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从演化理论的角度，勾勒了生物与人类的演进历程。现在就让我们考察一下物质生活的历史和人类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这是我们问题意识的来源之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农业的发生。在人类长达两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并没有农业，人们只是依靠狩猎和采掘生存。农业产生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的时候。农业的诞生带来了定居人口，于是有了储存财富的各种方式。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开始增加。 这篇文章的作者研究了最早的经济史记录，即3500年前巴比伦神庙的泥板文书，那时候有了银行活动，神庙女祭司们积累了足够多的私人财富，可以从事公共活动之外的私人放债和收取利益。庙宇收入的重要来源是王室捐赠，文书表明，当时谷物借贷的年利率是20%。这是比较普遍的历史现象，这些数据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有参照的价值。这篇文章记录，有若干年，谷物借贷的利率是33%，后来又下降到了20%，所以，均衡的利率对于谷物来讲就都是20%。这是很枯燥的一篇文章，但是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最早的银行活动。 西欧人口变化的两千年比较 纵轴刻度为对数标准。 上图引自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中译本，第20页），它描绘了过去2000年西欧人口的变化。在公元0年到公元1000年，人口保持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相抵消的零增长稳态。这样维持了1000年，到了公元11世纪的时候，变化发生了。人口增长开始出现了向上的拐点。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比如，人们学会了使用不会闹霍乱的水源——不洁净的水是传染病的第一原因，喝干净点儿的水，就足以使人口的净增长率大于0了。到了14世纪中期，欧洲人口突然锐减，我们可以判断这一段是欧洲黑死病的时段。据当代有关学者考证，黑死病是成吉思汗带入欧洲的。然后，人口开始逐渐恢复。到了18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发生了。工业革命使得维持生命的技术条件尤其是医院的条件进一步改善，一直到今天。这是长期经济史的第一张图。这里面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我们把欧洲社会当做哺乳动物灵长类欧洲人的群体来研究的话，那么他们的人口种群的爆炸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请大家记住这个特点。 麦迪森引用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长期人口史专家的著作。上面两张图描绘的是瑞典人的年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我们把这两张图结合起来，就得到了第三张图（右上角的图）。如图所示，由于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瑞典的死亡率在1740年以后开始逐渐下降，到1820年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时候，我们看到，瑞典的死亡率急剧下降，对应着第一张图的欧洲人口的迅速上升阶段；到了1960年的时候，每千人的死亡率降低到10，基本上达到了稳定状态。因为主要的致死原因变成了老年病，不是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就可以降低死亡率了。出生率的图在左下角。我们看到，出生率的下降远远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从1880年以后，瑞典的出生率才开始有下降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统计研究表明决定出生率下降的第一位因素是母亲的受教育的程度，你们谁觉得这样的研究成果有点令人惊讶?因为作为经济系的学生，你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是第一因素，但是，统计表明，出生率下降的决定因素首先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第二位因素是避孕技术的进步，第三位因素才是人均收入。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人口爆炸没有完成的国家，我估计，中国已经接近于完成了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初步的老龄化社会，但是还有一些国家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过程，例如墨西哥。 人口爆炸有一个数学的含义，数学的度量方式就是积分，即右上角图中的CBR（粗出生率）－CDR（粗死亡率），我们可以用积分来计算这两条曲线之间的面积，可以算出人口爆炸过程中增加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部分人口的出路。劳动力突然爆炸了，但若人口增长模式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就会很快老龄化。如何在两代人之后——也就是人口老龄化之后，维持人们的生计?方法是把新增的劳动力转化成资本——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经济发展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两代人或者50年的时间里，成功地把过剩的劳动存量转化成资本存量。 JeffreyGWilliamson是哈佛大学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他在两份重要的经济史刊物之一的《经济史探索》（TheExplorationofEconomicHistory）杂志上，描述了刚才我说的这个人口爆炸过程。 但是这幅散点图说明什么呢，说明宣传计划生育的那套理论好像不能让我们信服。如图，纵轴是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横轴是人口增长率。从图上可知，人口增长率对人均收入增长率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东亚奇迹确实发生了，一部分经济学家，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几位老师，倾向于认为是发展战略对头，这个观点我很尊重，但没有被完全说服，我自己也没有提出什么道理来，我不懂这些东西，只是给你们介绍一些文章。 Incomepercapitagrowthandpopulationgrowthindevelopingcountries,1970—1981(reprintedwithpermissionfromKelley,1998,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27(4),99－111,Fig2) StylizedmodelofcconomicgrowthandthedcmographictransitioninEastAsia 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亚经济奇迹发生之前是什么呢?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国家的崛起和生育高峰，1945年以前，东亚的人口出生率很低，战后有一个生育高峰，每个家庭生了好多个孩子，所以储蓄率为负值。这是我们根据莫迪格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可以预期发生的现象。到了1960年以后，为什么东亚就崛起了呢?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然后是中国内地。我们有50年劳动力非常廉价的时期，因为这时战后生育的孩子都长大了，然后就有一个相应的经济奇迹。储蓄率非常高，因为劳动力丰富了，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东亚各国和地区居然把众多过剩的劳动力转化成了高额储蓄。储蓄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品，于是，到了现在，它们可以维持很高水平的老龄化社会的人均消费，这被称为“东亚奇迹”。这奇迹很可能和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有关，也可能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看法。 再回到《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另外一张图。麦迪森的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他居然想出了一种办法，把各国的GDP变成可比的，不仅当年可比，回到公元5世纪的时候都可比，然后才会有长期经济史的定量分析。下图就是他的研究成果。 资料来源：附录A、B和C。纵轴刻度为对数标准。 图中的两条曲线分别是西欧和中国的人均GDP（400—2000年），这和以前经济史的公认结论是不一样的。麦迪森认为，西欧的GDP超过中国远远早于亚当·斯密的时代，在公元1200—1300年之间，西欧就已经追上中国了。中国的人均GDP始终停留在450国际元，停在这个水平上，然后经过战乱掉下来，到了20世纪末才开始上升。从13世纪起，西欧的人均GDP开始超越中国，而且从此就不再低于中国了。 另一方面，这段报告显示,“没有人能够否认，16世纪工人阶级变得更加贫困，政治地位更加低下。……欧洲大多数地方的商品全面涨价。一代人以前足够买到一套服装的钱，现在只能买到一双鞋。1500—1600年期间，小麦价格在德国上涨了300％。……16世纪90年代，横跨欧洲的大饥荒，尸横遍野，许多人嘴里含着草死在路边。” 麦迪森总结出来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经济绩效的三大解释因素。这三大解释因素，虽然符合我们的常识，但是以前没有人总结过。第一是殖民。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视角，把这类殖民当做地球上的一类科学现象。例如10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对长江以南相对风化和潮湿地区的殖民，由于这种殖民带来了土地扩张，中国的人均收入在300年内增长了33%。第二大因素是贸易及其相应的资本流通。“例如11世纪到16世纪之间”，威尼斯作为当时欧洲贸易的中心，成为当时欧洲最富的城邦。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例如18世纪，英国在（政治、金融、工业组织、学术交流）制度创新和与航海相关的各项技术领域（天文、物理、时钟、医学、化学）的领先地位，极大地降低了海外扩张成本。1820年，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亿——这是很惊人的。 上一讲我们从演化理论的角度，勾勒了生物与人类的演进历程。现在就让我们考察一下物质生活的历史和人类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这是我们问题意识的来源之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农业的发生。在人类长达两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并没有农业，人们只是依靠狩猎和采掘生存。农业产生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的时候。农业的诞生带来了定居人口，于是有了储存财富的各种方式。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开始增加。 这篇文章的作者研究了最早的经济史记录，即3500年前巴比伦神庙的泥板文书，那时候有了银行活动，神庙女祭司们积累了足够多的私人财富，可以从事公共活动之外的私人放债和收取利益。庙宇收入的重要来源是王室捐赠，文书表明，当时谷物借贷的年利率是20%。这是比较普遍的历史现象，这些数据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有参照的价值。这篇文章记录，有若干年，谷物借贷的利率是33%，后来又下降到了20%，所以，均衡的利率对于谷物来讲就都是20%。这是很枯燥的一篇文章，但是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最早的银行活动。 西欧人口变化的两千年比较 纵轴刻度为对数标准。 上图引自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中译本，第20页），它描绘了过去2000年西欧人口的变化。在公元0年到公元1000年，人口保持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相抵消的零增长稳态。这样维持了1000年，到了公元11世纪的时候，变化发生了。人口增长开始出现了向上的拐点。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比如，人们学会了使用不会闹霍乱的水源——不洁净的水是传染病的第一原因，喝干净点儿的水，就足以使人口的净增长率大于0了。到了14世纪中期，欧洲人口突然锐减，我们可以判断这一段是欧洲黑死病的时段。据当代有关学者考证，黑死病是成吉思汗带入欧洲的。然后，人口开始逐渐恢复。到了18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发生了。工业革命使得维持生命的技术条件尤其是医院的条件进一步改善，一直到今天。这是长期经济史的第一张图。这里面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我们把欧洲社会当做哺乳动物灵长类欧洲人的群体来研究的话，那么他们的人口种群的爆炸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请大家记住这个特点。 麦迪森引用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长期人口史专家的著作。上面两张图描绘的是瑞典人的年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我们把这两张图结合起来，就得到了第三张图（右上角的图）。如图所示，由于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瑞典的死亡率在1740年以后开始逐渐下降，到1820年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时候，我们看到，瑞典的死亡率急剧下降，对应着第一张图的欧洲人口的迅速上升阶段；到了1960年的时候，每千人的死亡率降低到10，基本上达到了稳定状态。因为主要的致死原因变成了老年病，不是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就可以降低死亡率了。出生率的图在左下角。我们看到，出生率的下降远远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从1880年以后，瑞典的出生率才开始有下降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统计研究表明决定出生率下降的第一位因素是母亲的受教育的程度，你们谁觉得这样的研究成果有点令人惊讶?因为作为经济系的学生，你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是第一因素，但是，统计表明，出生率下降的决定因素首先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第二位因素是避孕技术的进步，第三位因素才是人均收入。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人口爆炸没有完成的国家，我估计，中国已经接近于完成了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初步的老龄化社会，但是还有一些国家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过程，例如墨西哥。 人口爆炸有一个数学的含义，数学的度量方式就是积分，即右上角图中的CBR（粗出生率）－CDR（粗死亡率），我们可以用积分来计算这两条曲线之间的面积，可以算出人口爆炸过程中增加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部分人口的出路。劳动力突然爆炸了，但若人口增长模式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就会很快老龄化。如何在两代人之后——也就是人口老龄化之后，维持人们的生计?方法是把新增的劳动力转化成资本——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经济发展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两代人或者50年的时间里，成功地把过剩的劳动存量转化成资本存量。 JeffreyGWilliamson是哈佛大学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他在两份重要的经济史刊物之一的《经济史探索》（TheExplorationofEconomicHistory）杂志上，描述了刚才我说的这个人口爆炸过程。 但是这幅散点图说明什么呢，说明宣传计划生育的那套理论好像不能让我们信服。如图，纵轴是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横轴是人口增长率。从图上可知，人口增长率对人均收入增长率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东亚奇迹确实发生了，一部分经济学家，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几位老师，倾向于认为是发展战略对头，这个观点我很尊重，但没有被完全说服，我自己也没有提出什么道理来，我不懂这些东西，只是给你们介绍一些文章。 Incomepercapitagrowthandpopulationgrowthindevelopingcountries,1970—1981(reprintedwithpermissionfromKelley,1998,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27(4),99－111,Fig2) StylizedmodelofcconomicgrowthandthedcmographictransitioninEastAsia 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亚经济奇迹发生之前是什么呢?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国家的崛起和生育高峰，1945年以前，东亚的人口出生率很低，战后有一个生育高峰，每个家庭生了好多个孩子，所以储蓄率为负值。这是我们根据莫迪格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可以预期发生的现象。到了1960年以后，为什么东亚就崛起了呢?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然后是中国内地。我们有50年劳动力非常廉价的时期，因为这时战后生育的孩子都长大了，然后就有一个相应的经济奇迹。储蓄率非常高，因为劳动力丰富了，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东亚各国和地区居然把众多过剩的劳动力转化成了高额储蓄。储蓄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品，于是，到了现在，它们可以维持很高水平的老龄化社会的人均消费，这被称为“东亚奇迹”。这奇迹很可能和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有关，也可能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看法。 再回到《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另外一张图。麦迪森的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他居然想出了一种办法，把各国的GDP变成可比的，不仅当年可比，回到公元5世纪的时候都可比，然后才会有长期经济史的定量分析。下图就是他的研究成果。 资料来源：附录A、B和C。纵轴刻度为对数标准。 图中的两条曲线分别是西欧和中国的人均GDP（400—2000年），这和以前经济史的公认结论是不一样的。麦迪森认为，西欧的GDP超过中国远远早于亚当·斯密的时代，在公元1200—1300年之间，西欧就已经追上中国了。中国的人均GDP始终停留在450国际元，停在这个水平上，然后经过战乱掉下来，到了20世纪末才开始上升。从13世纪起，西欧的人均GDP开始超越中国，而且从此就不再低于中国了。 另一方面，这段报告显示,“没有人能够否认，16世纪工人阶级变得更加贫困，政治地位更加低下。……欧洲大多数地方的商品全面涨价。一代人以前足够买到一套服装的钱，现在只能买到一双鞋。1500—1600年期间，小麦价格在德国上涨了300％。……16世纪90年代，横跨欧洲的大饥荒，尸横遍野，许多人嘴里含着草死在路边。” 麦迪森总结出来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经济绩效的三大解释因素。这三大解释因素，虽然符合我们的常识，但是以前没有人总结过。第一是殖民。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视角，把这类殖民当做地球上的一类科学现象。例如10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对长江以南相对风化和潮湿地区的殖民，由于这种殖民带来了土地扩张，中国的人均收入在300年内增长了33%。第二大因素是贸易及其相应的资本流通。“例如11世纪到16世纪之间”，威尼斯作为当时欧洲贸易的中心，成为当时欧洲最富的城邦。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例如18世纪，英国在（政治、金融、工业组织、学术交流）制度创新和与航海相关的各项技术领域（天文、物理、时钟、医学、化学）的领先地位，极大地降低了海外扩张成本。1820年，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亿——这是很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