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开篇，按照当时的习惯，斯密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他全书的写作计划，斯密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他要论证这样几个观点：首先，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各国每年消费的源泉，这有道理，因为劳动时间给定（在斯密的时代，每人每天的劳动量是十几个小时，按一周六天计算，每年大约有300个劳动日）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决定了各国商品的供给。但这看法也有问题，因为他完全没有考虑其他要素，比如土地或者资本，它们也是提供各国当年必需品消费的源泉。 其次，各国劳动时间（我们刚才计算的全员劳动时间）的产出及其转化物（本国产出交换的外国产出）与这个国家的纯消费的比例十分重要，我们把所有的消费者折合成纯消费者，看他们占总人口的多大比例，然后把所有的劳动时间折合成纯劳动者，也算出他们的人口比例，然后可以算出纯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比例，由此判断一个国家的富庶程度。这当然也符合我们的直观，因为这个比例决定了产出多消费少，还是消费多产出少，所以，这个比例或大或小地决定国家或富或贫，这是第二个重要观点。今天我们觉得这个思路很简单，别忘了，斯密发表《原富》是18世纪，那时能这么说就已经不容易了。然后是详细的论证，一国每年的劳动，本来是提供本国一年必需品消费的源泉，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再加上贸易，即本国劳动的产物去换来的国外的产物。但归根结底，重要的是本国劳动的产品。产品的丰富情况取决于有多少劳动人口和有多少消费人口。 下面开始复杂一点——这样一个比例由什么样的情况决定呢?分为两种情况：一般来说，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判断力决定本国的劳动产出率。同样是一小时的劳动，如果有更熟练的劳动操作、技巧和更好的判断力，则劳动者在一小时之内生产出来的物产就多，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劳动时间的不等质、不可比的问题。其次是从事有用劳动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这是对上一个观点的发挥。当然还有自然环境的因素，这样，引进了两个主要要素，即土地和劳动——我们把自然环境因素概括为土地这个要素，这样就决定了一个国家每年的供给是好是坏。给定自然环境，也就是给定土地这个自然要素，各国的劳动产出的比率首先依赖于技能、熟练程度和一般判断力的运用。斯密考察了制针业就是制别针和缝衣针这两个行业之后感受很深，所以他反复强调判断力的运用，尤其是一般判断力的运用，这很有意思，它使我们想起贝克尔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人力资本的讨论中，最强调的是人类一般知识的运用和积累，而不是特殊知识的积累。斯密在后文也涉及了这一点，并作了深入的论证。 然后，斯密讨论了物产丰富的源泉，在斯密之前，威廉·配第早就发现，影响劳动生产率程度的绝不仅仅是劳动的技巧、熟练程度和一般判断力，还有自然资源的禀赋，也就是土地这个要素。所以他把“土地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作为一个核心的概念。当然这太早了，到了斯密的年代就把土地这个要素固定起来，只讨论劳动，因为他认为“供给之丰厚或匮乏似乎（斯密用词比较谦虚）更加依赖于这两个条件之前者”，就是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这个条件。斯密的论述，大家可以参看《原富》的原文。 后一段，斯密论证了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不同，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在斯密看来，文明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半开化和未开化的社会，是因为文明社会的分工发达之后，很多人可以不劳动而享受超过野蛮社会任何成员的消费水平，这是分工的好处。这样，斯密打算在第一册里讨论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物产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秩序，以及各个阶层不同成员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这三个主题。这实际上是斯密全书各章的标题，但斯密书中的多数内容，例如资本家、地主、工人三个阶层及其收入的划分，在今天来看几乎都有缺陷。 斯密接下来强调这几个重要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继续强调有用劳动的数量和纯粹消费者的人数。然后，斯密提出一个新观点——劳动人口的数量在各种场合与劳动所结合着的资本存量的比例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比如，一个工人开十台机床显然是不可能的。机床数量多了之后，就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于是，厂区里面看上去有用劳动就多，因为资本存量比别的工厂多，这当然来自于观察。 《原富》开篇，按照当时的习惯，斯密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他全书的写作计划，斯密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他要论证这样几个观点：首先，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各国每年消费的源泉，这有道理，因为劳动时间给定（在斯密的时代，每人每天的劳动量是十几个小时，按一周六天计算，每年大约有300个劳动日）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决定了各国商品的供给。但这看法也有问题，因为他完全没有考虑其他要素，比如土地或者资本，它们也是提供各国当年必需品消费的源泉。 其次，各国劳动时间（我们刚才计算的全员劳动时间）的产出及其转化物（本国产出交换的外国产出）与这个国家的纯消费的比例十分重要，我们把所有的消费者折合成纯消费者，看他们占总人口的多大比例，然后把所有的劳动时间折合成纯劳动者，也算出他们的人口比例，然后可以算出纯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比例，由此判断一个国家的富庶程度。这当然也符合我们的直观，因为这个比例决定了产出多消费少，还是消费多产出少，所以，这个比例或大或小地决定国家或富或贫，这是第二个重要观点。今天我们觉得这个思路很简单，别忘了，斯密发表《原富》是18世纪，那时能这么说就已经不容易了。然后是详细的论证，一国每年的劳动，本来是提供本国一年必需品消费的源泉，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再加上贸易，即本国劳动的产物去换来的国外的产物。但归根结底，重要的是本国劳动的产品。产品的丰富情况取决于有多少劳动人口和有多少消费人口。 下面开始复杂一点——这样一个比例由什么样的情况决定呢?分为两种情况：一般来说，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判断力决定本国的劳动产出率。同样是一小时的劳动，如果有更熟练的劳动操作、技巧和更好的判断力，则劳动者在一小时之内生产出来的物产就多，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劳动时间的不等质、不可比的问题。其次是从事有用劳动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这是对上一个观点的发挥。当然还有自然环境的因素，这样，引进了两个主要要素，即土地和劳动——我们把自然环境因素概括为土地这个要素，这样就决定了一个国家每年的供给是好是坏。给定自然环境，也就是给定土地这个自然要素，各国的劳动产出的比率首先依赖于技能、熟练程度和一般判断力的运用。斯密考察了制针业就是制别针和缝衣针这两个行业之后感受很深，所以他反复强调判断力的运用，尤其是一般判断力的运用，这很有意思，它使我们想起贝克尔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人力资本的讨论中，最强调的是人类一般知识的运用和积累，而不是特殊知识的积累。斯密在后文也涉及了这一点，并作了深入的论证。 然后，斯密讨论了物产丰富的源泉，在斯密之前，威廉·配第早就发现，影响劳动生产率程度的绝不仅仅是劳动的技巧、熟练程度和一般判断力，还有自然资源的禀赋，也就是土地这个要素。所以他把“土地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作为一个核心的概念。当然这太早了，到了斯密的年代就把土地这个要素固定起来，只讨论劳动，因为他认为“供给之丰厚或匮乏似乎（斯密用词比较谦虚）更加依赖于这两个条件之前者”，就是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这个条件。斯密的论述，大家可以参看《原富》的原文。 后一段，斯密论证了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不同，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在斯密看来，文明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半开化和未开化的社会，是因为文明社会的分工发达之后，很多人可以不劳动而享受超过野蛮社会任何成员的消费水平，这是分工的好处。这样，斯密打算在第一册里讨论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物产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秩序，以及各个阶层不同成员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这三个主题。这实际上是斯密全书各章的标题，但斯密书中的多数内容，例如资本家、地主、工人三个阶层及其收入的划分，在今天来看几乎都有缺陷。 斯密接下来强调这几个重要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继续强调有用劳动的数量和纯粹消费者的人数。然后，斯密提出一个新观点——劳动人口的数量在各种场合与劳动所结合着的资本存量的比例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比如，一个工人开十台机床显然是不可能的。机床数量多了之后，就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于是，厂区里面看上去有用劳动就多，因为资本存量比别的工厂多，这当然来自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