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书"的出版史大约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科学著作，是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所以"皮书"的出版是一项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大批判组"，名字五花八门，富有鲜明的时代政治特色，如什么"梁效"（指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石一歌"（即十一个人）、"罗思鼎"（寓意做"革命的螺丝钉"）、"丁学雷"（学习雷锋）或"某某工农兵写作组"、"七二一写作组"等等，这些写作组经常在《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各种"皮书"，有时候，人们就是从批判文章中透露的出版信息，去寻找"皮书"来阅读的。"皮书"虽然是"内部读物"，但除了小部分严格控制发行范围（如《新阶级》等），大多数都通过各种渠道在普通读者中传阅，特别是"苏修小说"一类的"皮书"，流传的范围更广，已没有什么"内部"可言。 "皮书"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物（据有关资料，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至"文革"结束，大约出版了两千种外国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皮书"），记载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是很值得研究的，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皮书出版史"。广西教育出版社在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出版了邹振环著的《２０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一书，其中第七章"潮起潮落--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６６年的上海译坛"和第八章"荒芜年代的白皮书--'文革'时期上海的翻译出版"，都写到上海出版"皮书"的历史情况，虽然比较简略，毕竟提供了一些线索和资料。如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全国翻译的苏联文学，公开出版的数量逐年减少，而内部出版的数量逐年递增：１９６１年公开出版２２种，内部出版４种；１９６２年公开出版１６种，内部出版４种；１９６３年公开出版１０种，内部出版１０种；１９６４年以后，所有"苏修"文学已成为"毒草"，均内部出版。１９６６年，只内部出版了卡扎凯维奇的小说《蓝笔记本》和《仇敌》，苏联文学的内部出版就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停止。到了70年代之后，又恢复内部出版"苏修"文学。 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一部分西方学术著作的内部出版任务，１９５８年９月，上海创办了由著名翻译家周煦良主持的内部刊物《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有论文、学派、人物、书译等栏目，一直到１９６６年４月才停刊。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在１９７１年恢复出版"内部书"，此后几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陆续以"白皮书"、"黄皮书"、"蓝皮书"、"灰皮书"等形式出版了一大批"苏修"文学以及一部分西方文学。当时，一些"靠边站"，在干校"接受改造"的翻译家、作家如草婴、丰一吟、李俍民、任溶溶、荣如德等和各出版社、报社、大学懂外文的人（各个语种都有）被集中起来，分成三五人一组，进行流水线式的翻译工作。干校成立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人世间》（绿皮书）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落角》（蓝皮书）了"翻译连"，全称是"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由草婴负责。接到译书任务后，将一本书拆开，然后几个人分别翻译其中的一部分。《人世间》、《你到底要干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等二十多种"苏修"当代文学作品就是用这种方式翻译的。１９７２年下半年，翻译连的人员陆续从干校调回上海，继续作为"皮书翻译机器"，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署名翻译了一大批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名人传记方面的著作。其他有关单位、大学的外语系和一些著名学者如周谷城、施蛰存等也参与了部分"皮书"的翻译。①这些"皮书"出版时一般都集体署名，如"某某翻译组"或用笔名，也有用个人的名字。 沙米亚金的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灰皮书）文化大革命前，中宣部指示出版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皮书"形式内部发行。20世纪90年代，此中译本重印，公开发行。北京方面的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则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陆续出版了大量"内部发行"的政治著作（主要是"灰皮书"），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不断革命"论》、《斯大林评传》，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路特·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加罗蒂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比万的《代替恐惧》，拉斯基的《论当代革命》，以及论文集《苏联和未来》、《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考茨基、拉萨尔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集，等等；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它》，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艾特玛托夫小说集》，《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克茹亚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小说和戏剧，以及《托·史·艾略特论文选》，等等，以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需要。 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张惠卿是当年直接参与"灰皮书"出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据他回忆，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因为"灰皮书"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有些属于"灰皮书"内容的书也采用过红色、黄色或白色封皮。在阶级斗争激烈紧张的岁月，连颜色也有阶级性，"如人民出版社的'《红旗》丛刊'，白色封面，书名用红、绿两种颜色来区别其内容是'正'还是'反'"。红色当然是正的、革命的，灰色或黑色等灰暗的色调则表示是"反动"的。张惠卿说："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和副处长许力以具体负责，并在中宣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总司其职，任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为该室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编译出版事宜，由我任组长。 中央编译局根据资料，编印出一份《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四十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包括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伯恩斯坦、考茨基、福尔马尔、阿德勒、鲍威尔、希法亭、饶勒斯、米勒兰、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书目列出以后，除了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找原著外，还派人到国外去寻找购买。 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的《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选录》。……'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1963年和1964年是高峰期，出版数量最多，因为中苏大论战就是在此时展开的；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断。'灰皮书'从1972年起又继续出版，到1980年，先后出版了二百多种。其中有德国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等五六种，考茨基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及《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近十种，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多种，奥地利鲍威尔的《到社会主义之路》，德国列斐费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意大利陶里亚蒂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比利时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南斯拉夫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波兰沙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法国米勒兰的《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加罗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等及一批有关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著述。 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家出版局的统一安排下，国内多家出版社又陆续选译出版了一批内容和'灰皮书'类同，但范围有所扩大的现代外国政治著作（即《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到1984年终止，出版了约一百种。这批书可以说是'灰皮书'的延伸，同样具有特殊意义。 1980年前后，人民出版社还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出版了多种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参考书，其中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明的《中共五十年》、陈公博的《苦笑录》及著名托派人物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和《郑超麟回忆录》等，印数很少（每种只印五百册），内部控制发行（近年人民出版社以其副牌东方出版社的名义、用'黑皮书'的形式重新出版这批书，也是内部发行--引者）。"张惠卿还披露了两件与中国"托派"有关、也与"灰皮书"的出版有关的轶事："当时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难获得，因为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把他的全部著作清除干净了。1963年，我奉中宣部之命专程到上海找公安部门联系，因为1952年12月我国曾有一次全国性的'肃托'行动，把在国内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全部逮捕。上海人数最多，也最集中，他们家中保存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缴了。 几经周折，终于在公安局的一间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这批书，已积满了灰尘，大多数是1949年之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有《十月的教训》、《俄国革命史》、《"不断革命"论》、《中国革命问题》、《被出卖的革命》等二十多种。……中共'一大'代表、曾在1929年到土耳其去拜访过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的刘仁静，当时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当他得知我们正准备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而苦于找不到原著时，就将他保存了三十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赠送给他的《托洛茨基文集》原版献出来，这些十分珍贵的书后来都被用上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论述很多，'灰皮书'中则只字未收。"（见张惠卿《"灰皮书"的由来和发展》，《出版史料》2007年第1期） 1962年至1965年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的部分苏联文学"黄皮书"关于文学类"皮书"的出版背景，张福生的访谈体文章《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有较详细的表述。据张福生所说：文学类"黄皮书"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主要在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５年间，为配合"反修批修"的政治大背景，集中出版了小说《苦果》、诗歌《人》、剧本《德聂伯河上》、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等一批"苏修文学"。第二阶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结束，主要在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８年间，又出版了一批，如《人世间》、《白轮船》、《滨河街公寓》等，但封面已由"黄皮"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滨河街公寓》（白皮书） 改为"白皮"或"灰皮"。"黄皮书"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还用了"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在"文革"前，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就像三联书店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一样。根据张福生的叙述，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文学"黄皮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从这批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这个问题，我也曾在１９９８年１０月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他说的大致意思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到１９６０年１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一次跨年度的文化工作会议，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领导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陈冰夷还提到一个背景：１９５９年５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率领代表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而我们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张福生又引述了另一位知情人李曙光的话："１９５９年１２月那次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探讨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主要是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领导提供参考。陈冰夷、姜椿芳、冯至都参加了座谈。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和林默涵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据张福生统计，"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文学类"黄皮书"，小说约二十种，诗歌三种，剧本十余种，文艺理论约十多种。除了苏联文学作品，还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瑞士等国家的小说和文艺理论。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黄皮书"的出版也中断了。再重新出版，已是"文革"中后期的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８年左右。这个时期内部出版发行的"苏修"文学和其他外国文学，约有数十种，封皮则有黄、白、灰、绿等各种颜色。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也参与出版文学类"皮书"。译者中，有不少是翻译界的名家，如草婴、孙绳武、苏杭、冯江南、荣如德、王士燮、蓝英年、程代熙、施咸荣、王金陵等等。有一些是用笔名，其实是几个人合作翻译。②"文革"后，很多"黄皮书"已公开出版，"内部发行"逐渐成为历史。 作为"黄皮书"出版工作的当事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孙绳武先生也写了《关于"内部书"：杂忆与随感》一文。他的回忆也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细节："１９６０年，作家协会的领导召开了两三次外国文学情况交流会。出席的人员不多，由当时作协领导层负责外事工作的严文井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罗大冈、杨宪益、曹靖华等先生，以及世界文学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少数人。会议初期的中心议题是西方文学的新现象，因为当时文学界对苏联、东欧了解较多，而同西方接触极少。这几次会议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的青年人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决定选几种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其中有《往上爬》、《愤怒的回顾》、《在路上》，后来还加上了《星期天晚上和星期日白天》。这些就是不公开发行、也不作宣传的所谓'内部书'出版的开始。过了不久，'内部书'开始以翻译反映苏联文学中的一些新的倾向的作品为目标。最先出版的一本是美国人编选的暴露苏联社会生活中阴暗面的《苦果》。爱伦堡的小说《解冻》（黄皮书）苏联小说集《苦果》（黄皮书）以后接连出版的几部都是在苏共二十大后突出反对个人迷信或主张自由化的作品，首先是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爱伦堡可谓是自由化的一面旗帜，为了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不久又翻译出版了他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 在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０年间，日本文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的热潮，拍了宣扬胜利和悲剧的影片《山本五十六》和偷袭珍珠港的《虎、虎、虎》。接着，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自卫队的集会上为军国主义招魂，并当众剖腹自杀。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负责人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尽快将三岛由纪夫的主要作品译出。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了三岛的《忧国》、《丰饶的海》等四部小说……'内部书'前期主要供应给文艺界和领导，严格地按一定范围发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这类出版物逐渐转向更多方面的读者，略为扩大印数，改为'控制发行'。粗略估计，单是苏联小说就出版了大约八十种。"③ 有论者谓，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有其思想渊源的。"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中的地下读书活动。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关于红卫兵和知青生活的回忆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一代人的阅读史是惊人的相似。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的著作和一些'钦定'的书籍外，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都被禁绝了。但在红卫兵的革命疯狂逐渐冷却下来后，他们开始感觉到精神的空虚和知识的贫乏，便如饥似渴地找书来读。这些书籍包括60年代和70年代为了'反修防修'斗争需要而出版的'内部读物'（俗称'灰皮书'、'黄皮书'等，供高干持特殊证件去内部书店购买，但实际上已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引者）、被禁的西方名著、苏联的'解冻'文学作品、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著作以及1957年的右派言论等。当时他们只能偷偷地阅读这些'禁书'，在亲密朋友的小圈子内互相交换图书，也互相交换心得，形成一个广泛的'地下读书活动'。在亲身经历了'文革'的残酷和虚伪后，这些书籍成为他们思想启蒙的营养和精神食粮。'文革'中的地下读书活动一直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当时已经有一些青年学生不满学校的正统教育，秘密地组织起来阅读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的书籍，从事独立的文学创作，甚至批评当时的政治现实。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北京的两个团体：'X诗社'和'太阳纵队'。'X诗社'是以北京师范学院学生张鹤慈（张东荪的孙子）为核心的，主要成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等。据张鹤慈回忆：'高中时开始看大量的西方古典和近现代作品，在家里和一些大学图书馆还能找到一些内部读物。我和郭世英用了郭沫若的内部购书证去买过许多内部书籍，尤其是新出的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最后，这个一群年轻人求索真理的读书会被定为'反革命集团'。1963年5月，其成员全部被捕，张鹤慈在监狱中整整度过了16年，郭世英被送到农场劳动……先后活跃于京城的秘密读书组织还有'赵一凡沙龙'、'徐浩渊沙龙'等，徐浩渊因为写了《满江红》一词影射江青而入狱两年。这些觉醒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读书讨论，他们阅读了许多'灰皮书'和'黄皮书'，尤其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根本改变了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其中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讨论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未来的命运。这些'地下读书沙龙'最终都被镇压了。徐浩渊后来回忆：'流传于各个小圈子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油印本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等等都惊世骇俗般地打开了我们的迷蒙的眼界。'"（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关于地下文学团体"Ｘ诗社"的含义，按郭世英和该社其他成员的解释，"Ｘ"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含义广泛。"Ｘ诗社"的成员被捕后，"太阳纵队"也不敢再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只能化整为零地在个人之间交流阅读"皮书"的心得。当时的郭世英，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阅读了大量内部发行的西方政治、历史和文学著作，据说他经常与地下沙龙的文学青年接触，互相交流作品和对时政的看法。郭世英对俄苏文学很熟悉，常常热情地向其他青年同学介绍这方面的读物。他对"特权阶层"有深刻的看法，他在与一些高干子弟讨论这个问题时曾说："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很多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因为反抗专制统治，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他们抛弃了优裕的生活是为了什么？我们应当读一读安德烈耶夫的《消失在暗淡的夜雾中》，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④郭世英这个"觉醒者"，在"文革"中惨烈地死于非命。据"太阳纵队"的张郎郎回忆：他父亲有内部购书证，购买了很多"灰皮书"、"黄皮书"，他把其中的一些"黄皮书"拿到学校，向同学推荐，大家一起朗读其中的片断。"在'黄皮书'中，我们喜欢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但最喜欢最受震撼的还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当时狂热到这种程度，有人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全书抄下，有人可以一大段一大段地背诵《在路上》。那时觉得，书中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和我们很相近。"⑤ 《沉沦的圣殿》一书记录了"文革"期间文学青年阅读"皮书"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精神食粮匮乏，"黄皮书"在很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中流传阅读，产生了很大影响。"文革"结束后，他们在文章中回忆起当年的读书生活，常常提及"黄皮书"、"灰皮书"等内部读物。萧萧在《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一文中回忆："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烧掉所有图书，由于抄家、红卫兵掌管了部分图书室等种种原因，不少'文革'前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读物'也流落到他们的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他们面对破碎的世界，在这些书中寻找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这种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代历经磨难者们难得的自由时光。 这是在这一读物体系中熏陶出来的一代……'文革'中的读书运动一开始便呈现出异质化的特点，他们千方百计地偷尝'禁果'，在'内部书'中汲取精神营养。对'文革'青年的思想转变起到重大作用的'灰皮书'、'黄皮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登场，并在一代人的思想历程中催化了精神核裂变的。 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皮书'便成了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惟一有限的思想资源。因而，这一代人的精神阅读史惊人地相似。富于历史讽刺性的是，这些原应当由'革命的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却成了孕育、萌发他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的养素……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这些觉醒中的红卫兵们对'灰皮书'、'黄皮书'情有独钟？其实，只要看看这些'皮书'的作者和内容，便不难回答这一并不复杂但又意味深长的问题。一些'皮书'对斯大林时代阴暗的权力斗争、对斯大林主义和大清洗内幕的揭露，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对'解冻'的盼望，触发了'文革'中觉悟的青年一代的强烈共鸣。这一代人在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中深切地体会到这场披着革命外衣的运动的虚伪性，亦广泛地目击和承受了其黑暗性和残酷性。"⑥葛岩在《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一文中说："从60年代末期开始，不少曾积极参与'文革'的大中学生失意于现实，其中的一些人开始阅读禁书，形成今人所说的地下读书活动。这种时为禁忌的活动分布广泛，参与者众多，在某种程度上，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的序幕，是催生日后许多理想主义文化精英的摇篮。《今天》杂志的诗人中，'星星画派'的艺术家中，《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中和参与改革设计的策士中，不少人是在地下读书活动时开始了其知识和文化的准备…… 从1968年上山下乡开始至1977年恢复高考，地下读书活动延续十年之久。其间，'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加上六九到七七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约有1623万之众。可以猜想，精英之外，必有许多普通的青少年也曾阅读过禁书……即使在严峻的控制下，异端知识依然可能获得传播……在'文革'期间，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这些'内部书'中，一类是'文革'前出版的所谓'灰皮书'、'黄皮书'，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据说，最初是毛泽东为了给干部们作'反面教材'而翻译的。第二类是文化大革命中翻译的外文书籍，如《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等，还有许多当代的文学作品，如苏联的《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绝对辨音力》、《艾特玛托夫短篇小说选》等，美国的《爱情的故事》、《乐观者的女儿》等。有三本书印象深刻，一本是考茨基的，好像叫《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它让我知道那位在中国臭名昭著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许多见解；第二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另一本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它让我领悟到某种超越阶级和时代的善，一种无力但不屈服的善…… 当时也读过《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的《开罗文件》，其中一章谈切·格瓦拉，特别描述了切在古巴建立起社会主义后的困惑，对新制度必然滋生特权阶层的无奈……还借到上海出版的《摘译》丛刊（哲学社会科学版），了解到法国左派共产党人贝特兰和美国共产党主席保罗·斯威齐正在公开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各地地下读书群阅读到的主要书籍几乎一样，西方古典文学名著、苏联文学和有关共产主义思想流派的著作，思想政治领域的书籍则多局限于不同共产主义流派的争论……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思想的反叛由被反叛了的思想来规定。"（《万象》2007年第三期）一个作家回忆她当年阅读《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等"皮书"，"如此明晰地看到现实政治舞台上的那种明争暗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阴暗面。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像孪生兄弟一样"。一位原北大的读书小组的成员回忆："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黄皮书'，记得当时最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经历了一个全面的压迫和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则得益于一些'灰皮书'。这些书仿佛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之光，至此，对政治和社会的认识，使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魇般的桎梏和愚昧。"⑦徐晓（著名民间刊物《今天》的成员）回忆她和赵一凡（《今天》的创始人之一）等人在"文革"中的读书岁月："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铁托传》、《新阶级》都是那时读的。虽然其中有许多我不能理解，我以为理解了的也未必都真的理解了，但我都读得兴味十足。"⑧诗人芒克和画家彭刚也谈到，《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黄皮书"在"文革"期间对他们产生了影响。诗人林莽回忆：当年他当知青到了白洋淀，１９７３年，江河（诗人）带来的一本"黄皮书"就是《带星星的火车票》，"这是我接触的第一本'黄皮书'，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书中写的是俄罗斯的一代中学生，他们对苏联社会生活的一种感受。他们想离家出走，寻找金羊毛。当时我们觉得苏联那一代人，阿克萧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黄皮书）艾特玛托夫的小说《白轮船》（白皮书）对社会的反抗意识和觉醒，确实和我们有相似的地方。"⑨诗人多多在文章中写道："１９７０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⑩诗人、小说家马佳也回忆："当年受'黄皮书'的影响，什么《麦田里的守望者》、《〈厌恶〉及其他》、《白轮船》、《带星星的火车票》，还有一批手抄本，我至今仍非常坚定地认为，'文革'后的中国诗歌和文学受这些书的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诗人宋海泉说他和一些诗友就是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一书中知道俄罗斯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名字，"当时，《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等'黄皮书'也在知青中流行，很多知青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流浪的经历，受到它们的影响"。陈丹燕《苏修短篇小说集》（绿皮书） 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一书中记录了上海一些已经步入中年的文化人有关"皮书"的回忆。学者李天纲说："'皮书'中印象最深的是《多雪的冬天》和《人世间》，那里面的惆怅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周克希说，他记忆最深的"皮书"是《落角》。作家刘绪源对《苏修短篇小说集》印象很深："我读后非常震动，当时觉得这些作品对人物内心复杂性的描写，在中国小说里似乎没有达到这样的精确和有力。"一位读者回忆当年读"皮书"的感受：在荒芜的年代里，这些书"无异于荒漠之泉，那是一种近乎如醉如痴物我两忘的阅读。读过的有欧美的政治著作，外国政要的回忆录，西方现代派文学……于我来说，最亲切最动人的还是苏联当代作家的那些中长篇小说。俄苏作品曾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桃花源，曾成为我青春的梦乡"。 作家王尧撰写专文谈"皮书"："就在我和我的少年伙伴读'红色经典'的时候，城里的青年却在读'黄皮书'、'灰皮书'这类'内部读物'。研究当代思想史的学者差不多都认为，'文革'后期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１９８０年代点燃新启蒙思想运动的火种，其中一部分火星源自那批'内部读物'。……根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有４０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产生过重大影响。关于'皮书'在文化专制时期对思想文化界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少研究者的文章都有深入的分析。近读张光年的《向阳日记》，发现他也读过'皮书'，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日记：'大周明送来代购的《人世间》、《落角》等内部发行的翻译小说五册。'" 特罗耶波尔斯基的小说《白比姆黑耳朵》（白皮书）学者朱学勤也回忆，"文革"期间，他为了觅得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千方百计弄到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在上海福州路内部书店购买了此书，还冒了一些风险。很多内部出版物如《摘译》等书刊，"是我们当时的启蒙读物，也是多年后萦绕于胸的一个历史之谜：在'文革'时期的上海，何以会出版这么一大批灰色'反动'书籍？很多年后结识了当时主持此事的一位老人，方才得到解释。我问那时是否有心而为？他的回答很朴素：'我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放大范围去做，只是为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着想。他们在乡下，没有书读啊！北京方面来人责问，我拿出毛的批示，顶了回去。'"（《我最喜欢的几本书》，见2007年2月1日《南方周末》） 在内部发行的苏联和西方文学"黄皮书"中，当年对青年一代影响最大的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其他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解冻》、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最后一个夏天》、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和《岸》等等，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如萨特的《厌恶》、加缪的《局外人》等，也对"文革"中觉醒的一代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注释 ①见《２０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第２９１、３２６-３３０页；邹振环著，广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出版。 ②《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３日。 ③《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６年９月６日。 ④《沉沦的圣殿：中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第２４页；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４月出版。 ⑤同上书，第３８页。 ⑥见萧萧：《书的轨道：一部精神阅读史》，载《沉沦的圣殿》第４-１６页。 ⑦转引自上文。 ⑧《沉沦的圣殿》，第１５９页。 ⑨同上书，第２９１-２９２页。 ⑩同上书，第１９５页。 同上书，第219页。 同上书，第254、258页。 转引自《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第343-345页。 王尧：《翻译的"政治"》，《南方周末》2006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