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政局的变化，从开元末年起，越来越有利于安禄山发动叛乱。换句话说，安禄山善于投机，唐王朝的确也有“机”可投。 实际上，唐王朝并不是没有避免战乱发生的机会和可能性，可惜都一次次地错过了。 据说，当阿史德向战神轧荦山祈祷后怀孕，生安禄山的那天有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望气者言此乃不祥之兆。时任幽州都督的张仁愿遣人搜庐帐，阿史德把婴儿藏了起来，逃过一劫。张仁愿确曾在武后时担任过这一带的军事长官，但事属荒唐。这一定是安史之乱后人们编造的故事，其用意无非也是说安禄山天生就是乱臣贼子。 如前所述，安禄山因战事失利差一点儿被斩首，如果玄宗当时听了张九龄的话，后来就不会有安禄山造反之事。如果张九龄能够继续为相的话，对安史之乱的发生，朝廷也可能会有更多的防范。 张九龄曾有可能成为安禄山的克星，但这颗克星过早地殒落了。 对于唐朝的边防政策，张九龄有自己的卓识，他也向玄宗提出过合理的建议，甚至在如何对待安禄山这样的边将问题上，特别是对安禄山，他都表示过忧虑，但玄宗没有能够听取他的意见。那么，这样一位颇受玄宗器重的宰相，他的建议为什么却没有被采纳呢？除了各种客观原因，除了玄宗本人的原因，也有张九龄个人方面的原因。他不太善于处理与玄宗的关系，不善于让玄宗理解他的思想和原意。 张九龄，韶州曲江人，所以后人称他为张曲江。这人幼年聪明异常，善于写文章。后来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级别虽低，却是文士们踏上仕途的最佳起点，历来是文士们孜孜以求的官职，特别是进士及第者，一开始往往先任这种文职。 唐玄宗为太子时，让天下推举富有文采的人到长安，玄宗亲自进行面试。这时玄宗已实际执政。已经担任了校书郎的张九龄参加了这次选拔，在回答玄宗提出的有关解决国家政治中存在问题的对策中，他的答卷特别令玄宗满意，被打了高分，他也立刻被任命为右拾遗。拾遗是谏官，从八品上，品位虽低，职责却很重要。关于其职掌，《旧唐书•职官志》是这样说的： 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举其事状而荐言之。 在这个职位上，唐朝不少人做出了成绩，如先前的陈子昂和后来的白居易。张九龄的才能和明识，尤其表现在他多次参与对吏部选人的考评工作上，他和另一位右拾遗赵冬曦能做到择优录用，公平明允，受到普遍的好评。因此，开元十年(722年)，一年内连续提拔三次，至吏部司勋员外郎。按照唐代官制，尚书省吏部司勋员外郎二员，从六品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吧。其职责是“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对于那些立功的人，根据功劳大小授予不同级别的勋官。 当时宰相张说任中书令，因为与张九龄同姓，查对家谱，原来出于一门，所以特别信任和器重他。张说是当时有名的文豪，他经常对人称赏张九龄，说张九龄今后必然取代自己的地位，成为文坛领袖。张九龄也感到遇到了知己，投靠和依附张说。第二年，升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朝廷要职，正五品上，相当于今之正局级，用现在的话说，进入了高干的行列。这一年他四十五岁。一颗政坛名星在盛唐官场上升起。 张说虽是长辈，但有几件事说明张九龄比他更有头脑。 张九龄以正直著称，虽然他得到张说的器重，被提拔到高位，但对张说也不断进行批评。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在这个重大的活动中，张说确定的随玄宗登山的人选，有不少品位很低的人，甚至是低级胥吏，另外就是经自己亲手提拔的官员。封禅活动结束后，这些人都被破格提拔为五品官，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张九龄提醒他：“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劝他加以纠正。但张说不听，后来张说受到舆论的批评，“泰山之力”的典故和称岳父为“泰山”，由此而来。据说玄宗问及张说的女婿为什么升迁得如此之快时，有人含蓄地说他借助了“泰山之力”，显然这典故包含着对张说的讽刺。 御史中丞宇文融受到玄宗的信重，负责户口田赋工作，每次上奏朝廷，张说大多提出反对的意见，宇文融对张说极为不满。张九龄又劝张说加以防备，张说也不听。果然，不久宇文融就向玄宗弹劾张说，玄宗罢免了张说的宰相职务。张九龄因为是张说的亲信而受牵连，贬为太常少卿——太常寺副长官，正四品。注意，四品官比原来的中书舍人品级要高，为什么还说“贬”呢？这是因为唐代的官员还有“清要”与“闲散”之分，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都是些祭祀礼仪方面的工作，是闲职，远离政事枢要。不久又被任命为冀州刺史，让他离开了朝廷。不过，玄宗对张九龄很照顾，为了让他能离家近一些，经?了解到老母的消息，把他改为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充岭南道按察使。还让他的两个弟弟张九章、张九皋也到岭南任刺史，使他们逢年过节能回家省亲，家人团圆。这算是对他官场失意的一种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