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子北上与灵武即位 玄宗西去，走向偏远的蜀中，在空间上倒是远离了战乱的漩涡，但在政治上也在越来越远离中心。与此同时，肩负重任的太子越来越走向政治的前台。但摆在他面前的是金瓯残缺的乱局，需要他“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平息叛乱，中兴王室。动乱的现实开始考验这位久处深宫的太子。 太子李亨没有随玄宗西去，但也不知道该去向何处。建宁王李倓分析形势，建议北上赴朔方。他认为现在可去的只有三个地方，就是西北地区的三个大军区，即河西、陇右和朔方。论距离，河西、陇右最近，但哥舒翰统帅的河西、陇右行营兵马，在潼关之战中失败投敌。对于陇右、河西的人来说，父兄子弟大多在贼军中，有可能产生异心，随时会发生意外。除了河西、陇右，朔方军距此路途较近，而且兵马强盛，应该是最稳妥的去处。从这里赴朔方，路上也较安全，一是河西行军司马裴冕为河西留后，他出身士族，世代为官，对朝廷不会有二心。二是贼兵进入长安，正忙着抢掠，顾不上扩大地盘，所以路上比较安全。趁这个机会赶快到朔方郡，再从长计议兴兵讨贼的重大行动，这是上策。 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好，于是护卫太子北上。太子一行至渭水岸边，遇到从潼关撤退下来的败兵，都以为对方是安禄山叛军，便混战起来。及至发现大水淹了龙王庙，自家人在杀自家人，双方都已经死伤很多。 一场误战之后，太子收拾余众，找到水浅的地方，乘马涉渡渭水，那些无马的战士又哭着回去了。太子从奉天北上，一夜赶了三百里路，兵士、器械大多丢失了，跟随左右的不过几百人。至新平郡，太守薛羽害怕叛军打来，弃郡逃走，被捉回处死。到安定郡，太守徐瑴也逃走了，同样被捉回杀掉。直到彭原郡的乌氏县，才有彭原郡太守李遵出城前来迎接，送上衣服、干粮，并招募到几百名士兵。当天至平凉郡，这里有唐朝一个大型的养马场，太子检阅监牧马，挑选出几万匹战马，又招募到五百多人，兵势才稍有起色。 安禄山不断派出所谓“宣慰使”，到各地“安抚”百姓，表示对这些地区的占领，但不断遭到各地人民的抵制。扶风百姓康景隆率众击杀敌人所委派的宣慰使薛总，杀死敌人二百多人。陈仓县令薛景仙率兵杀死敌人守将，从叛军手中夺回扶风郡，统兵守城。这些都说明，对唐王朝来说人心可用。 安禄山没有想到，玄宗这么快就逃出长安，他命令崔乾祐兵留潼关。他大概觉得既然皇帝已离开长安，匆忙地进入长安也没有太大必要，所以直到十天后，才派孙孝哲率兵入长安，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派安守忠领兵屯于西京苑中，维持长安治安，并镇守关中。孙孝哲很受安禄山的宠幸和信任，特别专权，常与严庄发生权位之争。安禄山让他监关中诸将，张通儒等人都受孙孝哲的管制。 安禄山下令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抓到几百人，就作为一批押送洛阳。那些扈从玄宗入蜀的大臣，家留长安的，全家诛戮，连婴儿也不放过。陈希烈因罢相失职，对玄宗有怨言，张均、张垍也怨恨没受到玄宗重用，都投降了安禄山。安禄山任命陈希烈、张垍为宰相，其他朝廷官员都授以官职。 于是叛军声势大盛，向西以兵威胁汧、陇，南侵江、汉，北方占领半个河东道。安禄山手下的那些将军们，大多粗猛有余，才略不足，又无远见。占领长安以后，以为天下已经到手，日夜狂饮，忙于听乐观舞，糟蹋女人，抢掠财宝，没有向西扩展之意。 唐朝方面的变化，至少有两种情况，都是安禄山没有想到的。一是玄宗很快放弃长安，离京入蜀；二是太子分兵北上。玄宗远去蜀中，客观上起到了麻痹叛军的作用，皇帝跑到四川去了，一时半会唐军没有发动反攻的可能，所以他们比较放心，这就容易产生松懈。假如玄宗没有逃向西南，而是沿着太子北上的路线，到灵武去，叛军肯定紧追不舍。因为玄宗目标太大，他的行动吸引着敌人的目光，而且从长安出兵至灵武，道路通畅，离开长安的流亡朝廷很可能逃不掉叛军的追击。当玄宗一行人越走越远时，掩护了太子李亨悄悄北上的行动。所以安禄山十多天才派兵进占长安，之后，又放纵士兵抢掠，这使玄宗和太子获得了喘息之机，玄宗安然西行进入蜀中，太子北上也没有遭受追击逼迫之患。 朔方军司令员郭子仪统兵远征，他的几位幕僚留守灵武郡。灵武郡治所回乐城，在今甘肃灵武县西南，是朔方军司令部所在地。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盐池判官李涵等人听说太子驾到，便一起谋划接应，他们的看法是：平凉是一座孤城，又无军事防御设施，不是驻军之地。灵武城防坚牢，兵器充足，粮食丰裕，如果把太子迎接到灵武的话，北面召集各城守军，西面调发河西、陇右的精骑，南向平定中原，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他们派李涵去面见太子，奉上笺奏，而且统计朔方兵马、武器、粮食、布帛及军需之数，一并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