀的详细死亡数字，见吴伟的论文《卡廷事件：苏波关系史上的一幕悲剧》，载《贺齐世荣先生八十华诞学术文集》，沈志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８月出版。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第36页。 １９４０年，斯大林政权撕毁列宁时代签订的协议，以政治手段和武力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将其纳入苏联版图，使苏联增加了１７４万平方公里土地和５８６万人口。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３日，是导致波罗的海三国被苏联侵占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５０周年，波罗的海三国掀起要求重新独立的浪潮，有２００万人民手拉着手组成跨越三国国界、长达六百多公里的人链，参加人数占三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被称为"波罗的海"之路。１９９１年２月，立陶宛宣布独立；８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相继宣布独立。从此，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脱离苏联；苏联亦在同年底解体。见《苏联兴亡史》，第４５６页；《苏联兴亡史纲》，第７５０、８１９页。 《列宁全集》，第２７卷，第７７页。 此数字见《列宁与俄国革命》，第１４５页。 《列宁与俄国革命》，第１１３页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第２９５页。 见《苏联兴亡史纲》，第９２页。 《列宁与俄国革命》，第１４５、１４８页。 同上书，第１３６页。 同上书，第１６１页。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５１０页。 同上书，第５１６页。 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政策的分析，见《列宁全集》第３３卷，第３９、４４、６４、７５页。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３２５页。 《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第２８１页；［俄］叶·米·斯科瓦尔佐娃著，王亚民等译；敦煌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出版。 同上书，第２８０页。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第８３页。 《列宁全集》，第２６卷，第２６７页。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第８８页。 同上书，第８９页。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３５４页。 《列宁全集》，第２８卷，第１７２、１７９页。 转引自《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３７３页。 同上书，第３７４-３７５页。 见《列宁全集》，第２６卷，第３３１页。 见《苏联兴亡史纲》，第７３页。 《列宁与俄国革命》，第９２-９３页。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第１３１页。 转引自《列宁与俄国革命》第１０４页。 同上书，第９５页。 见《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３卷，第５６页。 见《论俄国革命》，《卢森堡文集》下卷，第５０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出版。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２４９页。 该决议有关条文见《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第５７-５９页。 《列宁全集》，第２６卷，第２７５页。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３９７页。 同上书，第７４８页。 同上书，第４０３、４１９-４２０页。 见《列宁全集》第７卷，第９９页、１８９页起。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５４２页。 同上书，第５４０页。 同上书，第５４１页。 见《列宁全集》，第３２卷，第１８９页、２４３页起。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５６７页。 同上书，第５４７-５５０页。 见《列宁全集》，第３２卷，第１-７页。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５５３-５５４页。 详见《列宁全集》第３３卷，第１５８页。 《列宁全集》，第３６卷，第６１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