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零散的经济思想有别于系统的经济学 我从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资料里摘录了一些中国人的反思——思想是对日常生活的反省，而经济思想则是对日常经济活动的反省，例如《论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 墨子 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就是关于经济伦理的论述。杨朱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据说，那时天下的学人,“不归杨则归墨”。他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这是一种利己思想。《管子》的“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论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墨子》的“王刀无变，耀有变。岁变耀，则岁变刀。”1出自《墨子·经说下》：“买，刀耀相为贾。刀轻则耀不贵，刀重则耀不易。王刀无变，耀有变。岁变耀，则岁变刀。” 1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刀，指货币；耀，指粮食的价格；岁，是收成。他是说，既然货币的样式、量都没变化，为什么粮食的价格总是变化呢?因为粮食收成变了,“岁变耀，则岁变刀”，这句话说得非常玄。你说它是货币理论?那比弗里德曼或者那些货币理论的先驱人物至少早了1500年，但这些只是零零散散的经济思想，不是经济学。 （2）非核心议题的数据分析不是经济学思想 经济学是对经济活动的核心议题的反省所导致的知识，不是简单的思想。比如说，如果我们反省的主要的日常活动是市场经济，那么，价格理论就成为核心议题。在斯密以前的时代，甚或斯密本人的时代，很多人这样认为，农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那什么是核心议题呢?地租和赋税。围绕这两个主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如果奴隶与城邦国家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那么，政治就成为核心议题，就是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命题，经济学其实是政治的一部分，并且叫做“家政”、“家政学”。今天，服务业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像贝克尔说的，我们进入了人力资本的时代，人力资本成为核心议题，在这个核心议题的基础上，知识理论就成了经济学理论的新的形式和发展方向。这些是经济学的例子。 上面是《货币经济学杂志》（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2001年）上的一篇论文的摘要，两位作者非常有创新精神，他们用傅立叶变换来研究经济周期——最早观察经济周期的人专门观察太阳黑子活动，他的名字叫做杰文斯（WSJevons），你们以后会有很多人对他感兴趣的。你们如果学过电工学原理，就会对频谱分析比较了解，其实，这篇文章应该写给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们。例如：Xi是中国GNP时间序列，它的自相关函数是γ(t)，对此做傅立叶变换得到f(ω)，把它分解为基波，一次的和二次的，四次的……这样叠加起来。傅立叶变换的结果，那就是f(ω)，ω是频率。然后在ω的一个相对的、预先设定的带宽之内，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能量的储备。能量的波动，这两位科学家认为，就是经济周期的实质。你想想看，从一个火星人的角度看，地球上的经济周期，无非是能量转换的速率发生了变化。有没有道理呢?要看对历史数据的拟合，所以他们用了欧洲各国的多年的数据——19世纪末叶欧洲13国的工业生产数据——用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型，来解释已经公认的关于商业周期的特征性事实。 在下图中靠近原点π/4附近出现的第一个峰值，对应于大约3年到5年的商业周期，乘上2，变成π/2，就是新的商业周期。你们自己可以画一组正弦和余弦曲线，会发现可以逼近任何波形，不管是经济周期的，还是商业周期的，还是说话的波形。 再看下图， 在Run（俄罗斯）的图中，两排最高的波形，对应的是π/2，也就是7—10年的商业周期，而里面小的波形代表3—5年。在AUS（澳大利亚）的图中，小的商业周期是比较显著的。这两张图挺有意思，而作者的结论是什么呢?下面是两张汇总的图。 左边的图中，第一个最大的峰值，对应着794年的peaktopeak（从峰值到峰值）的经济周期，第二个稍小一点的，对应着429年的周期，最小的那个，是235年，很显著，至少7—10年的商业周期非常显著。右边的图是各国之间的相关的频谱分析、波动，分别是787年、424年和234年的周期。 作者的主要结论是：频谱分析可以揭示出两个周期的类型，一个是7—10年的，一个3—5年的。次要的结论是：农业占比重较大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比较小，而发达的工业国家，比如德国、英国、美国等，它们受到汇率联系的影响，因而其商业周期的相关性比较明显。 我们凭直觉就知道这篇文章不是经济学思想史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知识不同于思想。前者是科学建构，而后者提供问题意识——这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经常看到，从海外归来的学富五车的学者，由于缺乏本土问题意识，提出一些很可笑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非常重要。表达问题意识的一个例子，就是刚才引的墨子的话，所谓“岁变耀，则岁变刀”，它是经济思想，但不是经济学，因为 知识不同于思想。前者是科学建构，后者提供问题意识。所谓“岁变耀，则 岁变刀”，是经济思想而不是经济学。科学建构首先需要科学话语，其次需 要主体间客观性的表述。 它首先就缺乏一种建构，即一步一步地构造出“岁变耀”和“岁变刀”之间的因果关系，如牛顿力学一样。更进一步来说，墨子的语言都不是科学语言，因为没有任何定义，什么是“耀”，什么是“刀”?刀到底是名词呢，还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很多用汉语表达的经济思想，受到这方面的局限，而科学建构首先需要科学话语，其次需要主体间客观性的表述——由于陈述有主体间客观性，所以它是可检验的。这两点正是知识不同于思想的地方。什么叫主体间客观?就是不仅仅是你知道这件事是真的，你还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是真的，而如果你讲的这件事是你梦里面发生的，那么你想让别人相信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主体间共识的记录，历史事件的记录，才满足科学的第二个条件。陈述，不能是纯主观的。 （3）经济史不同于经济学思想史 埃文斯（Evans）是二战前美国很重要的一位经济史家，下面的图出自他1941年发表在《经济史杂志》（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上的一篇文章，刻画了1870—1940年美国东部各州注册公司的数量的变动情况： 不同的线，代表不同的州，而每个州在各个时间段内注册公司的数量都在图中表示出来了，这就是一种记录。记录，就是有记可查。在这种具有主体间客观的记录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推测。 他把公司数量的波动和商业周期结合起来讨论。在商业周期的图里，向上的箭头代表商业周期的景气时期，向下的代表不景气时期；而在公司数量的图里，向上升的线代表公司数量的增加，反之则代表减少。他把公司数量的波动，对应到另一套有据可查的数据里面，就是商业周期的年代。比较这些箭头的方向，他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学习经济周期理论都知道这个结论，就是企业家在接近每一次萧条的底部的时候，就开始组织新的公司，这时候，公司的注册数量就上升。为什么?我引用一位教我中国经济最多的老师的话——谁在冬天把冰棍卖得最火爆，谁就是企业家。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景气达到极点的时候，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开始筹划新的产品，注册新的公司。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中期，美国的经济学家就有这个观点了。到谷底时公司注册数目增加，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Pushon，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没有头寸了，如现在的券商一样，纷纷倒闭。倒闭以后一定有人接盘，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谷底之前的几个月，新公司的数量就以增速开始上升。这是一个主体间客观的陈述，是经济史的，但不是经济思想史的。 进一步的，埃文斯的第三个研究步骤，是要看在长时段里的趋势。刚才我们看到的是1870—1940年的，显然，在世纪初的时候，公司数量有一个总体的上升，这不能用商业周期来解释，所以，他把更早一些时间段的画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1840—1920年间的中间时间段，公司注册的总量忽然上升。我们现在知道，100年之前，就是在1740—1820年间，英国的公司数量也发生了同样的迅速上升，这被称为“公司爆炸”。100年后，在美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作者随后给出了一些解释。 这是经济史作为经济思想的反省对象的一个典型，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案例。埃文斯把三个主要工业州的六个基础产业状况，在刚才那个时间段，也就是最关键的20年里面，画出了曲线——水、电、煤气、采矿、不动产等，然后给出了他的一些解释。他解释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但他解释的样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还不是经济学思想。 （4）经济学思想是对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反省 经济学思想是对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反省。对价格理论的反省导致“价值”学说；对“资本—劳动”关系的反省导致“马克思主义”；对税收理论的反省导致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下面的文章，是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它发表在1996年的《社会经济学杂志》（JournalofSocioeconomics）上。这篇文章是要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商业企业提出的商业伦理观，作者反思了全部的商业伦理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列出了下列七条自由主义商业伦理观，这里说的自由主义是Liberalism。形象地说，Liberalism就是克林顿主张的自由主义。它不同于哈耶克等人主张的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 自由主义的ethos，也就是伦理观，由下列七个方面来刻画，我翻译一下：自由主义，不同于古典（保守）自由主义，主导着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和价值塑型；社会以原子个人的自由为基础；个人仅仅是自利的；所以，经济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是工具性的（相互利用的）；自由市场就其本质而言是稳定的和自矫正的；在政府与商业之间有天然（合理）的劳动分工；商业的惟一伦理责任是实现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并且最大化股份持有者的财富（利润），这一责任被表述为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是自由主义的商业伦理观念，然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1）零散的经济思想有别于系统的经济学 我从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资料里摘录了一些中国人的反思——思想是对日常生活的反省，而经济思想则是对日常经济活动的反省，例如《论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 墨子 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就是关于经济伦理的论述。杨朱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据说，那时天下的学人,“不归杨则归墨”。他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这是一种利己思想。《管子》的“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论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墨子》的“王刀无变，耀有变。岁变耀，则岁变刀。”1出自《墨子·经说下》：“买，刀耀相为贾。刀轻则耀不贵，刀重则耀不易。王刀无变，耀有变。岁变耀，则岁变刀。” 1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刀，指货币；耀，指粮食的价格；岁，是收成。他是说，既然货币的样式、量都没变化，为什么粮食的价格总是变化呢?因为粮食收成变了,“岁变耀，则岁变刀”，这句话说得非常玄。你说它是货币理论?那比弗里德曼或者那些货币理论的先驱人物至少早了1500年，但这些只是零零散散的经济思想，不是经济学。 （2）非核心议题的数据分析不是经济学思想 经济学是对经济活动的核心议题的反省所导致的知识，不是简单的思想。比如说，如果我们反省的主要的日常活动是市场经济，那么，价格理论就成为核心议题。在斯密以前的时代，甚或斯密本人的时代，很多人这样认为，农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那什么是核心议题呢?地租和赋税。围绕这两个主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如果奴隶与城邦国家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那么，政治就成为核心议题，就是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命题，经济学其实是政治的一部分，并且叫做“家政”、“家政学”。今天，服务业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像贝克尔说的，我们进入了人力资本的时代，人力资本成为核心议题，在这个核心议题的基础上，知识理论就成了经济学理论的新的形式和发展方向。这些是经济学的例子。 上面是《货币经济学杂志》（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2001年）上的一篇论文的摘要，两位作者非常有创新精神，他们用傅立叶变换来研究经济周期——最早观察经济周期的人专门观察太阳黑子活动，他的名字叫做杰文斯（WSJevons），你们以后会有很多人对他感兴趣的。你们如果学过电工学原理，就会对频谱分析比较了解，其实，这篇文章应该写给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们。例如：Xi是中国GNP时间序列，它的自相关函数是γ(t)，对此做傅立叶变换得到f(ω)，把它分解为基波，一次的和二次的，四次的……这样叠加起来。傅立叶变换的结果，那就是f(ω)，ω是频率。然后在ω的一个相对的、预先设定的带宽之内，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能量的储备。能量的波动，这两位科学家认为，就是经济周期的实质。你想想看，从一个火星人的角度看，地球上的经济周期，无非是能量转换的速率发生了变化。有没有道理呢?要看对历史数据的拟合，所以他们用了欧洲各国的多年的数据——19世纪末叶欧洲13国的工业生产数据——用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型，来解释已经公认的关于商业周期的特征性事实。 在下图中靠近原点π/4附近出现的第一个峰值，对应于大约3年到5年的商业周期，乘上2，变成π/2，就是新的商业周期。你们自己可以画一组正弦和余弦曲线，会发现可以逼近任何波形，不管是经济周期的，还是商业周期的，还是说话的波形。 再看下图， 在Run（俄罗斯）的图中，两排最高的波形，对应的是π/2，也就是7—10年的商业周期，而里面小的波形代表3—5年。在AUS（澳大利亚）的图中，小的商业周期是比较显著的。这两张图挺有意思，而作者的结论是什么呢?下面是两张汇总的图。 左边的图中，第一个最大的峰值，对应着794年的peaktopeak（从峰值到峰值）的经济周期，第二个稍小一点的，对应着429年的周期，最小的那个，是235年，很显著，至少7—10年的商业周期非常显著。右边的图是各国之间的相关的频谱分析、波动，分别是787年、424年和234年的周期。 作者的主要结论是：频谱分析可以揭示出两个周期的类型，一个是7—10年的，一个3—5年的。次要的结论是：农业占比重较大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比较小，而发达的工业国家，比如德国、英国、美国等，它们受到汇率联系的影响，因而其商业周期的相关性比较明显。 我们凭直觉就知道这篇文章不是经济学思想史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知识不同于思想。前者是科学建构，而后者提供问题意识——这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经常看到，从海外归来的学富五车的学者，由于缺乏本土问题意识，提出一些很可笑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非常重要。表达问题意识的一个例子，就是刚才引的墨子的话，所谓“岁变耀，则岁变刀”，它是经济思想，但不是经济学，因为 知识不同于思想。前者是科学建构，后者提供问题意识。所谓“岁变耀，则 岁变刀”，是经济思想而不是经济学。科学建构首先需要科学话语，其次需 要主体间客观性的表述。 它首先就缺乏一种建构，即一步一步地构造出“岁变耀”和“岁变刀”之间的因果关系，如牛顿力学一样。更进一步来说，墨子的语言都不是科学语言，因为没有任何定义，什么是“耀”，什么是“刀”?刀到底是名词呢，还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很多用汉语表达的经济思想，受到这方面的局限，而科学建构首先需要科学话语，其次需要主体间客观性的表述——由于陈述有主体间客观性，所以它是可检验的。这两点正是知识不同于思想的地方。什么叫主体间客观?就是不仅仅是你知道这件事是真的，你还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是真的，而如果你讲的这件事是你梦里面发生的，那么你想让别人相信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主体间共识的记录，历史事件的记录，才满足科学的第二个条件。陈述，不能是纯主观的。 （3）经济史不同于经济学思想史 埃文斯（Evans）是二战前美国很重要的一位经济史家，下面的图出自他1941年发表在《经济史杂志》（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上的一篇文章，刻画了1870—1940年美国东部各州注册公司的数量的变动情况： 不同的线，代表不同的州，而每个州在各个时间段内注册公司的数量都在图中表示出来了，这就是一种记录。记录，就是有记可查。在这种具有主体间客观的记录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推测。 他把公司数量的波动和商业周期结合起来讨论。在商业周期的图里，向上的箭头代表商业周期的景气时期，向下的代表不景气时期；而在公司数量的图里，向上升的线代表公司数量的增加，反之则代表减少。他把公司数量的波动，对应到另一套有据可查的数据里面，就是商业周期的年代。比较这些箭头的方向，他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学习经济周期理论都知道这个结论，就是企业家在接近每一次萧条的底部的时候，就开始组织新的公司，这时候，公司的注册数量就上升。为什么?我引用一位教我中国经济最多的老师的话——谁在冬天把冰棍卖得最火爆，谁就是企业家。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景气达到极点的时候，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开始筹划新的产品，注册新的公司。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中期，美国的经济学家就有这个观点了。到谷底时公司注册数目增加，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Pushon，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没有头寸了，如现在的券商一样，纷纷倒闭。倒闭以后一定有人接盘，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谷底之前的几个月，新公司的数量就以增速开始上升。这是一个主体间客观的陈述，是经济史的，但不是经济思想史的。 进一步的，埃文斯的第三个研究步骤，是要看在长时段里的趋势。刚才我们看到的是1870—1940年的，显然，在世纪初的时候，公司数量有一个总体的上升，这不能用商业周期来解释，所以，他把更早一些时间段的画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1840—1920年间的中间时间段，公司注册的总量忽然上升。我们现在知道，100年之前，就是在1740—1820年间，英国的公司数量也发生了同样的迅速上升，这被称为“公司爆炸”。100年后，在美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作者随后给出了一些解释。 这是经济史作为经济思想的反省对象的一个典型，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案例。埃文斯把三个主要工业州的六个基础产业状况，在刚才那个时间段，也就是最关键的20年里面，画出了曲线——水、电、煤气、采矿、不动产等，然后给出了他的一些解释。他解释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但他解释的样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还不是经济学思想。 （4）经济学思想是对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反省 经济学思想是对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反省。对价格理论的反省导致“价值”学说；对“资本—劳动”关系的反省导致“马克思主义”；对税收理论的反省导致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下面的文章，是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它发表在1996年的《社会经济学杂志》（JournalofSocioeconomics）上。这篇文章是要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商业企业提出的商业伦理观，作者反思了全部的商业伦理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列出了下列七条自由主义商业伦理观，这里说的自由主义是Liberalism。形象地说，Liberalism就是克林顿主张的自由主义。它不同于哈耶克等人主张的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 自由主义的ethos，也就是伦理观，由下列七个方面来刻画，我翻译一下：自由主义，不同于古典（保守）自由主义，主导着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和价值塑型；社会以原子个人的自由为基础；个人仅仅是自利的；所以，经济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是工具性的（相互利用的）；自由市场就其本质而言是稳定的和自矫正的；在政府与商业之间有天然（合理）的劳动分工；商业的惟一伦理责任是实现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并且最大化股份持有者的财富（利润），这一责任被表述为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是自由主义的商业伦理观念，然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批评。