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三维的空间，我希望问一个问题。前几年，我在很多课程里都用过这个三维空间，那时我没有画出曲面，只画出了三条轴线（参见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为什么今天的表述中画了个曲面呢?请大家思考一下。 其实，我们在经济学、金融学里经常使用类似的方法。我的含义是要去掉那些庸才，去掉那些平庸的经济学家或其他学者，他们在这个曲面内部。伟大的经济学家给你带来三个维度上的最大值、最高点，三个维度他都走得最远。而更靠原点的那些学者则比较平庸，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也没得精神病、抑郁症，精神正常得很，但他对精神秩序的追求比小穆勒、韦伯差得多；假如他更重视社会秩序的研究，写出来一些韦伯没写出来的精彩的话语也行，但他写出来的关于社会秩序的话语还不如韦伯；再看看技术方面的掌握，他还是不如韦伯。后来的人在整理以前的思想的时候，往往就会把那些在曲面的更靠近原点的那些位置上的学者，统统视为平庸的学者。他们并非没有任何贡献，但缺乏开创性的贡献，往往在思想史上被有理由地忽略或一笔带过，这就是我加上这个曲面的理由。至于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个曲面，我不想回答。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在座的各位自己用生命去体悟。 再强调一下：每一位学者的思想都可以放到三个维度的思考框架里去理解。我们的思考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应当注意学者的个人经历，个人经历蕴含着该学者的注意力方向，比如说韦伯的注意力方向集中在宗教与精神的层面，马克思的注意力方向集中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方面，这些都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关。大学者对特殊的问题总是有一些敏感性，而每个学者的个人经历往往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特别关心的问题的种类，我们叫做问题意识。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考察他所在的社会，大的历史情境、社会背景，决定了学者的思想中蕴含的特殊的问题意识。比如中国，鸦片战争后，大部分的中国学者，几乎很少有例外，他们的问题意识里面总是有两重性，就是又要学西方，要国富民强，又要有救亡意识，要拯救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一种特殊的问题意识，它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情境，西方人很难理解。第三个方面就是学术传统自身的问题意识，我们讨论的是经济学，总是要在经济学的思想传统内部，才有它自己的逻辑和问题。这三方面的交错考察，大致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对思想史以及对任何一位作者的解读。 对这个三维的空间，我希望问一个问题。前几年，我在很多课程里都用过这个三维空间，那时我没有画出曲面，只画出了三条轴线（参见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为什么今天的表述中画了个曲面呢?请大家思考一下。 其实，我们在经济学、金融学里经常使用类似的方法。我的含义是要去掉那些庸才，去掉那些平庸的经济学家或其他学者，他们在这个曲面内部。伟大的经济学家给你带来三个维度上的最大值、最高点，三个维度他都走得最远。而更靠原点的那些学者则比较平庸，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也没得精神病、抑郁症，精神正常得很，但他对精神秩序的追求比小穆勒、韦伯差得多；假如他更重视社会秩序的研究，写出来一些韦伯没写出来的精彩的话语也行，但他写出来的关于社会秩序的话语还不如韦伯；再看看技术方面的掌握，他还是不如韦伯。后来的人在整理以前的思想的时候，往往就会把那些在曲面的更靠近原点的那些位置上的学者，统统视为平庸的学者。他们并非没有任何贡献，但缺乏开创性的贡献，往往在思想史上被有理由地忽略或一笔带过，这就是我加上这个曲面的理由。至于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个曲面，我不想回答。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在座的各位自己用生命去体悟。 再强调一下：每一位学者的思想都可以放到三个维度的思考框架里去理解。我们的思考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应当注意学者的个人经历，个人经历蕴含着该学者的注意力方向，比如说韦伯的注意力方向集中在宗教与精神的层面，马克思的注意力方向集中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方面，这些都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关。大学者对特殊的问题总是有一些敏感性，而每个学者的个人经历往往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特别关心的问题的种类，我们叫做问题意识。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考察他所在的社会，大的历史情境、社会背景，决定了学者的思想中蕴含的特殊的问题意识。比如中国，鸦片战争后，大部分的中国学者，几乎很少有例外，他们的问题意识里面总是有两重性，就是又要学西方，要国富民强，又要有救亡意识，要拯救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一种特殊的问题意识，它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情境，西方人很难理解。第三个方面就是学术传统自身的问题意识，我们讨论的是经济学，总是要在经济学的思想传统内部，才有它自己的逻辑和问题。这三方面的交错考察，大致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对思想史以及对任何一位作者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