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一门“知识”，昨天讲过了，它不仅仅是思想。它是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反思，反思营造了一种问题意识。在这些问题意识营造的这种意识氛围中，提出来的重要的问题，导致的科学建构的语言，叫做“经济学知识”。当然知识就可以有它的对立面，也就是意见。比如，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比如一位口若悬河的出租车司机，经常在车上和乘客议论中国的经济，但这些观点是从该司机的局部体验提出来的，它们只是意见，不是知识。经济学作为知识，是对这类意见的“超越”。但是由于当代经济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密，专业化的过程把经济学家的反思越来越局限到人类活动的经济方面，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重新局部化的知识。 经济学作为专业的知识，忽略了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历史的。所以在经济学思想史里面做的工作，要求我们超越经济学的专业化视角，对经济学进行反思，把经济学本身当做是一种“意见”——按照原初的意见和知识的看法，我们有理由把今天的专业化了的经济学的“知识”，在更高的层次上当做一种“意见”，然后从与各专业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的“意见”的对话中，让更高层次的真理自行呈现出来。 我们这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其实是想洞见这样的真理，这也是昨天提出的一个问题——既然日常生活吸引了我们注意力的主要部分——比如“9·11”事件，或者找工作、失业等家庭问题，为什么我们还关心历史呢?思想史和历史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补充一下，黑格尔说：真理是一，是整全（记住赫拉克利特的话：逻各斯自行显现，但只是从全体意见的对话中）。黑格尔又说：逻辑与历史是同一的。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logos自行显现的过程，它不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显现出来的，它是从全体意见的对话中显现出来的，这就是“一”，就是整全，真理就是这样显现出来的。故而，logos的语言表达，可以称为“逻辑”，它与历史是同一的。 什么是根本问题 对日常生活问题的反省提供了辨识“根本问题”的机会。如何发现这样的问题呢?假如说，某人坐在教室里，下定决心——我这一生，要做一门大学问，找到一个根本问题是可以救中国的，然后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就拿诺贝尔奖。抱着这种态度去寻找根本问题，那是找不到的。根本问题之所以能成为根本问题，必源于“自行显现”。你自己找，那只是从一个角度出发，那是找不到的，你必须要去倾听生活，从各个角度让它自行呈现。什么样的环境能够提供让根本问题自行显现的机会呢?下面这句话提供了一个线索，并且符合我们的逻辑直觉：我们关注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等待它们显现出来的那些问题越根本，可以想像，参与对话的、卷入这类问题那些对话的这些意见，就越趋向于“整全”。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最近发起了一起争论——郎咸平和张维迎的争论，多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都卷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国有资产按照什么样的形式改革可以少流失，可以更公平，这当然是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所以就吸引了众多参与对话的人，在这场对话当中表达出来的意见就越趋向于整全。根本问题给我们的一种直觉是：参与对话的意见越趋于整全，这个问题就越趋于根本。 人类的认识能力似乎只能辨识那些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被反复提出来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里面，我们试图去把握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构成了思想史。孔子在“轴心时代”提出来的问题，后边的人也免不了要想，挥之不去。常见的情况是，根本问题是通过历代思想者之间的对话，而不是通过同代人之间的对话呈现出来的。我们把这样的对话称为思想史，因为它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思者”发出意见，在对话当中，这些“意见”不断趋于“整全”。 故而，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史课程，其实是要讲解“社会理论”，也叫做“社会思想研究”。在经济学思想史这门课程里，我们将介绍那些首先是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第一身份”是思想家，其次才是经济学研究者，例如大卫·休谟或亚当·斯密，借着他们的言说，我们可以了解那些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那些指导我们思考的问题。 经济学是一门“知识”，昨天讲过了，它不仅仅是思想。它是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反思，反思营造了一种问题意识。在这些问题意识营造的这种意识氛围中，提出来的重要的问题，导致的科学建构的语言，叫做“经济学知识”。当然知识就可以有它的对立面，也就是意见。比如，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比如一位口若悬河的出租车司机，经常在车上和乘客议论中国的经济，但这些观点是从该司机的局部体验提出来的，它们只是意见，不是知识。经济学作为知识，是对这类意见的“超越”。但是由于当代经济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密，专业化的过程把经济学家的反思越来越局限到人类活动的经济方面，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重新局部化的知识。 经济学作为专业的知识，忽略了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历史的。所以在经济学思想史里面做的工作，要求我们超越经济学的专业化视角，对经济学进行反思，把经济学本身当做是一种“意见”——按照原初的意见和知识的看法，我们有理由把今天的专业化了的经济学的“知识”，在更高的层次上当做一种“意见”，然后从与各专业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的“意见”的对话中，让更高层次的真理自行呈现出来。 我们这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其实是想洞见这样的真理，这也是昨天提出的一个问题——既然日常生活吸引了我们注意力的主要部分——比如“9·11”事件，或者找工作、失业等家庭问题，为什么我们还关心历史呢?思想史和历史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补充一下，黑格尔说：真理是一，是整全（记住赫拉克利特的话：逻各斯自行显现，但只是从全体意见的对话中）。黑格尔又说：逻辑与历史是同一的。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logos自行显现的过程，它不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显现出来的，它是从全体意见的对话中显现出来的，这就是“一”，就是整全，真理就是这样显现出来的。故而，logos的语言表达，可以称为“逻辑”，它与历史是同一的。 什么是根本问题 对日常生活问题的反省提供了辨识“根本问题”的机会。如何发现这样的问题呢?假如说，某人坐在教室里，下定决心——我这一生，要做一门大学问，找到一个根本问题是可以救中国的，然后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就拿诺贝尔奖。抱着这种态度去寻找根本问题，那是找不到的。根本问题之所以能成为根本问题，必源于“自行显现”。你自己找，那只是从一个角度出发，那是找不到的，你必须要去倾听生活，从各个角度让它自行呈现。什么样的环境能够提供让根本问题自行显现的机会呢?下面这句话提供了一个线索，并且符合我们的逻辑直觉：我们关注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等待它们显现出来的那些问题越根本，可以想像，参与对话的、卷入这类问题那些对话的这些意见，就越趋向于“整全”。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最近发起了一起争论——郎咸平和张维迎的争论，多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都卷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国有资产按照什么样的形式改革可以少流失，可以更公平，这当然是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所以就吸引了众多参与对话的人，在这场对话当中表达出来的意见就越趋向于整全。根本问题给我们的一种直觉是：参与对话的意见越趋于整全，这个问题就越趋于根本。 人类的认识能力似乎只能辨识那些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被反复提出来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里面，我们试图去把握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构成了思想史。孔子在“轴心时代”提出来的问题，后边的人也免不了要想，挥之不去。常见的情况是，根本问题是通过历代思想者之间的对话，而不是通过同代人之间的对话呈现出来的。我们把这样的对话称为思想史，因为它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思者”发出意见，在对话当中，这些“意见”不断趋于“整全”。 故而，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史课程，其实是要讲解“社会理论”，也叫做“社会思想研究”。在经济学思想史这门课程里，我们将介绍那些首先是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第一身份”是思想家，其次才是经济学研究者，例如大卫·休谟或亚当·斯密，借着他们的言说，我们可以了解那些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那些指导我们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