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希曼继续说：“希望通过巧妙地运用一种欲望抑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这似乎变成了18世纪也就是亚当·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赫布曼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像现在许多暴君的胜利一样，资本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普遍地拒绝认真对待它，或归功于人们普遍地拒绝相信它能一展宏图或取得重大成就……”孟德斯鸠说：“因为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商人相信和气生财，他通常不敢有政治野心，甚至不敢追求名誉，他就是要赚钱，所以他很和气，风俗也就改善了。这被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叫做“经济的文明化影响”（thecivilizinginfluenceofeconomy）。 提到苏格兰启蒙学派，就不能不提到休谟和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老师哈奇森（FrancisHutcheson，1694—1746），休谟和斯密从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东西。哈奇森的观点是：对利益的追求是一种“温和的欲求”，它导致理性计算。休谟承接这个思想继续写道：我们必须区分温和的欲望和虚弱的欲望，狂暴的欲望与强劲的欲望；追逐利益的欲望既温和又persistent（顽固、不屈服、强劲），所以最后你还得向它屈服。 到了18世纪中叶，赚钱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温和的欲望”，1769年，一位苏格兰历史学家在其著作里这样写道：“贸易有助于使那些维持国家之间的差别和敌意的偏见逐渐消失。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文明与温和。”显然，这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承接的著名口号——“经济的文明化影响”的渊源。也是1769年，巴黎学院颁布的内部规章中使用了这样的句子：“由于学生离开学院后要在社会上生活，他们需要提前训练客气、随和、诚实交往。”那时的人们认为，赚钱是一种自然情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点自私。亚当·斯密则认为，过分沉迷于这种欲求的时候，自然情感就会沦落成为非自然的情感，就成了“贪婪”。斯密进一步指出：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欲望，尽管它是温和的且不易冲动的欲望。”这就是一个很全面的论述了。 以上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一个思想来源。在斯密生前的《道德情操论》的版本的最后一版（第六版），斯密添加上这样一种担心，他写道：“……我们追求财富、逃避贫困，主要是出于人类情感的考虑。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辛苦和忙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野心以及追求财富、权力、优越地位的目的是什么呢?……遍及一切地位不同的人的那种竞争是何以发生的呢?……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日后纠缠涂尔干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通过劳动分工发展到今天到底是更幸福了呢，还是更不幸福了呢?这个问题，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也在困扰着晚年的亚当·斯密。 弗兰克·奈特：反对享乐主义 现在我们转入当代经济学家对“幸福”问题的论述，在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之前，我们先来回顾弗兰克·奈特（FrankHKnight）的一组经济学与伦理学方面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的阅读将有助于澄清我们的观念，使我们避免经济学家们最易犯的那些错误。 弗兰克·奈特是芝加哥学派的“教父”，据张五常的一个考证，从奈特到芝加哥大学执掌经济系到今天，在他的学生中间已经有九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张五常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奈特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但不是很有原创性，他的主要贡献是帮助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调整他们的思想，他不单单是他们学术的导师，也是他们思想的导师。在这篇文章里（他有很多文章在各个学科的刊物上），他批评了经济学家通常持有的伦理立场，即“享乐主义”（hedonism），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快乐就行了，明天洪水滔天也无所谓。作为老师，奈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的学生们的这个立场。这篇文章不是直接批评享乐主义，而是作出了间接的批评。奈特认为，享乐主义实际上是把人类的行为折换成了动物的快乐感，继而用边沁的效用主义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来论证：人类所追求的幸福无非就是所有快乐的最大化。如何论证快乐的总量最大化是合理的呢?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科学方法”来论证自己的看法，包括下文将要介绍的ItzhakGulboa和DavidSchmeidler的科学方法，它们都基于这样一条基本信仰，那就是人类的所有欲望都可以通过测量折算成价格，简单加减之后，变成一个统一的目标函数，然后把这个目标函数最大化。奈特认为这是一种“科学方法”。这种科学主义的伦理观支持了经济学家的享乐主义立场。“Reduceethicstoasortofglorifiedeconomics”——“把伦理学的精神转化成了经济学精神”。 赫希曼继续说：“希望通过巧妙地运用一种欲望抑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这似乎变成了18世纪也就是亚当·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赫布曼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像现在许多暴君的胜利一样，资本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普遍地拒绝认真对待它，或归功于人们普遍地拒绝相信它能一展宏图或取得重大成就……”孟德斯鸠说：“因为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商人相信和气生财，他通常不敢有政治野心，甚至不敢追求名誉，他就是要赚钱，所以他很和气，风俗也就改善了。这被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叫做“经济的文明化影响”（thecivilizinginfluenceofeconomy）。 提到苏格兰启蒙学派，就不能不提到休谟和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老师哈奇森（FrancisHutcheson，1694—1746），休谟和斯密从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东西。哈奇森的观点是：对利益的追求是一种“温和的欲求”，它导致理性计算。休谟承接这个思想继续写道：我们必须区分温和的欲望和虚弱的欲望，狂暴的欲望与强劲的欲望；追逐利益的欲望既温和又persistent（顽固、不屈服、强劲），所以最后你还得向它屈服。 到了18世纪中叶，赚钱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温和的欲望”，1769年，一位苏格兰历史学家在其著作里这样写道：“贸易有助于使那些维持国家之间的差别和敌意的偏见逐渐消失。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文明与温和。”显然，这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承接的著名口号——“经济的文明化影响”的渊源。也是1769年，巴黎学院颁布的内部规章中使用了这样的句子：“由于学生离开学院后要在社会上生活，他们需要提前训练客气、随和、诚实交往。”那时的人们认为，赚钱是一种自然情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点自私。亚当·斯密则认为，过分沉迷于这种欲求的时候，自然情感就会沦落成为非自然的情感，就成了“贪婪”。斯密进一步指出：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欲望，尽管它是温和的且不易冲动的欲望。”这就是一个很全面的论述了。 以上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一个思想来源。在斯密生前的《道德情操论》的版本的最后一版（第六版），斯密添加上这样一种担心，他写道：“……我们追求财富、逃避贫困，主要是出于人类情感的考虑。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辛苦和忙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野心以及追求财富、权力、优越地位的目的是什么呢?……遍及一切地位不同的人的那种竞争是何以发生的呢?……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日后纠缠涂尔干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通过劳动分工发展到今天到底是更幸福了呢，还是更不幸福了呢?这个问题，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也在困扰着晚年的亚当·斯密。 弗兰克·奈特：反对享乐主义 现在我们转入当代经济学家对“幸福”问题的论述，在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之前，我们先来回顾弗兰克·奈特（FrankHKnight）的一组经济学与伦理学方面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的阅读将有助于澄清我们的观念，使我们避免经济学家们最易犯的那些错误。 弗兰克·奈特是芝加哥学派的“教父”，据张五常的一个考证，从奈特到芝加哥大学执掌经济系到今天，在他的学生中间已经有九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张五常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奈特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但不是很有原创性，他的主要贡献是帮助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调整他们的思想，他不单单是他们学术的导师，也是他们思想的导师。在这篇文章里（他有很多文章在各个学科的刊物上），他批评了经济学家通常持有的伦理立场，即“享乐主义”（hedonism），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快乐就行了，明天洪水滔天也无所谓。作为老师，奈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的学生们的这个立场。这篇文章不是直接批评享乐主义，而是作出了间接的批评。奈特认为，享乐主义实际上是把人类的行为折换成了动物的快乐感，继而用边沁的效用主义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来论证：人类所追求的幸福无非就是所有快乐的最大化。如何论证快乐的总量最大化是合理的呢?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科学方法”来论证自己的看法，包括下文将要介绍的ItzhakGulboa和DavidSchmeidler的科学方法，它们都基于这样一条基本信仰，那就是人类的所有欲望都可以通过测量折算成价格，简单加减之后，变成一个统一的目标函数，然后把这个目标函数最大化。奈特认为这是一种“科学方法”。这种科学主义的伦理观支持了经济学家的享乐主义立场。“Reduceethicstoasortofglorifiedeconomics”——“把伦理学的精神转化成了经济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