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19世纪的心理物理学研究，2002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DanielKahnerman，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他的长期合作者特维斯基（AmosTversky）两人，在1979年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经过大量的研究，他们发现，古典的效用理论不能够贴切地反映人们在未来不确定情况下作决策的行为模式，当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普通人是怎样设想未来的呢?统计意义上，我们倾向于把未来的小概率事件的概率加以高估。贝克尔也曾说，我们倾向于把未来的“好事”涂抹得光明灿烂，但是真的到了这好事降临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失望地感到，这“好事”似乎也没有原先想像的那样好。然而，对于未来的大概率事件，我们通常总是低估它的概率。这被称为“卡尼曼定律”。 Ahypotheticalweightingfunction 上图描绘了人们对概率估计的系统性偏差。当事件发生的真实概率低于10%或15%的时候，我们对概率的高估特别明显，同样，事件发生的真实概率越高，我们越倾向于低估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虚线（它代表人们对概率的估计）经常偏离对角线。从这条曲线，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提出了一个足以取代预期效用理论的理论，即“前景理论”。他们的思路是，对于事件发生的概率，需要进行加权，才足以描述人们的真实选择。这样一个加权的预期效用理论，可以把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理论当做它的特例。 阿罗：效用理论的发展回顾 在卡尼曼的工作之前，阿罗在1958年有一篇重要文献，发表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杂志上，回顾了效用的经济学理论和行为学理论的发展。经济学中的效用，称为“utilities”，行为学中的效用，反映在“attitudes”（态度）之中。在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上，阿罗来讨论“理性选择”。这是一篇综述文章，首先，他回顾了确定性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从帕累托开始，有所谓的“序数效用”，它足以推出逻辑自洽的理性选择方案。但是，阿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西蒙教授对这套理论的批评，即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其实不需要经济学理论，也不需要经济学家。西蒙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所能提供的实在太少了，经济学家应当提供的，是在各种重要的场合下进入我们选择集合的那些方案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阿罗在这里赞赏了西蒙的批评。 阿罗指出，通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备选方案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但它们没有仔细研究互补关系。从长期的演化而言，互补性是最根本的，替代性是暂时的。于是，阿罗提出了一个包容性更广的理性选择理论（auniversaltheoryofrationalchoice）。什么是普适的选择理论呢?他认为，每个决策都应依据个体的生命史而作出。每个人首先应当选择他的生活道路，然后才能选择各种具体方案。后来，贝克尔提出了所谓“王朝效用函数”，接续的就是这个思路。 接下来，阿罗重点讨论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理论。这也是行为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有三个可能的研究思路，第一条思路是冯·诺依曼提出的预期效用理论。这个理论基于客观概率论，根据冯·诺依曼—摩根斯坦预期效用函数，研究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第二条思路是主观概率的思路，这是由萨维奇（Savage）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主观概率，人人各不相同。从主观概率的预期理论，今天，我们知道有主观博弈的博弈论。每个人都有一套对于世界状态的主观概率分布，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来进行社会博弈。第三个思路是极端主观主义的思路，它的主要作者是沙克尔（Shackle），这个思路主要强调，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其实是“企业家决策”，这里的企业家，是指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者”。不确定性以及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潜在回报，可以激发人们的创新能力。沙克尔否定了概率论的思路——不是所有的不确定性都可以还原成概率的。 接着19世纪的心理物理学研究，2002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DanielKahnerman，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他的长期合作者特维斯基（AmosTversky）两人，在1979年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经过大量的研究，他们发现，古典的效用理论不能够贴切地反映人们在未来不确定情况下作决策的行为模式，当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普通人是怎样设想未来的呢?统计意义上，我们倾向于把未来的小概率事件的概率加以高估。贝克尔也曾说，我们倾向于把未来的“好事”涂抹得光明灿烂，但是真的到了这好事降临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失望地感到，这“好事”似乎也没有原先想像的那样好。然而，对于未来的大概率事件，我们通常总是低估它的概率。这被称为“卡尼曼定律”。 Ahypotheticalweightingfunction 上图描绘了人们对概率估计的系统性偏差。当事件发生的真实概率低于10%或15%的时候，我们对概率的高估特别明显，同样，事件发生的真实概率越高，我们越倾向于低估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虚线（它代表人们对概率的估计）经常偏离对角线。从这条曲线，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提出了一个足以取代预期效用理论的理论，即“前景理论”。他们的思路是，对于事件发生的概率，需要进行加权，才足以描述人们的真实选择。这样一个加权的预期效用理论，可以把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理论当做它的特例。 阿罗：效用理论的发展回顾 在卡尼曼的工作之前，阿罗在1958年有一篇重要文献，发表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杂志上，回顾了效用的经济学理论和行为学理论的发展。经济学中的效用，称为“utilities”，行为学中的效用，反映在“attitudes”（态度）之中。在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上，阿罗来讨论“理性选择”。这是一篇综述文章，首先，他回顾了确定性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从帕累托开始，有所谓的“序数效用”，它足以推出逻辑自洽的理性选择方案。但是，阿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西蒙教授对这套理论的批评，即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其实不需要经济学理论，也不需要经济学家。西蒙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所能提供的实在太少了，经济学家应当提供的，是在各种重要的场合下进入我们选择集合的那些方案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阿罗在这里赞赏了西蒙的批评。 阿罗指出，通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备选方案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但它们没有仔细研究互补关系。从长期的演化而言，互补性是最根本的，替代性是暂时的。于是，阿罗提出了一个包容性更广的理性选择理论（auniversaltheoryofrationalchoice）。什么是普适的选择理论呢?他认为，每个决策都应依据个体的生命史而作出。每个人首先应当选择他的生活道路，然后才能选择各种具体方案。后来，贝克尔提出了所谓“王朝效用函数”，接续的就是这个思路。 接下来，阿罗重点讨论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理论。这也是行为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有三个可能的研究思路，第一条思路是冯·诺依曼提出的预期效用理论。这个理论基于客观概率论，根据冯·诺依曼—摩根斯坦预期效用函数，研究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第二条思路是主观概率的思路，这是由萨维奇（Savage）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主观概率，人人各不相同。从主观概率的预期理论，今天，我们知道有主观博弈的博弈论。每个人都有一套对于世界状态的主观概率分布，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来进行社会博弈。第三个思路是极端主观主义的思路，它的主要作者是沙克尔（Shackle），这个思路主要强调，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其实是“企业家决策”，这里的企业家，是指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者”。不确定性以及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潜在回报，可以激发人们的创新能力。沙克尔否定了概率论的思路——不是所有的不确定性都可以还原成概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