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介绍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Hirschman），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可以说他是经济学家，但他和一般的经济学家很不一样。他在1977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激情与利益》（ThePassionsandtheInterests），他论证什么呢?赫希曼主要论证的是资本主义是如何启蒙、如何发源的。他的论证从“利益”、“激情”和“理性”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开始。利益（interests）是激情（passions）与理性（rationality）的中介，按照赫希曼的论证，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世纪晚期以前一直像希腊英雄史诗那样崇尚个人的英雄感或者说荣誉。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追求的是荣誉与权力，而不是金钱，但是到了马基雅维里以后，利益开始主宰世界。资本主义其实是欧洲主流意识形态从追逐荣誉和权利向着追逐金钱和物质利益逐渐演变的结果，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判断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时候相当惊人，今天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休谟在1747年写下了这句话——“理性是并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每次讲这话的时候我都热血沸腾，周其仁听到这句话时也非常激动。既然理性是激情的奴隶，理性能干什么呢?理性只好寻求工具这样一个地位。理性是不能问目标的合理性的，它只能帮助人类最合理地达到目标。阿马迪亚·森在一篇演说里这样来形容经济学的理性：当一位工具理性主义者或者经济学家看到另外一个人手执一柄刀去杀无辜的人的时候，他不去问其他的问题，他只是劝告这个凶手说“您这个刀不够快，我这里还有一把更快的刀”。理性主义不去问那个人杀人的目的是合乎理性的还是疯狂的，杀人者只是激情的奴隶。 以害处较小的激情抑制害处较大的激情 理性怎么办呢?休谟看到了这样一个可能的出路，即寻求以害处较小的激情来抑制害处较大的激情，这当然符合经济学的原理——两害相权取其轻。哪些激情是害处比较小的呢?就是追逐利益的激情。大部分商人并不想当皇帝，他只是想着获取利润。他不想像君主们那样发动十字军远征，在地上实现天国，满足骑士的荣誉感。追求荣誉和权力，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啊。 在中世纪的战乱之后，思想家们意识到有其他的害处更小的激情，他们宁愿让人变得庸俗一点，也不愿鼓励所有人都去“解放全人类”。自利的算计抑制了权力冲动——这是休谟非常精致的思想。我们都读过休谟的《人性论》，但是只有赫希曼读出来了这层意思。从尼采式的“求权力的意志”（thewilltopower）到“金钱拜物教”，西方的命运是什么呢?两千年的西方文明就是“求权力的意志”的演变史。金钱拜物教是掩盖着的“求权力的意志”，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ispower），仍然是一种权力意志。是尼采把西方文明历程的本质揭示了出来，西方人从公元前1800年的时候就开始追求权力，在这方面，西方人跟中国人很不一样。 让我们把话题变得轻松一点。在辛西娅·克罗森的《财富千年》里，她考证“求权意志”到金钱拜物教的演变的关键时段是16世纪，在马丁·路德在德国维登堡教堂前挑起宗教改革之前，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统治时期。亚历山大六世是历史上最腐败的一个教皇，他的统治是休谟“以一种害处较小的激情来抑制害处较大的激情”的范例。“教会变得像一家免于竞争的公司，将大笔利润当做董事们的薪水，而销售队伍则人心涣散或陷入绝望。15世纪欧洲那些温顺且不识字的农民也开始怀疑，罗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但丁写道:‘基督每天都被出卖。’……一位前任教皇的私生子是‘最骄奢淫逸的放荡子’……一位红衣主教据说在28岁就死于‘太过放荡’。……神职人员随身携带武器——通常是匕首。几乎没有什么用钱买不到的东西。……由于很多神父有了私生子，这方面的羞耻感早已减退。亚历山大本人就放纵情欲，拥有好几位情妇……而且有九名私生子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文明开始成长起来。 回到《财富千年》,“印刷术帮助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1460—1500年这40年期间出版的书籍量超过了中世纪全部抄写本的数量。知识不再是神职人员专有的了，与此相应的权力也开始衰败。1492年亚历山大角逐教皇成功。1501年他试图发布一项教皇令，要求一切印刷商将他们所印书籍交给大主教们审批。与此同时，教会迅速地世俗化。各大教堂的收入随着‘圣职买卖’被转让给贷款给教皇的俗界人员。在马基雅维里收到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这里，他们要卖的圣职多于我们拥有的瓜菜、蛋奶饼、和饮用水。’对于买不起神职的普通人，购买赎罪券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一切与教会规约相冲突的细节的合法化途径。喝酒之前，人们到街头买一纸免罪书，价格是两便士。当时流行的谚语是:‘钱箱一响，灵魂出狱。’而在罗马,‘喝醉’几乎是‘被教皇毒死’的同义语——死后的神职人员，其财产可由教皇保管。”注意这段话，在中世纪没有印刷术的时候，知识几乎为神职人员所垄断，与此相应，知识就是权力，印刷术的出现打破了神职人员对权力的垄断，与此同时，神职人员的道德也越来越败坏，由此引发了1517年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前史。 按照赫希曼的论证，在人类的各种强烈欲望当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四类：性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致富的欲望和对荣誉的欲望。按照休谟的思路来比较，我们应该抑制哪些欲望呢?应当抑制对荣誉的欲望和对权力的欲望，因为它伤害了其他的人。罗马时代以后，君主们的权力欲望和骑士们的荣誉冲动多次成为毁灭欧洲的力量，而对性的欲望和对财富的欲望不伤害其他人，会使这个社会更和平。 培根、霍布斯、孟德斯鸠最早意识到以财富欲望抑制权力和荣誉的冲动的可能性。培根写道：“我思考的是，该如何使一种欲望反对另一种欲望，如何使它们相互牵制，正如同我们用野兽来猎取野兽……”霍布斯最重要的发现是他关于社会契约的特殊概念。让人们的利益之间相互制衡。这就是博弈论思想，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预备概念。斯密的好朋友休谟在《人性论》里说过“……我们确信，两种相反的罪恶并存时，要比它们单独存在时更为有益……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只能用一种罪恶来消除另一种罪恶；假若如此，人类就应当倾向于选择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解决方式。”这是赤裸裸的性恶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把握，它背后包含着经济学的最优化原理。 接下来我们介绍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Hirschman），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可以说他是经济学家，但他和一般的经济学家很不一样。他在1977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激情与利益》（ThePassionsandtheInterests），他论证什么呢?赫希曼主要论证的是资本主义是如何启蒙、如何发源的。他的论证从“利益”、“激情”和“理性”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开始。利益（interests）是激情（passions）与理性（rationality）的中介，按照赫希曼的论证，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世纪晚期以前一直像希腊英雄史诗那样崇尚个人的英雄感或者说荣誉。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追求的是荣誉与权力，而不是金钱，但是到了马基雅维里以后，利益开始主宰世界。资本主义其实是欧洲主流意识形态从追逐荣誉和权利向着追逐金钱和物质利益逐渐演变的结果，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判断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时候相当惊人，今天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休谟在1747年写下了这句话——“理性是并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每次讲这话的时候我都热血沸腾，周其仁听到这句话时也非常激动。既然理性是激情的奴隶，理性能干什么呢?理性只好寻求工具这样一个地位。理性是不能问目标的合理性的，它只能帮助人类最合理地达到目标。阿马迪亚·森在一篇演说里这样来形容经济学的理性：当一位工具理性主义者或者经济学家看到另外一个人手执一柄刀去杀无辜的人的时候，他不去问其他的问题，他只是劝告这个凶手说“您这个刀不够快，我这里还有一把更快的刀”。理性主义不去问那个人杀人的目的是合乎理性的还是疯狂的，杀人者只是激情的奴隶。 以害处较小的激情抑制害处较大的激情 理性怎么办呢?休谟看到了这样一个可能的出路，即寻求以害处较小的激情来抑制害处较大的激情，这当然符合经济学的原理——两害相权取其轻。哪些激情是害处比较小的呢?就是追逐利益的激情。大部分商人并不想当皇帝，他只是想着获取利润。他不想像君主们那样发动十字军远征，在地上实现天国，满足骑士的荣誉感。追求荣誉和权力，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啊。 在中世纪的战乱之后，思想家们意识到有其他的害处更小的激情，他们宁愿让人变得庸俗一点，也不愿鼓励所有人都去“解放全人类”。自利的算计抑制了权力冲动——这是休谟非常精致的思想。我们都读过休谟的《人性论》，但是只有赫希曼读出来了这层意思。从尼采式的“求权力的意志”（thewilltopower）到“金钱拜物教”，西方的命运是什么呢?两千年的西方文明就是“求权力的意志”的演变史。金钱拜物教是掩盖着的“求权力的意志”，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ispower），仍然是一种权力意志。是尼采把西方文明历程的本质揭示了出来，西方人从公元前1800年的时候就开始追求权力，在这方面，西方人跟中国人很不一样。 让我们把话题变得轻松一点。在辛西娅·克罗森的《财富千年》里，她考证“求权意志”到金钱拜物教的演变的关键时段是16世纪，在马丁·路德在德国维登堡教堂前挑起宗教改革之前，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统治时期。亚历山大六世是历史上最腐败的一个教皇，他的统治是休谟“以一种害处较小的激情来抑制害处较大的激情”的范例。“教会变得像一家免于竞争的公司，将大笔利润当做董事们的薪水，而销售队伍则人心涣散或陷入绝望。15世纪欧洲那些温顺且不识字的农民也开始怀疑，罗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但丁写道:‘基督每天都被出卖。’……一位前任教皇的私生子是‘最骄奢淫逸的放荡子’……一位红衣主教据说在28岁就死于‘太过放荡’。……神职人员随身携带武器——通常是匕首。几乎没有什么用钱买不到的东西。……由于很多神父有了私生子，这方面的羞耻感早已减退。亚历山大本人就放纵情欲，拥有好几位情妇……而且有九名私生子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文明开始成长起来。 回到《财富千年》,“印刷术帮助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1460—1500年这40年期间出版的书籍量超过了中世纪全部抄写本的数量。知识不再是神职人员专有的了，与此相应的权力也开始衰败。1492年亚历山大角逐教皇成功。1501年他试图发布一项教皇令，要求一切印刷商将他们所印书籍交给大主教们审批。与此同时，教会迅速地世俗化。各大教堂的收入随着‘圣职买卖’被转让给贷款给教皇的俗界人员。在马基雅维里收到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这里，他们要卖的圣职多于我们拥有的瓜菜、蛋奶饼、和饮用水。’对于买不起神职的普通人，购买赎罪券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一切与教会规约相冲突的细节的合法化途径。喝酒之前，人们到街头买一纸免罪书，价格是两便士。当时流行的谚语是:‘钱箱一响，灵魂出狱。’而在罗马,‘喝醉’几乎是‘被教皇毒死’的同义语——死后的神职人员，其财产可由教皇保管。”注意这段话，在中世纪没有印刷术的时候，知识几乎为神职人员所垄断，与此相应，知识就是权力，印刷术的出现打破了神职人员对权力的垄断，与此同时，神职人员的道德也越来越败坏，由此引发了1517年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前史。 按照赫希曼的论证，在人类的各种强烈欲望当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四类：性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致富的欲望和对荣誉的欲望。按照休谟的思路来比较，我们应该抑制哪些欲望呢?应当抑制对荣誉的欲望和对权力的欲望，因为它伤害了其他的人。罗马时代以后，君主们的权力欲望和骑士们的荣誉冲动多次成为毁灭欧洲的力量，而对性的欲望和对财富的欲望不伤害其他人，会使这个社会更和平。 培根、霍布斯、孟德斯鸠最早意识到以财富欲望抑制权力和荣誉的冲动的可能性。培根写道：“我思考的是，该如何使一种欲望反对另一种欲望，如何使它们相互牵制，正如同我们用野兽来猎取野兽……”霍布斯最重要的发现是他关于社会契约的特殊概念。让人们的利益之间相互制衡。这就是博弈论思想，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预备概念。斯密的好朋友休谟在《人性论》里说过“……我们确信，两种相反的罪恶并存时，要比它们单独存在时更为有益……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只能用一种罪恶来消除另一种罪恶；假若如此，人类就应当倾向于选择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解决方式。”这是赤裸裸的性恶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把握，它背后包含着经济学的最优化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