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和《苏联国内阶级斗争》两书都详细记载了取消各党派及资产阶级报刊的过程。鉴于各种反对力量有自己的舆论阵地，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以后就开始查禁反对派的报纸，而资产阶级的报刊原则上也禁止发行。１９１７年１０月，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禁止出版的报纸就达二十多种，其中有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孟什维克的《日报》等。１０月２７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出版法令，指出舆论控制的重要性："谁都知道，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手中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特别是在工农新政权刚开始巩固的紧急时刻，听任这种武器留在敌人手中是不行的，因为在这种时刻，它同炸弹和机关枪同样危险。"１１月４日，列宁在《关于出版问题的发言》中指出："我们从前就说过，我们一旦取得政权，就要封闭资产阶级报纸。容许这些报纸存在，我们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我们不能让资产阶级有诬蔑我们的机会。"但列宁希望不是用粗暴的方法，而是要订立法律来查禁。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出版监督委员会，还在一些印刷厂设置了监督委员。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有一个出版新闻科，"是对资产阶级新闻采取压制措施的专门机构"。除了查封反对派的报刊，还采取另外一些措施：勒令报纸短期停刊、禁止印刷某些期号、禁止登载反对派的文章、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营的印刷厂进行检查等等。例如，《人民言论报》、《团结》、《和平、面包和自由》、《革命警钟报》以及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等报刊登载了一些反对派人物的文章或"对苏维埃进行诽谤"，军事委员会根据情节的严重性进行惩罚，或直接在印刷厂停止这些报刊的印刷，或扣留下来，或禁止出售；查封了《革命警钟报》，没收其财产归苏维埃政权所有。逮捕了《人民意志报》、《劳动言论报》、《工人事业报》等报纸的领导人和编辑，因为这些报纸刊登了号召举行反政府游行的呼吁书和文章。其他地方的苏维埃政权也采取了这类查禁反对派新闻的措施。如在哈尔科夫，查封了报纸《南部边疆》和《俄国生活》；在土耳其斯坦查封了《土耳其斯坦通报》并没收了印刷厂；在莫斯科审判了"将报纸用于反苏维埃"的《俄国晨报》编辑和出版人。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设立了"出版特别革命法庭"，负责侦查和审判"利用报刊反对人民的罪行和过失"。该法庭审理"报刊文字"案件时所采取的惩罚措施主要有：对违禁的报刊勒令停刊或禁止出售；没收印刷厂或报刊的财产。１９１８年１月又发布"关于出版革命法庭"的新法令，明确规定出版革命法庭的职权范围不仅是审判报刊文字，也包括审判犯有"言论罪"的人；法庭对这些人可处以监禁、剥夺权利或给予其他惩罚。在当时，因言获罪者在被审判时尚可以请辩护人，而辩护人一般都从"出版自由"的角度为之申辩。苏维埃政权的起诉人则批驳"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辩护士"，说只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劳动人民才有了真正的出版自由；而在资产阶级制度下面从来就没有出版自由，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出版自由。根据苏联官方的资料，从十月革命胜利到１９１８年２月的四个月中，被革命法庭审判的有十九家报纸，逮捕了十八名编辑和报纸工作人员。"实际上，从１９１７年的冬天到１９１８年的春天，苏维埃政权没有封闭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因此，当立宪民主党解散时，这个党的报纸《俄罗斯自由报》还在继续出版"，而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这张报纸终于被勒令停刊。从１９２１年起，对各个"民主党派"及其报刊的镇压越来越严厉和坚决，到了１９２２年，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组织都在查禁之列。 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１年间，孟什维克党人在莫斯科和一些地区甚为活跃，他们发行各种小报，积极参加地方苏维埃的选举，获得了几百个席位；孟什维克党人又利用在工会组织中的地位，对彼得格勒的罢工起到很大的作用。而社会革命党人则在一些地区对农民的反抗活动给予大力支持。１９２１年７月，苏维埃政府指定立宪民主党的几个知名人士加入全俄救济委员会，参加国际救济俄罗斯灾区的募捐工作。在此过程中，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资产阶级成员被指直接与外国谈判，企图组成"反对派"。８月２７日，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解散全俄救济委员会，并逮捕了其中主要的资产阶级成员，取缔立宪民主党。其实，列宁并不是一贯主张对反对派一律采取镇压手段的，他有时甚至希望以怀柔政策使反对派归化。例如，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时期和１９２１年以后镇压反对派的做法就与列宁的立场发生重大的分歧。列宁曾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谈到孟什维克表示放弃反苏维埃的态度时说："当局势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的时候，还一味对他们采取镇压和恐怖的策略，那是同样荒唐可笑的，甚至更加荒唐可笑的……我们现在不应该推开他们，相反地，应该容纳他们，使他们能够同我们一起工作。"列宁甚至在１９２２年还考虑过"重新给予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 但事实上，对反对派的镇压一直没有停止。１９２２年２月，社会革命党４７名领导人被指控"阴谋反对苏维埃"而遭到逮捕；６月，对这些被告人进行审判，大部分人判了刑。至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再也难以进行反对活动，"民主党派的合法存在越来越成为一种空想。它们的领导人不断被捕，大多数人终于逃亡国外；它们的报刊虽然在这几年间仍在俄国流传，但再也不能在俄国出版。……因此，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很快地就成了唯一的党，原先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立起来的政治关系中给民主党派以一定地位的尝试失败了"。 苏维埃肃反机构的建立 十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并迅速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地建立起苏维埃的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革命法庭），开始了逮捕反苏维埃分子和查禁反对派报刊的行动。在审理案件和作出判决时，不是依据成文法（当时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成文的法律），而是根据"革命法制观念"。但初期建立起来的审讯-侦查机关不能保证高效率地审判反对势力，于是在１９１７年１２月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政治警察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写名称中译为"契卡"）。肃反委员会下设三个局：情报局、组织局（组织全俄国的肃反斗争和分支机构）和行动局。另外，又成立了一个采取军事镇压措施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预见到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采取国家强制措施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十月革命以后，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是"与人民为敌"的政党，遭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批评。列宁回应批评："革命阶级在同实行反抗的有产阶级作斗争时，对于这种反抗应该加以镇压；我们也要用有产者镇压无产阶级的全套办法来镇压有产者的反抗，因为其他办法还没有发明出来。"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彼得格勒"契卡"领导人尤里茨基被大学生杀死；同一天，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参加群众大会的列宁被社会革命党女党员卡普兰开枪行刺，身受重伤。四天后，卡普兰被枪毙。在此期间，陆续有布尔什维克的上层人物被刺杀。面对不断发生的政治暗杀事件，９月５日，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宣布要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逮捕和草率的处决行动，目标就是社会革命党人、贵族阶级的代表、金融阶层、沙皇时代的军人以及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自由职业者……契卡成为'红色恐怖'的先锋。""战争期间的特殊环境迫使苏维埃政府决定较多地使用枪决来对付反革命分子"。"契卡可以不审判敌人，就将其杀死"，不管这些敌人是直接的还是"想像"的。根据契卡的官方档案统计，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间，有１２７３３人被处死，这个统计只是总数的一部分，不包括契卡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的行动。而历史学家估计，在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２年期间被处死的实际人数高达１４万，尚不包括内战死亡者、野蛮的报复、大屠杀和其他罪行的致死者。１９２３年，作家扎祖伯林以契卡镇压为背景，创作了小说《契卡人》（发表后受到严重批判，直到苏联解体后才正式出版）。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法国，曾经有断头台和公开的死刑。在这里，我们使用地下室，秘密处死。公开和秘密的区别是：公开处死一个罪犯，甚至是最危险的罪犯，也会为死者举行献祭仪式，的确，那是英雄般的荣誉。被处死者可以进行公开的道德宣传，可以留下遗言，完成最后的遗愿，并知道确切的死期；他们的家人会收到尸体进行火化。这种毁灭并不彻底。而秘密处死是在某一个隐蔽的地方或地下室进行，没有裁决或宣判，没有舞台和观众，这种突然死亡对敌人具有粉碎性的效果。它是一台巨大的、无情的机器，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入它的牺牲者，像一台绞肉机把他们碾成肉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死期，没有尸体，没有遗言，没有坟墓。只有虚空。就这样敌人被彻底消灭了。"从１９１７年５月至１９１８年７月，著名作家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总题，发表了约８０篇文章，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契卡整肃的对象是没有界限的，已经抓了很多知识分子。《新生活报》因为刊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文章"被查封了。契卡对言论的限制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令高尔基感到愤怒，"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高尔基多次找列宁，向列宁投诉：很多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被逮捕了！由于高尔基的奔走呼吁，拯救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生命。高尔基又在一篇文章中谴责契卡等机构在俄罗斯人民正面临饥饿、动荡和战乱的时候大肆滥杀滥捕：契卡"对待俄罗斯就像是对待一个实验场；对待俄罗斯人民就像是对待注射了斑疹伤寒症的马匹一样，只是为了恢复他们血液里的免疫血清。他们就像是疯狂的科学家，在俄罗斯人民身上实施着残酷和不人道的实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匹饥饿而且筋疲力尽的可怜马儿，可能随时会倒下死掉"。高尔基的批评实在"不合时宜"，于是他被布尔什维克政府客气而又不容商量地"请出"去国外治病。到了３０年代初，高尔基忍受不了乡愁的折磨，倦极思还，斯大林适时地向他暗示：苏联官方文学的第一把交椅虚位以待；当高尔基终于返国，斯大林确实给予厚遇。高尔基也以实际行动报答斯大林，发表文章对其歌功颂德，之后，两人关系非常密切。１９３４年，高尔基当上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这位曾经勇猛一时的公共知识分子、社会批评家，当年的独立风骨已荡然无存。一前一后之高尔基，相隔不过十余年，却判若两人。 １９１９年，考茨基在一本谈论"恐怖主义"的书中曾批评肃高尔基. 高尔基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总题，发表一系列文章谴责在革命的过程中滥用暴力。反政策是"革命的黩武主义"，肃反委员会"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布任何被控告的人的罪名，随意枪毙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在'反革命'这个集合词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问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间，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总之，枪毙是肃反委员会的全部智慧；肃反的扩大化很容易陷入"诉诸暴力的雅各宾的恐怖主义"。他又批评革命后产生了新的官僚阶级，出现了独裁倾向；这个新阶级压制知识分子，钳制言论，侵犯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也说过要警惕对雅各宾思想的留恋。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也指出，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有相似之处。当时，雅各宾派的思想确实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革命领袖未能摆脱集权主义的观念。卢森堡担心这一类型的政治关系会导致国家生活瘫痪，人民缺乏生气，官僚主义肆虐和国家机器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压制。但卢森堡是热情支持十月革命的，她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要求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像变魔术那样创造出最美好的民主政治、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 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初，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很多行政部门和机关的官吏，甚至银行、铁路、邮电、医院、工厂、学校、军队中的不少职员、工人、教师、学生、军人都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反对势力号召进行广泛的怠工，并组织了领导罢工的国家机关职员协会联合会中央罢工委员会。劳动者中弥漫着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常常以暴力行动、甚至反抗形式表现出来……同时，由于城市缺少食品，也促使消极怠工的发展和工人流向农村。因此工厂和矿山中没有了劳动者"，全国性的停工造成严重的原料和燃料的缺乏。全国各地广泛的罢工、怠工令苏维埃政权陷入困境。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表声明，要罢工怠工者"服从政府，继续工作。如果拒绝，则按盗窃人民财产罪论处"；罢工被视为背叛，等同于军队的兵变。但是罢工、怠工潮还在继续。这个时期，政府开始建造"强制劳动营"和集中营，并颁布决议，命令把罢工、怠工者"编成受惩罚的工人队，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肃反委员会是"全能"的镇压机器，它首先打击的目标是报刊等舆论（如取消各反对派的报刊）、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罢工怠工者；其主要任务是在全俄范围内镇压、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罢工、怠工行为，"不论这些企图和行为来自何人"，都要"作无情的斗争"；将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罢工、怠工分子送交革命法庭审判。捷尔任斯基亲自指挥，逮捕了罢工委德国著名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就俄国革命问题展开论战。 员会的领导人和众多罢工、怠工者。此后，苏维埃政权还采取了彻底改变工会职能和性质的措施，作出决议，实行"工会国家化"，规定工会不能作为一种组织上独立的力量，工会应当成为国家机器整体的一个附属部分，由中央行政机关直接领导。"工会国家化"事实上把理应由工会行使的职权上交给国家行政机关。由于决议的内容难以被大部分劳工和工会领导人所接受，故遭到强烈的反对。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担心肃反扩大化和镇压失控，坚持肃反委员会应该归司法人民委员部领导，有政治背景的逮捕必须事先取得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但司法人民委员部却决定，肃反委员会可以独立进行逮捕和枪决，作为一个"制止反革命的政治机构，它有权制定进行斗争的措施"。于是，肃反委员会不特被赋予"巨大的权力"，而且弊在侦查案件时每每越过法律的界限，如可以任意搜查私人住宅。捷尔任斯基说：武装人员闯入私人住宅、剥夺"罪人"的自由是一种灾祸，不过我们现在必须使用这种手段来保证我们取得胜利。而列宁主张宽严有度，革命法庭对不是很严重的反抗行为应从轻量刑，他说："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逮捕人。是的，我们是在逮捕人……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采取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还没有采取法国革命者采取的那种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我希望不采取这种手段，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每逮捕一个人，就对他说，如果你具结保证今后不再怠工，我们就释放你。"到了１９１８年４月，经过肃反委员会的严厉打击，罢工、怠工潮终于平息。列宁一方面认为肃反机构是一种"必要的恶"，另一方面对它的活动是不大放心的，他经常过问具体的案情，监督肃反委员会是否"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但实际情况却是，列宁并不能完全掌控肃反机构的运作。９月１９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决定授予契卡可以不向革命法庭报告就行使逮捕和处决的权力，"这就把过去所做的一切合法化了"，"契卡就是负责执行这种革命恐怖的机构，它有权力消灭一切反对它的人"。就如一位契卡领导人所说的，在"革命恐怖"时期，"契卡完全独立地进行搜查、逮捕和枪决，只在事后才向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机构报告"。契卡的权力无限扩大，"肃反"的范围也任意扩大，已远远超出了对它所规定的限制，它不但镇压反对派，甚至对稍微表示不满的人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契卡在苏联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劳改营"，其中有一些是专门关押青少年和儿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