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记述来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的上海，与王韬来往最密切的朋友，不外是李善兰、龚橙、应雨耕、蒋剑人等人。他们大多是精于西学的一时之秀。被丁韪良称作"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的李善兰是浙江海宁的一个诸生，却著有《续几何原本》、《谈天》、《代数学》等多种算学著作，据说这样的成就即便放到近代早期的英美国家也足以成为名人。应雨耕为浙江人，在英国领事馆当通事。蒋剑人为上海宝山诸生，时在慕维廉处教中文，佐译过《大英国志》等西学书籍，据说还是个不错的诗人。他们三个人称"三异民"，一个画家朋友给他们三个画的一幅画就叫"海天三友图"。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龚橙，他是著名诗人、公羊派学者龚自珍的儿子，时在英驻上海领事馆任翻译。在《淞滨琐话》中，王韬这样描写这位朋友：一个著名的藏书家，一个落落不得志的酒徒（此人对酒的兴趣与王韬最为投契，晚间无事，两人常常聚在一起痛饮），志大才略，行事古怪。王韬显然对与这位世家子交往感到满足。关于龚橙志趣上的古怪，王韬披露了一个细节，有段时间龚不顾一切地钻研梵语，没日没夜地吟诵梵诗。在这篇文章中，王韬也没有避开龚橙为世人所诟病的一节，因为据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龚不但为1860年的英国远征军引路，还暗示这伙强盗烧毁了皇家园林圆明园。王韬记述道：龚橙的晚年颓唐不振，"白眼视时流"，世人常常目之为怪物。贫困交加之下，他只好靠出卖祖上留下的字画为生。他宠爱的两个侍妾也离开了他。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心智极为迷乱的状态下剪碎了价值千金的字画，"发狂疾死"。 这是一群离开传统堤岸跳入陌生海洋而又一时没有找到彼岸归属的人，他们是先觉者，但也常被时人目为叛逆者。家国之耻，文化认同之惑，在王韬和他的朋友内心投下了沉重的阴影，使他们抑郁孤独而又牢骚满腹，愤世嫉俗而又放荡不羁。他们在外力的撞击下脱离原来的知识结构而成为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中间人"。行为乖僻而又不乏才华是他们的个性特征。他们不再是旧文人，因为他们的生活行事方式正在逐渐脱离古老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但他们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用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的说法，这一群"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代表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沿海地带一种新的现象：他们在中国社会的边缘地带生存，在当时似乎与中国历史的主流相脱离，但在未来的中国历史上，他们将日益显示出重要性。从本文主人公王韬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这种随着时日推移越来越明显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